1、 杠杆思维

香帅老师在《金融思维20讲》里，讲到了“如何把杠杆思维运用到生活中”，讲的非常好，分享一下。

香帅老师指出，杠杆思维其实包含着两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借力思维，另一种是硬核思维。

借力思维，指的是谁能拿到最优的、最长的那根杠杆，进而能够最成功地借力，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香帅老师就举了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制造企业以及2000年后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暴涨的例子来解释，那时快速致富的企业是如何利用杠杆思维的。这种思维也同样适用于个人成长。一言以蔽之，找到正确的杠杆也是我们的人生必修课。

硬核思维，指的则是“支点”。也就是说，杠杆效应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支点的硬度是必要条件，否则反而会放大损失。正如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好金融，坏金融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金融的杠杆效用是不是有好的项目、好的实体经济、好的核心支持。这对我们个人生活上来讲，也是非常有借鉴启发的。

香帅老师在文章里有句话讲的不错，“一个具有硬核的人，你就会发现，借力周边就变得非常容易。只要你有内核在，杠杆是容易得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杠杆是创造的而不是碰到的。”

2、读书，须预定终身趋向 | 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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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先生说“读书，须预定终身趋向”，什么意思呢？

太隐识:

读书的终点不是博学，而是成为一个目标清晰、精神自洽、知行合一的“人”，即熊十力先生说的“有补于学问，而学问又与事功相应”，这与曾国藩的“读书三有”观点倒是很相似。

3、博主是不是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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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看到我时不时分享佛学内容并创作禅诗，就问我是否信仰佛教。

太隐识:

虽然我并不是佛教信徒，但我对佛学，尤其是禅宗，倒是有着浓厚的兴趣。阅读这些内容不仅让我感到有趣，还能激发我许多思考。所以，我也喜欢从佛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一个禅宗公案。有人曾问赵州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父回答：“吃茶去。”

所以说，品茶并不一定要种植茶园，但茶香却能够沁入心脾。对于信徒来说，这碗茶象征着虔诚；对于学者而言，它透露着智慧。而在我这杯茶中荡漾的，是属于我自己的禅思。难道这不有趣吗？哈哈。这样或许更容易理解吧。

4、陈嘉映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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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先生曾写道，“一开始我没打算以哲学为业。但各种情况吧，有意无意就让我用哲学就业了。不说谋生吧，以哲学为业也许是说，他主要的精神活动是用究理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不可以吧。但我还是觉得，多数人，哪怕好道，也不必以穷理盘道为业，专门穷理盘道容易蹈空。还是以比较落实的事情为业比较好，心理学、社会学、做建筑、教物理、做企业、当县长，同时也可以好道。其实，这样的人多了，穷理才有意思，他做企业，他研究基因，但是他好道，从好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度来好道，这道才有意思。干各种事情的人都不好道，另有好多人成天盘道，什么具体的事情都不做，或干脆不会做，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比较糟糕。哲学最美好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师、舞蹈家，都读点儿哲学，他们中间有些人，谈起我们所谓的哲学，竟像行家里手一样。”

太隐识:

在我看来，陈嘉映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一种“共生”哲学的生态。这意味着，如果实干家们懂得一些哲学，并将其用于优化实践，那么专门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也能从各行各业汲取更多营养，从而使他们的思考变得更加深刻、有趣和有价值。

5、过渡之思 | 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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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随着哲学的终结，思也已一道终结。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 —— 海德格尔

太隐识:

我一直很喜欢海德格尔这句话（好像我喜欢海德格尔的话太多了🥲），这里的“终结”并不是指哲学活动停止了，而是指哲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考方式、一种追问存在问题的路径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界限和完成形态。所以指的是完成，而非“消亡”。而哲学的终结则为一种全新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打开了空间（这种“思”所带来的任务也更本源，更艰难）。即“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放弃哲学固有的思维方式，以重新回应存在本身的召唤，亦是开启一种全新的思想起点。

6、增强回路 & 调节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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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多斯说，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系统在呈指数级增长，那么这个系统中必然存在增强回路；同时，系统中也必然存在至少一个调节回路，因为在有限的环境中，没有一个物理系统可以无止境地增长下去。一开始，系统可能增长得很快，调节回路不明显，好像没起作用；但随着增长的持续，调节回路的力量会压倒增强回路，让增长逐渐放缓，直到停止。

7、苏格拉底和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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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苏格拉底曾说，“我是说一个了不起的论证，它把一切都说成相对的，你不能正确地用任何称呼来称呼任何事物，比方说，大或小，重或轻，因为大的会是小的，重的会是轻的——并没有什么单个的事物或性质，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彼此混合所产生的；这个变化，我们把它不正确地称为存在，其实是变化，因为没有什么永远长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

太隐识:

苏格拉底这段话确实与辩证法挺相似的，但是仍然停留在了万物流变的描述上，不过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敏锐的观察到这种现象也真的非常厉害了。

8、 王天挺的写作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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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买了本《南方周末写作课》，学学写作技巧，看到王天挺老师分享的写作方法论，很有启发，分享一下。

• 写好细节的四个步骤：观察；写作的训练；细节的准备；追问。
• 提高故事高级感的三种方法：找到叙述的节奏感；勾勒故事的画面感；制造独特的语言风格。
• 经典开头十式：场景式开头；直接引语；第一人称讲述；动作开头；专家言论；描述事件；突破常识性问题；完整故事；引人深思式；观察式。
• 经典结尾五式：金句式；叹息式；首尾呼应式；提出新问题式；借鉴文学作品的结尾方式。
• 让故事更有文学性的四种方法：“抽象阶梯”；变换叙事视角；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不要简单地贴标签。（这个讲得不错）

9、 历史就是“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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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的一句话，“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读历史就是去了解人类心智曾经达到的地方，了解这些，我们能了解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的理性，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够达到何种的底线。

10、坂口拓 ｜ 电影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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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vuizqE7w/?vd_source=28321308a211180f11e1dcec72a05e25)

太隐识:

这应该是我看过的讲坂口拓最好的影评了，在现代动作片领域，确实需要会整活的人，多去注入话题，带动电影创作的活力。坂口拓最牛的应该是那部长达77分钟长镜头的《狂武藏》，绝对能称得上是影史标志了，很大胆的创新。

11、《毒战》 解说 ｜ 食影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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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H4eznEj7/）

作为杜琪峰的老粉，这部片子在当时真的被低估了，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位up解读的非常好，解答了我当时看完后的一些疑问。推荐观看。

我们从小都应该听到过一句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那么，三个和尚为什么反而没水喝了呢？

其实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即当三个和尚在一起时，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取水的责任。这种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收益由大家平均分享，而成本却需要某些人单独承担。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倾向于成为“搭便车者”。

所以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这一逻辑，就能更好地领悟社会中许多现象的本质。

一、集体行动问题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从个人的行为到集体的行动之间应有一种关键的机制。但它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一个个体的行为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因而无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社会领域的一种改善。

举个例子，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要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由于认知局限或个人执念，这个决策可能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周围的管理团队能看出问题，但是否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呢？

从生活经验看，很多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在于反对需要承担成本，而决策改善后的收益却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就导致了集体沉默的现象。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过去新闻上常看到的湖泊治理，工业化之前，湖水清澈，环境优美。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各种污染源增加，湖水逐渐变得浑浊。那这不就损害了每个市民的利益了么，谁不希望在清澈的湖边散步呢？

但湖泊的环境治理就会涉及几个利益相关方，一是市民，市民的生活品质自然受到影响；二是排污的企业，企业需要承担治理的成本；三是政府，政府即要依赖企业税收，又需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治理难的原因，但这也是接下来的集体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二、集体行动逻辑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写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那么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呢？

可以说，他大概是20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十本书之一。它在谷歌的学者数据当中，引用已超56000多，可见其影响程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96945/

而奥尔森在这本书里，针对集体行动主要提出了四个核心逻辑。

一是在他看来，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个人是理性的，当存在共同利益时，人们会通过社会契约进行集体行动来实现目标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二是理性人假设。奥尔森理论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然而，理解此处的“理性”至关重要。它并非等同于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知、计算完美的“经济人”。更精确地说，它首先指行为的目的性与一致性。其次，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下审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 BoundedRationality）理论指出，由于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个体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进一步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决策过程深受心理偏误影响，这解释了为何声望、荣誉感等非物质因素也能成为强大的行动驱动力。因此，奥尔森的“理性人”是一个分析工具，其核心在于强调在没有特殊激励时，个体不会天然地为集体利益付出成本。

三是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源于集体行动所追求目标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无论是洁净的湖水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具备两大特征，即非竞争性（一人享受不会减少他人可享用的量）与非排他性（无法轻易阻止未付出成本者从中受益）。正是这“非排他性”，直接导致了“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的产生。对于一个理性的个体而言，既然无论自己是否贡献（如参与治污），都能享受到集体行动成功后的成果，那么最优策略便是让别人承担成本，自己坐享其成。同时，污染本身是典型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未包含其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这种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行为在个体层面显得“理性”。

四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普遍性。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当人数增加时，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成本，自己享受收益，最终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发生。

另外，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而集体行动的困境仿佛恰是“N人囚徒困境”的映射，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搭便车”是无论他人如何选择的占优策略，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或缺失的集体非理性结局。

三、集体行动如何发生

既然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什么情况下集体行动仍然可能发生？奥尔森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条件:

一是收益远大于成本。当改善带来的收益很大，而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时，即使一个人承担全部成本，他获得的平均收益仍然超过成本，这时就会有人主动行动。例如，当楼道停电时，有经验的住户可能会主动检查保险丝并修复。虽然他的行动让整栋楼受益，但由于成本很小（时间和精力），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二是小规模集团。如果一个集团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是很好的例子。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不多，协调成本较低，收益分配相对明确。如果能游说国会通过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几家主要企业都能获得明显收益。

三是强制机制。奥尔森认为强制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比如税收就是典型例子。国家需要提供基本安全和抵御外敌的能力，这些公共产品需要资金支持，而强制征税，国家解决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过说句题外话，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里，强制征税仍需要警惕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风险，以防止强制权力异化为 “寻租（Rent-seeking）”的工具。

四是选择性激励。也就是给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额外激励，使他们获得更高收益。比如看很多国家的政党就是典型例子，政党精英比普通成员获得更多政治机会和相关价值，这种选择性激励使政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

所以，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方说在有些领域，小集团经常可以战胜大集团，原因就在于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能力成反比，规模越大，越难采取有效行动，而规模较小时，反而更容易协调一致。比如，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就是例证，君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贵族面对的是平民阶层。但君主和贵族通过建立小规模的军事政治集团，成为更有效的政治行为者，因此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不过，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常看到有人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来说明小集团的行动效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小集团，的确展现了奥尔森理论所强调的行动力优势。不过这种成功更深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沙俄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以及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口号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力。所以，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此，小集团的组织优势是在宏观条件成熟时才得以最大化发挥，它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变量，而非唯一的决定变量。

四、集体行动的其他解释

不过奥尔森最厉害、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在这本书里研究完这一现象就丢一边去了，而是这套理论，你会在他其他著作里都能看到。比如他在《国家的兴衰》、《独裁、民主与发展》 （1993年发表的论文）、《权力与繁荣》中都曾引用自己这套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里简单说一下，展现其精彩之处。

一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国家发展。并得出结论，如果国家被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更容易走向衰败。如果统治精英与社会有共同利益（如通过税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更可能繁荣。如果精英只需谋取特殊利益就能获得收益，而不依赖整体经济发展，社会容易衰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68710/

二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化。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一文中，奥尔森还受到了中国华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启发，并分析了国家形成过程，首先是流寇阶段，多个统治者竞争，没有确定的法律秩序。由于统治者不确定能统治多久，倾向于掠夺而非建设，经济难以发展。然后是坐寇阶段，某个统治者建立稳定统治，倾向于征税而非掠夺。民众愿意从事生产，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经济开始增长。而最后则是民主阶段，为实现持久繁荣，必须限制统治机构权力，通过法治和民主约束权力。

三是生产性行为与掠夺性行为。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如果社会精英有动力从事生产性行为，社会走向繁荣，而如果精英有动力从事掠夺性行为，社会则走向衰败。这成为理解国家繁荣与衰败的基本分野，后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著作，很大程度上都重复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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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奥尔森写这本书的是19世纪60年代，但他能够系统的分析到从个人理性到集体行动之间的机制，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了，最夸张的是，等到有人质疑他理论的时候，都是25年后的事情了。可以说，奥尔森的这套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中许多公共领域问题长期无法改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战略思路。

但这套理论也是存在局限性。

一是忽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不仅是理性计算的动物，还受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十月革命时候的列宁就认识到了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具有特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先锋队组织。通过思想武装，小规模组织获得了强大行动力。

二是人的动机过于简化。作为经济学家，奥尔森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理性人，但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声望、尊敬、荣誉等非经济因素也都是重要动机，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做事就是不为直接经济收益，而是为了荣誉感，这可能促使他们率先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所以，关于简化人的动机这点，也是后来学界很多人对奥尔森主要质疑点之一。

不过尽管有局限，但理论的机制往往不在于面面俱到的分析，而在于为理解世界提供特定的、新颖的、有穿透力的视角。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比如为什么有些明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呢?

如何设计机制才来促进有效的集体行动呢?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于我们参与和改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人类为之追求、文明为之进步的阶梯。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云南永昌卫。

盛夏的瘴气如同浓雾，将这座帝国西南的边陲戍所包裹得密不透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在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就是杨慎，字用修。

一个本应在青史中以状元、宰辅之子、经筵讲官身份流芳的名字，此刻却如同一截被遗忘的枯木，倒在了远离故土的蛮荒之 地。他的一生，始于“一盏孤灯”，终于“一条大江”。

那盏孤灯，曾照亮他锦绣灿烂的前程，而那条大江，最终吞没了他所有的荣辱与悲欢。

一、玉堂孤灯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京师相府的书房内，深夜的寂静被一盏摇曳的孤灯打破。灯下，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正襟危坐，文思泉涌，写下了“一盏孤灯照玉堂”的诗句，这个少年便是杨慎。而这盏孤灯，是理解杨慎一生的钥匙。

彼时，这盏灯照亮的是一个天之骄子的锦绣前程。他的父亲，是当朝内阁首辅杨廷和，正试图用他那持重而有力的手，稳住这艘在正德皇帝荒唐游戏中摇摇欲坠的大明巨轮。而作为长子，杨慎自出生起，便被寄予了继承父辈荣光与志业的厚望。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期望。或者说，他的天赋，早已超越了所有人的期望。史书和野史笔记都有记录着他的早慧，京城中，“杨状元”的称呼，几乎是在他束发之年便已早已预留给他的冠冕。

正德三年（1508年）的会试事件，更为这位“京城第一才子”的传奇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传，在考场之上，杨慎文思泉涌，下笔万言。然而，夜深人静下，阅卷官王鏊和梁储因过于喜爱杨慎卷子上的文章而反复研读，不慎将烛火燎着了卷子，导致一篇佳作化为灰烬。次日，二人为逃避责任，只得另选佳作，而杨慎因此落榜。此事真伪或不可考，然天下信之，足见其才名之盛，已非科场成败所能拘。

三年后，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的杨慎再次踏入贡院。这一次，命运没有再开玩笑。他以一篇汪洋恣肆、纵论古今的策论，毫无悬念地夺得殿试第一。当身着红袍、头戴金花的他跨马游街时，整个京城为之沸腾。他是大明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是首辅的骄子，是翰林院的修撰，更是天子门生。此刻，他的人生，宛如那盏彻夜通明的玉堂孤灯，光芒万丈，照得前路一片坦途。他自信、张扬、才华横溢，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最高理想。他坚信，凭借胸中所学与一腔热血，定能辅佐君王，澄清宇内，青史留名。

但他不知道，那盏灯，早已为他的一生埋下了孤高与宿命的伏笔。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位比正德帝聪明百倍，也冷酷百倍的嘉靖帝。这位皇帝将亲自出手，将这盏灯从繁华的玉堂，掷入万里之外的蛮荒烟瘴。

二、金銮对峙

正德十六年（1521年），荒唐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年仅三十岁且无子即位。此时紫禁城的权力真空，将杨廷和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他以首辅之尊，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一手策划并迎立了武宗的堂弟、远在湖广安陆的兴王朱厚熜入继大统。

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天子，便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当朱厚熜的车驾抵达京城郊外时，一场关乎国本与皇权的巨大风暴已在酝酿之中。杨廷和率百官出迎，要求他从东安门入，居于文华殿，以太子身份完成即位仪式。

而这个仪式，其实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其实就是在告诉嘉靖，你是来继承大统的，必须被纳入孝宗皇帝的宗法体系，成为他的“嗣子”。

然而，这位来自藩邸的少年，却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政治嗅觉与执拗。

他拒绝了。

“吾奉诏嗣皇帝位，非为皇太子也。”

他坚持要从大明门（皇帝出入的专属之门），堂堂正正地走进皇官。这是他打响的第一枪，目标直指杨廷和所代表的文官集团为他设定的礼法牢笼。

这便是震动朝野的“大礼议”的开端。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嘉靖帝应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兴献王与兴王妃，是称“皇叔考”，还是追尊为“皇考”（皇帝的父亲）。

但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意志的殊死搏斗，一边是以杨廷和、杨慎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他们坚守的是“继统不继嗣”的祖制礼法。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宗法传承与礼仪秩序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皇帝的个人情感。因为这是维护帝国稳定的基石，也是文官集团用“道统”制约“君权”的最后防线。另一边，是孤身入京的嘉靖皇帝，他聪慧、敏感而又自尊心极强。他无法容忍在名义上“背叛”自己的亲生父母，去认一个从未谋面的伯父为父。

更重要的是，作为天生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礼法之争，更是他摆脱杨廷和等旧臣控制、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唯一机会。所以，他以“孝道”这一儒家最根本的伦理为武器，向庞大的文官体系发起了挑战。

起初，杨慎并未处在风暴中心，此时他作为翰林修撰，更多的是在父亲的身后，为护礼派提供法理与经义上的支持。他看着父亲杨廷和这位为大明操劳一生的老臣，在与那位少年天子的拉锯战中日渐疲惫。杨廷和的策略是持重、退让，试图用时间和朝堂的集体压力，让皇帝慢慢接受既成事实。

但杨廷和低估了嘉靖的决心，嘉靖帝开始越过内阁，直接提拔支持自己的新科进士张璁、桂萼等人，组建起“议礼派”的核心团队。朝堂之上，新旧势力短兵相接，暗流涌动。杨廷和感到心力交瘁，最终选择了致仕归乡，希望以自己的离开，换来风波 的平息。

然而父亲杨廷和的退隐，不仅没有平息风波，反而抽掉了压在火药桶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约束，杨慎性格中那份属于天才的刚直与激烈，被彻底激发出来。他无法容忍祖宗礼法被如此践踏，更无法容忍父亲一生的坚守付诸东流。于是，杨慎选择了站出来，成为护礼派最决绝的领袖。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皇帝强令群臣议定兴献帝的尊号。此时，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杨慎与同僚二百余人，身着青衣官袍，从长安街一路行至左顺门外。他们跪伏在地，从清晨到正午，烈日暴晒，汗透衣背。官员们开始撼门，宫门在二百多双手的撞击下发出沉闷的巨响。他们放声痛哭，哭声在紫禁城高大的红墙间回荡。杨慎站在这群人的最前面，振臂高呼，那声音撕裂了京城压抑的空气，也为自己的命运写下了判词——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的口号，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集体殉道。他们知道此举的后果，但他们仍然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击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皇权之墙。

这不仅是文人风骨的最高姿态，同时也是政治生涯“自杀式”的终结。

而门内的嘉靖帝被彻底激怒了，这位隐忍了三年的君主，终于露出了他冷酷的獠牙。他下令将所有官员逮捕下狱，并随即在宫廷之上，对为首者施以“廷杖”。廷杖虽始于东汉，但直到明初仍是保留厚衣示辱，但明朝中期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掌权后，便改为了去衣行刑，导致致死率极高。锦衣卫的校尉们，会用浸过油的粗大棍棒，击打受刑者的大腿和臀部。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读书人尊严的侮辱，更是对肉体乃至生命的摧残。

而彼时的杨慎被死死按在冰冷的金砖地上，他能听到棍棒划破空气的呼啸，能感到每一次重击带来的、深入骨髓的剧痛。血肉模糊，意识在清醒与昏厥之间不断的摇摆。

那一刻，他作为天子门生的所有荣耀与幻想，都随着棍棒的落下，被一同打得粉碎。

他活了下来，但有十六位同僚死于这次廷杖，存活下来的人，则拖着伤躯戴上枷锁，发配充军，杨慎则被发配帝国的边陲一—云南永昌卫。

圣旨下达的那一刻，杨慎的政治生命，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了。那盏曾照亮玉堂的孤灯，骤然熄灭。

前方，是三千里瘴疠之地，是无尽的黑暗与流放。

三、滇南孤臣

此一去，山高路远，杨慎的妻子黄峨（蜀中四大才女之一）执意伴行。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杨慎身带重枷，望着满脸憔悴的妻子，心如刀绞。不忍黄娥相送，遂悲痛写下《戍云南·江陵别内》以诉衷肠。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

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读罢丈夫的诗句，悲痛欲绝，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此后的三十五年间，两人鲜少见面。

有生别离，对于两个有情的人来说，真是人生的一大苦处，如杨慎那句“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此中滋味，非未经历者所能深切。

从京师到云南，三千里的路途，杨慎走了整整四个月。在官差的押解下，一步步走向帝国的边缘。昔日状元游街的风光，与此刻阶下囚的狼狈，形成了人生最残酷的对照。

而之所以走了四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曾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改革，裁撤了很多“冒滥官”（即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或军功的官员），这些人见杨家失势后，买了很多杀手企图在押解路上杀了杨慎泄恨，而杨慎得知消息后，一路上非常谨慎，小心翼翼。

经历了漫长的艰难险阻后，杨慎终于来到了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但现实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这里是“穷荒绝域”，瘴气弥漫，疫病横行。他从云端的翰林学士，跌入戍卒的泥淖，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军役、恶劣的环境，以及来自政敌可能随时再次发动的追杀，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杨慎乃至“卧病左足偏，肉黄皮皱形半脱”，几乎死去。

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微光，成为了他绝境中的救赎。永昌知府严时泰与杨慎是同年进士，但严时泰非常敬重杨慎的才华与为人，于是冒着风险，将杨慎从繁重的军役中解脱出来，安排他做一些文书工作。而巡按云南的御史郭楠，不仅上疏为杨慎求情，更在永昌城外的山间，为他修葺了一座云峰书院。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杨慎得以有一地方，修养身体。

而这座书院，也成为了杨慎在云南的“迦南美地”，让杨慎有了一个可以栖身、可以读书、可以讲学的地方。在这里，那盏熄灭的孤灯，被重新点燃了。

这一次，它照亮的不再是通往权力之巅的仕途，而是通往文化深处的幽径。

杨慎的生命，在政治的废墟上，开始了另一种维度的重建。他不再是那个一心要“致君尧舜”的政治家杨慎，而是回归成为纯粹的学者杨慎。

有时候，我私心以为，这才是这位大才子的真正归宿。但历史真若如此，怕是难看到那首惊为天人的《临江仙》了。

被剥夺了政治身份，反而让杨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在京城，他是权力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学问是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云南，他摆脱了所有束缚，学问本身成了他生命的目的与归宿。

他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这片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土地。他发现，这里并非文化沙漠，而是蕴藏着勃勃生机的文明富矿。他学习当地的语言，考察山川风物，与各族士人交往。他的足迹遍布云南的山山水水，从一个流放者，变成了一个深入田野的学者。

“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

“湖荡鱼虾晨积场，市桥灯火夜交光。油窗洞户吴商肆，罗帕封颜爨妇妆。”

他的诗句，不再只有庙堂的忧思，更多了对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细致描摹。他整理西南文献，考证历史沿革，写下了不朽的云南民族史巨著《南诏野史》，为这片土地补上了缺失的历史。而他也并非完全消极避世。当寻甸土司安铨、武定土官凤朝文发动叛乱时，这位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竟“率家僮及步卒百余”，与当地守臣用计击败叛军，展现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另一面。

他在被帝国遗忘的角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着百姓免遭战乱。这三十余年的流放生涯，杨慎的身体虽被无情地摧残，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变得空前广阔。他著书立说，涵盖经、史、子、集，其涉猎之广，考据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他完成了从一个“专家”到一个“通儒”的蜕变。

那盏孤灯，在刺破蛮荒黑夜的同时，也为杨慎照亮了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

杨慎的声望与学识，在四川、云南广为流传，他的品德得到了云南百姓的高度认可与尊重，民间多有升庵之词（如现位于云南昆明西山区高峣村的“升庵祠”），香火旺盛。百姓们还创作了大量关于杨慎的民俗故事。在故事中，杨慎化身爽文大男主，与贪官豪强斗智斗勇。在大礼议事件中，更是施计给了嘉靖一耳光。这类故事爱憎分明，趣味盎然，充满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机智与幽默。杨慎也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逐渐神化，成为了百姓心中一尊代表智慧与正义的精神化身。

嘉靖八年（1522年）八月，西南边陲阴雨连连，杨慎因早年伤病时常旧疾发作。就在病痛折磨他的同时，家乡接连传来噩耗，他的弟弟杨恒与父亲杨廷和相继离开了人世，杨慎悲痛欲绝，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回家奔丧，可这样的人之常情却被断然驳回。杨慎泣血述情，百般求告，最终在巡抚欧阳重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到新都老家。

而在杨廷和离世的前一年，《明伦大典》修成。这意味着大礼议事件中嘉靖一方的彻底胜利。嘉靖迫不及待的又把当时反对的大臣们重新拉出来，治了一遍罪。退休多年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罢去生前所有荣耀，削职为民。谁能想到四朝元老、一代贤相死的时候却只能身裹布衣草草下葬。

因为是戴罪之身，杨慎无法守制。处理完父亲与弟弟的后事，他就立马踏上了返回云南的路程。

四、红粉傅面

而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并从未真正忘记杨慎。

这位君主，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和近乎病态的多疑。他可以二十年不上朝，但朝堂上下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对于当年在左顺门外，那个领头高呼、挑战他至尊皇权的状元郎，他更是耿耿于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看似不经意地问起：“杨慎云何？”

而锦衣卫的密探，像无形的影子，时刻监视着杨慎在云南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大赦天下，都会有朝臣们提请赦免杨慎，但每一次，嘉靖帝都毫不犹豫地朱笔一挥，两个字：“不准。”

这位天子，似乎就是要让杨慎，那个曾经的天之骄子，在屈辱与绝望中，烂死在西南的泥土里。

杨慎对此心知肚明。

他知道，紫禁城里那道冰冷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自己。他必须向那位皇帝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我，杨慎，已经废了。我沉溺于声色犬马，放浪形骸，再无一丝一毫的政治威胁。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最惊世骇俗的一幕“行为艺术”上演了。

根据史料记载，晚年的杨慎，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会在闲暇时，让人给自己傅上厚厚的红粉，梳起滑稽的双丫髻，头上插满鲜花。然后，在一群歌妓的搀扶下，醉醺醺地招摇过市。

比如《乐府纪闻》上曾写道，“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

街市上的百姓，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作此怪状，无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人嘲笑他疯癫，有人惋惜他堕落。而杨慎，就在这众人的嗤笑与同情之中，坦然前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

这是一种最高明的“佯狂”。

当他戴着花、涂着粉，被歌妓们簇拥着，像一个丑角一样穿过人群时，他知道，这幅荒诞的画面，会通过密探的眼睛，变成一行文字，最终呈现在嘉靖皇帝的御案上。皇帝看到报告后，或许会轻蔑地一笑，杨慎，士林领袖，不过如此。他老了，疯了，彻底不足为惧了。

据说，当有大臣再次报告说杨慎“老病”时，嘉靖帝才“稍觉宽慰”。

而杨慎得知消息后，就“更加放浪形骸”了。

正如杨慎所写，“愚者人嗤，我则悦安”，这何尝不是自嘲下的生存方式呢。杨慎用外在的荒唐，为自己内在的清醒与尊严，筑起了一道最后的屏障。

而在这副红粉傅面的伪装之下，他依旧是那个在书斋里通宵达旦、考镜源流的大学者。白日里，他是与歌妓嬉笑怒骂的“狂客”，而夜深人静之时，他则是与古圣先贤对话的“孤臣”。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杨慎刚刚结束一场喧闹的宴饮，送走那些环绕身边的莺莺燕燕。他洗去脸上的铅华，露出一张被岁月与苦难刻满皱纹的脸。他回到书房，重新点亮那盏熟悉的孤灯。灯光下，他摊开纸笔，继续撰写着他的著作（《丹铅》系列、《词品》等均为杨慎晚年所著）。

窗外，是云南的虫鸣与风声；而心中，却是无尽的悲凉与孤傲。

杨慎的“疯癫”，自然是演给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看的。他一生的悲剧，浓缩在这张涂满红粉的脸上——

大伪若真，大智若愚。

这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强大到无法抗拒的专制机器周旋时，所能做出的最悲壮，也最无奈的反抗。

五、江畔悲歌

晚年的杨慎，心中只剩下一个字：

归。

乡愁，就像一坛越陈越烈的酒，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浓得化不开。他常常登上永昌城外的高山，向着东北方，向着那遥远的故乡极目远眺。

那里，有他儿时的庭院，有他已逝去的亲人，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是比廷杖和流放更残酷的凌迟。

按照明朝的律例，流放的犯人年满六十即可赎身还乡（但执行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杨慎早已超过这个年限，他一次次地上疏请求，但每一次，都被嘉靖帝“不准”驳回。那道来自紫禁城的怨念，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将他死死地捆缚在云南的土地上。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云南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朝廷终于允许杨慎短暂离开戍所，到靠近故乡的泸州居住。或许是嘉靖帝也老了，或许是朝中还尚有同情他的人在斡旋。

无论如何，七十一岁的杨慎，终于踏上了离家最近的一片土 地。泸州，与四川仅一江之隔。

杨慎站在长江边，望着那滚滚东逝的江水，心中百感交集。江水的那一边，就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而这滔滔江水，又何尝不像他自己的一生。裹挟着泥沙，奔腾向前，无论遇到多少险滩绝壁，最终都汇入大海。

他想起了自己二十四岁状元及第时的意气风发，想起了左顺门前那一声决绝的呐喊，想起了廷杖的剧痛与屈辱，想起了云南三十余年的孤寂与坚守。

荣耀、理想、抗争、毁灭、重生...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飞速掠过。

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变迁，此刻都涌上心头。那些曾经让他痛苦不堪、让他彻夜难眠的恩怨情仇，在这浩荡的江水面前，忽然变得渺小起来。

他不是第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才子，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苏东坡曾在赤壁之下感叹“人生如梦”，辛弃疾曾在北固山头追忆“金戈铁马”。

而他，杨慎，在这泸州江畔，又该留下些什么呢？

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与苍凉，攫住了他。

他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肉身，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俯瞰着历史的长河。

于是，千古绝唱，脱口而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九个字从他口中吟出时，杨慎终于与自己、与嘉靖、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终极的和解。他不再是那个与皇帝抗争的杨用修，他将自己一生的悲欢，消解在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他完成了一个士大夫最后的升华，从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咏叹者。

然而，悲剧的终章，来得猝不及防。

一道冰冷的圣旨再次传来。

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让地方官感到了压力，或许是京城里的政敌再次进谗。他被勒令即刻返回云南永昌卫的戍所。

就这样，一个年近古稀、满身病痛的白发老人，在官差的押解下，再一次被强行带离。

他回望了一眼北方的故乡，眼中没有了泪水，只有一片死灰。最后的枷锁，还是落下了。

彼时，杨慎在云南的好友或调离或辞世，他孤寂非常，加上身体的病痛，折磨的这位老人苦不堪言，在病榻上，他写下了《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次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杨慎在云南的戍所中凄凉离世，终年七十二岁。

故乡的妻子黄峨知道杨慎去世后，徒步赶赴云南奔丧，扶柩归里，而后“独守孤坟”直到去世。

杨慎终其一生，也未能踏上归乡之路。

当数百年后，人们唱起那首《临江仙》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从未离去。

他化作了那座青山，那轮夕阳，那江上的一叶扁舟。

那盏曾在玉堂燃烧的孤灯，并没有熄灭。

它被长江的风吹向了历史的夜空，化作一颗永远明亮的星辰，照耀着后世每一个在黑暗中坚守的孤独灵魂。

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美国工程师、企业家，游戏开发商雅达利和出奇老鼠的创始人。只要谈起电子游戏史，布什内尔是绝对无法绕过的传奇人物。他发明了街机，创立了曾经的美国游戏业霸主企业雅达利，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游戏主机，甚至连史蒂夫·乔布斯都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可以说，布什内尔奠定了现代电子游戏产业的基础。

布什内尔更被《新闻周刊》评为”改变美国的 50 位人物“之一。

一、其人

（一）童年

1943年，诺兰·布什内尔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克里菲尔德。从小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发明天赋，他将自己的卧室和车库改造成实验室，专门研究无线电等电子设备，导致他的母亲每次进入他的房间都要做好防触电的准备，以防被自己儿子各种实验设备电到。

这些实验虽然还在正常孩子的游戏范围内，但后来的布什内尔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无线电研究。他曾经将一个一百瓦的灯泡装在风筝上，专门在夜里放飞，试图制造出战斗机突袭的视觉效果。他甚至制造了一个液体燃料火箭引擎，将其绑在滚轴溜冰鞋上，而目的只是想让自己成为小镇上最快的人。

结果，这个实验差点把自家的车库炸掉。

（二）大学

长大后，布什内尔先是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就读，但因为成绩不佳，转入了犹他大学工程学院，并以倒数第一名的成绩从电子工程系毕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整个大学时期，布什内尔都沉迷在计算机机房里玩一款名为《太空战争》（Spacewar）的游戏。这款游戏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拉塞尔 (Steve Russell)、马丁·格雷茨 (Martin Graetz)和韦恩·维塔宁 (Wayne Wiitanen)等六个人发明的 （PDP-1 汇编语言编写，这几位后来在计算机系统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性电子游戏。游戏中，允许两名玩家各自用摇杆和按钮控制飞船，在太空中互相发射鱼雷对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vb4Hktv7U&pp=ygUNU3BhY2V3YXIgZ2FtZQ%3D%3D

由于当时能够运行游戏的计算机只有科研机构、大企业和学校才买得起，而一到暑假，学校计算机房就会关门，导致诺兰无法玩游戏。这种苦恼也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这类游戏移植到电视机等更便宜的设备上，那不就能随时随地玩游戏了？

到了暑假，诺兰并没有闲着。他跑到马戏团门口摆地摊，销售口香糖等小商品，后来又到游乐场打工。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学会了中国象棋。似乎，只要是游戏，他的兴趣就异常的高。

（三）职业生涯

1968年，布什内尔大学毕业，布什内尔希望能够到迪士尼工作，这样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遗憾的是，迪士尼拒绝了他的申请。

为了维持生计，布什内尔进入了一家名为 Ampex 的磁带存储设备制造公司担任工程师。成为上班族后，他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休息。

然而，制作游戏机的欲望让他愈发强烈。他，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1971年，英特尔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 4004，这是第一款用于计算机的四位微处理器，虽然只有2300个晶体管，功能相当有限，但这个消息让诺兰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用4004作为核心，制造出梦想中的“游戏机”了。

布什内尔的妻子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为了让他安心研发游戏机，她甚至购买了一张双层钢丝床让两个女儿睡上下铺，腾出小女儿的卧室给布什内尔当工作室，还把仅有的500美元支持他创业（这个妻子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于 1969 年结婚，但 1974 年离婚了，原因没搜到）。

在这个简陋的小工作室里，诺兰以微处理器为主要部件，添加了一些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配上19英寸的屏幕，制造出了一个投币就能玩的“大盒子”——“电脑太空”（Computer Space）。这个“大盒子”比台球桌等设备小得多，非常适合摆放在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供客人游戏。

后来，这种机器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 —— 街机。

这台街机上的游戏是布什内尔和好友泰德·达布尼（Ted Dabney）合作开发的，名字也叫《电脑太空》，可以说，其实是当年布什内尔沉迷的《太空战争》的街机版本。

随后，两人将这台街机授权给位于硅谷的一家公司负责生产和销售。然而，由于游戏操作过于复杂，销量很差，这给了布什内尔一个重要的教训。

（四）雅达利 & Pong

这次失败，让布什内尔和达布尼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市场其实最需要的是操作更简单、更容易学习的游戏。

1972年，两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名为雅达利（ATARI）的公司。

起初，雅达利只是为其他公司设计游戏，比如他们的第一份合同就是为一家公司开发驾驶游戏。后来，他们聘请了计算机工程师艾伦·奥尔康（Allan Alcorn），决定自主开发游戏。

1972年9月，游戏终于完成了。

布什内尔和艾伦·奥尔康将这个游戏命名为Pong，名字灵感来源于击打乒乓球的声音。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两名玩家分别操纵自己的球拍移动，将屏幕中间的球弹向对面，只要一方没有接住，对方就获得一分。除了这些基本规则外，奥尔康还加入了许多创新想法，比如球在场上停留的时间越久，速度就越快；将球拍分成八段，每段反弹球的角度都不相同等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ShX2pTz9A&pp=ygUEUG9uZw%3D%3D

Pong 做完后，布什内尔等人决定先将这台游戏机放到一家酒吧里供顾客试玩，观察大家的反应。

布什内尔几个人其实内心很紧张，害怕再次失败。结果第二天酒吧老板就打电话将布什内尔叫醒，告诉他游戏机出现了故障，要求他立即将这台“破机器”搬走。布什内尔害怕极了，立马赶到酒吧检查后发现，自己都无法将硬币塞进游戏机。

结果，打开机器一看，原来是游戏机的盒子里装满了硬币。

Pong一经推出，酒吧里的顾客就疯狂地爱上了它。

看到Pong如此赚钱，布什内尔决定趁胜追击，开始大量生产。然而，当时他手头资金不足，自己找了两家游戏公司谈合作都被拒绝。最后，布什内尔孤注一掷，向银行贷款才勉强完成了Pong的生产。

1972年11月29日，Pong正式发布。

而值得一提的是，扩张期间，雅达利的员工也增加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19岁的史蒂夫·乔布斯。后来乔布斯创业时，曾找到曾经的老板布什内尔，声称自己开发了一个可以创造1000万美元利润的产品，希望布什内尔投资5万美元给苹果公司。布什内尔虽然欣赏他的想法，但还是没有投资。而乔布斯留给雅达利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写的工作备忘录（2012年，这张备忘录以275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而 Pong作为雅达利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游戏，几乎承载着公司所有人的希望，而它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当时测试Pong的那家酒吧在安装这台街机后，顾客数量大幅增加。Pong一台机器的收入就超过了其他所有娱乐设施（如自动点唱机、弹球机等）的收入总和。Pong 在市场正式发布后，两年内销量达到了8000台，雅达利的销售额也达到了1500万美元。

而英特尔发布的微处理器4004还没来得及引发计算机革命，但已经被诺兰用来让游戏机无处不在了，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们也拥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玩具。

（五）雅达利2600

但布什内尔的性格没什么变化，他仍然是除了玩游戏和发明游戏外，对其他事情都没什么兴趣。而雅达利这家公司在硅谷也因此出了名，被称为“怪人和疯子的乐园”。

继火爆的Pong街机之后，雅达利于1977年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 —— 雅达利2600游戏主机。雅达利2600是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用游戏主机，堪称现代游戏机的鼻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所谓的家用游戏机大多自带显示器，控制器也集成在主机上。雅达利2600巧妙地利用电视机作为显示屏，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之前的游戏机游戏都固化在主机存储器上，一旦玩腻了游戏，主机也就失去了价值。而雅达利2600开发了可更换的游戏卡带，玩家可以在不更换主机的情况下体验不同的游戏。

从1977年上市发售到1992年停止发售，雅达利2600共售出3000万台，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当时在美国大约每两台游戏机中就有一台是雅达利2600。仅1980年一年，它就为雅达利带来了接近20亿美元的利润。

但是，这笔巨额利润与诺兰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开发雅达利2600 游戏机总共耗费了七年时间。1976年，公司就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开发费用陷入财政危机。导致布什内尔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给华纳，并与华纳签订了七年不竞争条款。由于当初合伙开公司时他占一半股份，所以布什内尔一下子获得了1400万美元。

华纳接手雅达利后，向公司管理层派遣了许多自己的人员，这也与布什内尔等人产生了巨大冲突。布什内尔最终选择离开公司。

此后的雅达利凭借雅达利2600以及从南梦宫购买的《吃豆人》，成为美国电子游戏行业的霸主，大量游戏开发商都在为雅达利开发新游戏。在1982年一年时间里，美国市场上就出现了接近一万款游戏。

（六）雅达利冲击

然而，由于雅达利对自家游戏的管理极不严格，几乎什么游戏都能上线，导致大量游戏开发者热衷于开发同质化的垃圾游戏。连华纳自己也想赚快钱，利用自家的著名电影《外星人E.T.》制作了一款游戏，在圣诞节前开始疯狂打广告推广，但这款游戏却是一个开发时间仅为六个星期的粗制滥造产品。

虽然《外星人E.T.》在发布前广告投入不少，但游戏玩家可能已经被垃圾游戏整出了心理阴影。结果在本应大卖的圣诞节市场上，华纳准备的400万份游戏只售出了150万份。这些多余的卡带和其他存货，光是每天的仓储费用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华纳为了及时止损，最终在一夜之间让这些游戏卡带全部“消失”了。后来有新闻报道，这些游戏卡带都被华纳埋进了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垃圾填埋场，以掩盖这次巨大的商业失败。

这一事件被称为“雅达利冲击”，直接导致美国玩家对美国电子游戏厂商彻底失去信心。

而日本游戏行业趁势崛起。

1985年，任天堂在欧美开始发行NES（即游戏史上著名的红白机），凭借《大金刚》《超级马里奥兄弟》等经典作品，让崩溃后的美国电子游戏界重新焕发生机。

此后的美国家用游戏主机市场，主要是索尼和任天堂两家日本游戏厂商的竞争。任天堂有NES这一王牌，后来推出了Game Boy，索尼在1994年也推出了PlayStation。这些名字共同构成了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

在此期间，雅达利虽然陆续推出了各种主机，但完全无法与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对手竞争。

直到2001年，微软推出了初代Xbox游戏机，美国自己的主机行业才算真正迎来了复苏。

（七）永不停歇的创业者

不过，这些都与布什内尔无关了。

离开了雅达利后，1977年，诺兰用手头的资金进行了又一次创业，开设了一家名为Chuck E. Cheese's的比萨餐厅。这家餐厅主打快餐与电子游戏、动画等娱乐活动的结合。在等待比萨烤制的时间里，孩子们可以用免费的代币玩游戏机，而父母则可以在旁边的房间休息观看动画。

1983年，雅达利因为“雅达利冲击”带来的巨额亏损进行了硅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裁员（共4000多人失业，不久后的1985年，英特尔裁员7200人则打破了这个记录）。

这时，布什内尔又跳了出来，他声称到1983年9月30日晚上12点，他离开雅达利时签订的七年不竞争协定就要到期，他打算卷土重来，再度生产游戏机。

华纳自然知道布什内尔的厉害，最后私下到布什内尔，给了他一笔数目不详的资金，保留了专利权。

巧合的是，布什内尔刚拿到这笔钱没多久，Chuck E.Cheese's 就开始负债，诺兰当年就辞去了董事长职务，选择了离开。

在自己的公司遇到危险时，布什内尔似乎永远是第一个“逃跑”的人，要不就是被迫离职，要不然就是主动离职。

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

2010年，布什内尔创办了教育科技公司Brainrush（头脑冲击），希望通过游戏改造美国教育，将枯燥的教育变成有趣的游戏，提升学习吸引力。

2016 年，布什内尔还涉足了手游与VR（虚拟现实）领域。

截至目前，布什内尔主要专注于教育科技领域，还致力于推动“抗衰老游戏”项目研究（帮助老年人维持灵活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游戏）。

二、言论

• 现在是个人都知道游戏要“易于上手、难于精通”，但是要保持其中的平衡却是游戏制作中最棘手的事情。
• 那时的游戏玩之前还得读说明书，可人们普遍不喜欢读说明书，必须做出容易上手的游戏来才可以获得成功，就像易拉罐要都有拉环一样。
• 游戏在军事、驾驶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例如FLY Safly公司用高仿真游戏培训飞行员。
• 关键便在于抛开自己的懒惰，去做点什么，就这么简单。很多人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少的人会即刻着手付诸实践。不是明天，不是下星期，就在今天。真正的企业家是一位行动者，而不是什么空想家。
• 创新至少需三个要素：出色的创意、执行创意的工程才能、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的商业头脑（外加创业胆识）。
• 我为我们制作出《Pong》而自豪，但更让我自豪的是我设法筹到了创业所需的资金。制作游戏并不难，难的是白手起家办公司。
• 我们的前脑只能处理5至7个问题，而后脑可处理大量问题。遇到棘手问题时，睡前思考它，带着好心情入睡，次日早晨你会得到解决方法。
• 最好的建议是：不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并质疑自己。
• 创业精神由乐观驱动。企业家需将乐观设为默认心态。
• 回顾人生，我总不按常理出牌，“恶作剧”是写在我基因里的东西。目标并非改变世界，而是找到打破枷锁的乐趣。
•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写商业计划书、管理财务收支，甚至通马桶。（这里是说实用主义）
• 谁低估美国人的智力，谁就能赚到钱。
• 真正的企业家是行动者，而非梦想家。许多人拥有想法，但极少人决定立即行动——不是明天、下周，而是今天。（这句话被收录到《Inc.生产力超级手册》中）
• 每个淋浴时的人都有灵感，但只有那些擦干身体并付诸实践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 创新充满艰辛，新事物被接受需时间。若你看清方向，请坚信观点并坚持到底。
• 商业是场好游戏——充满竞争且规则极少，你用金钱计分。
• 创造力是公司的第一动力，它是万物起始的能量源。若无创造力的初始冲动，一切无从发生。
• 创新需打破常规与官僚主义，允许政治不正确，鼓励多方向试错。
• 人生如同漫长的大学教育，我每日都在学习新事物。

三、游戏人生

作为游戏历史上的传奇，布什内尔可以说为游戏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一手创造了美国电子游戏产业的辉煌，在黯然退场后又继续创业，但每一次创业都始终围绕着“游戏”这个主题。

但他也存在显著的缺点，在战略判断和公司管理上过度自信，崇尚技术至上，导致一遇到市场竞争过热、泡沫破裂的时候，他的游戏公司就很容易迅速衰落。

但对于布什内尔来说，工作、事业甚至妻子都可以因为“不合适”而放弃，而只有游戏才是他终其一生都不会抛弃的东西。

这种对游戏的纯粹热爱，或许正是他能够开创一个时代的原因吧。

在上一篇文章（天才的重量）中，我们了解了达·芬奇的生平。

所以简单总结下，达芬奇并非是什么神，他在绘画方面的确天赋极高，但也有着严重的拖延症，在人生选择上，他也跟普通人一样，会胆小，会纠结，甚至食言。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同时代画家如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都很有声望。为什么唯独达·芬奇被如此大肆宣传呢？而且，即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达·芬奇不仅没有被历史掩埋，反而仍在这个时代不断地被打包、消费和再创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确实值得探讨。

一、我们迷恋的是历史，还是故事呢？

如上篇文章所说，我们对达芬奇的巨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除了《蒙娜丽莎》外，是由一本叫《达芬奇密码》的畅销书点燃的。这本书经过影视化后，就更加火爆了，每个书店基本上都会摆着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本书里讲了许多“秘密”，听来尤其刺激。比如它宣称存在一个古老的“郇山隐修会”，达芬奇正是其领袖之一，其使命是守护一个惊天秘密，耶稣结了婚，并留有后代，而在那幅《最后的晚餐》里，坐在耶稣身旁的并非门徒约翰，而是他的妻子抹大拉的玛利亚。

当然，我们只要稍微花点功夫去翻阅严肃的历史资料，自然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秘闻”都站不住脚。那个“郇山隐修会”，并非流传千年的古老组织，而是上世纪50年代一个法国人伪造的产物。至于将抹大拉的玛利亚指认为耶稣的妻子，这在某些非正典的基督教文献中确有提及，但将其与《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直接挂钩，则纯粹是作者丹·布朗的绝妙想象。

那么，更有趣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假的，为何我们还如此着迷呢？

我想，这背后触碰到了人类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那就是对“阴谋论”的偏爱。

从人体认知角度来看，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了强烈的模式寻求（Pattern-seeking）倾向，即使面对随机或无关事件，也会下意识地赋予其意义和因果关系，这被称为 “幻想性错觉” （Pareidolia）。当现实世界发生复杂、模糊或令人恐惧事件，这个时候阴谋论能够提供一个简单、确定的单一因果解释（比如“一切都是某个秘密集团在背后操纵”）的效果，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理解、确定性和认知闭合（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心理需求，极大的帮助我们减少面对未知时的焦虑感。同时，当人们感到当人们感到无力、无法掌控自身生活或外部环境（如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或全球疫情）时，阴谋论还能提供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其实接触阴谋论反而是削弱个体的自主感和控制感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对阴谋论无法自拔。

换句话说，阴谋论的魅力在于它能够为这个复杂、混乱、看似毫无道理的世界，提供一个极其简单、清晰的解释。放佛告诉你，你所看到的一切表象都不是真相，似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个秘密的组织，在操控一切，给人一种“我好像窥见了天机”的快感。

所以，当我们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些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太在乎它的真假了呢？

福柯认为，我们所谓的“真实”，很多时候并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由一套强有力的“话语”（Discourse）建构起来的。一本火爆全球的小说、一部好莱坞大片、无数的媒体报道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套关于达芬奇的强大“话语”。这套“话语”通过不断地生产、强化着一个“充满秘密、挑战权威”的达芬奇形象。慢慢地，这个由故事塑造的形象，其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历史学家那些枯燥的考证。

二、天才是如何被打包成商品的呢？

当然，透过丹·布朗《达芬奇密码》的成功，当然不止因为它会讲故事。

假如我们将它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审视，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现代消费社会一个堪称典范的文化产品。

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本书是如何风靡全球的？

它有悬念迭起的情节，它有对权威（例如教会、传统史学）的挑战，还有很多精彩的解谜设计，不仅精准地满足了大众潜在的反叛心理，还能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自己也学到了艺术史、符号学、密码学“知识”的错觉。

这种感觉，我们今天应该再熟悉不过了，比如你看那些短视频，什么三分钟给你讲完一本哲学名著、五分钟让你知晓一段复杂的历史。其实它们提供的，都是一种“知识速成”的快感。

上个世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就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具体来说，就是在现代社会，文化不再是某种需要你沉潜涵泳、具有批判精神的事物，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商品。

而《达芬奇密码》就很贴合这套概念，因为它把复杂的历史、深奥的艺术，通通简化成一个个刺激的“知识点”和“谜题”，剥离掉其中真正需要思辨、甚至可能令人不安的部分，然后打包成一个让你感觉很爽、很有收获的娱乐产品。读者在消费这个故事的同时，仿佛也被给予到了一种“我变聪明了”的幻觉。

在这条被预先设计好的、标准化的“文化工业”生产线上，达芬奇本人，也被打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偶像，一个几乎“全能天才”的终极范本。他不仅会画画，懂建筑，能搞发明，还精通人体解剖和密码学。这个形象，简直完美地迎合了我们今天对于“全能天才”的崇拜。他不再是一个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其时代局限与个人烦恼的历史人物，他被降格为一个可以被量化、被模仿的“成功学”偶像。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疑问，如果丹·布朗把这本书的主角换成与达芬奇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这本书还会如此成功吗？

恐怕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米开朗基罗的形象太清晰、太坚硬了，他就像自己雕刻出的《大卫》，充满了力量、痛苦与挣扎，压根没什么“秘密”可言。

而达芬奇不同，他留下了大量的笔记，笔记里面别管说靠不靠谱，就达芬奇那个绘画天赋，即便不靠谱的内容也会让人们一看到，就感觉到高级感和神秘感，而且因为当时记载较少，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了很多故事，浑身散发着“神秘感”。

也正是这种模糊与不确定性，为后来商业化的演绎，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空间。

三、我们为何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呢？

讨论到这里，我们或许要触及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了，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达芬奇这样一个“神”呢？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但意义却极度稀缺的时代。科技仿佛无所不能，但我们每个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又常常感到无力与渺小。过去那些能够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宏大的叙事，无论是宗教、家族还是国家，其凝聚力都在逐渐消解。

似乎每个人都仿佛成了一座漂浮在汪洋中的孤岛，被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与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所包围。

而就在此时，我们就特别渴望一个“超人”的出现。

于是，我们把所有最美好的想象，比如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创造力、反叛权威的精神等等的向往，通通投射到达芬奇这个名字之上。他成了我们对抗日常平庸、对抗枯燥的“工具理性”的一面精神旗帜。

我们崇拜他，在谈论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神性，暂时摆脱了自身的渺小与不安。

这让我想起尼采。

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宣告“上帝已死”。他说的当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真的死了，而是说，在现代社会，那个曾经为整个西方世界提供终极价值与意义来源的基督教信仰体系，已经崩塌了。

但价值一旦出现了真空，那么人们就会迫切地需要新的偶像来填补。

这在历史上已经是无数次的重演了。

这个被神化了的达芬奇，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消费时代臆想出来的“超人”（Übermensch）。他代表了一种人类潜能的极限，一种生命意志的极致展现。

但是，这是一种极其被动的、消费式的崇拜。

换句话说，我们并非在读完他的故事后，受到了“超人”的激励，而去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其实只是在消费他的神话，用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罢了。

我想，或许我们并不是想成为超人，而是在等待一个超人来拯救我们贫乏的精神世界。

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现代版的“我执”呢？

在佛学里，“我执”是对一个恒常不变、坚实自我的执着。而在今天，是不是也执着于一个完美的、全能偶像的存在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接纳一个不完美的、有局限的、会犯错的、终将逝去的自我。

而对外部神祇的依赖，恰恰反衬出我们内在精神的空洞。

四、结尾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针对达芬奇，文字前的你，可以将达芬奇视为一枚透镜，透过他，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造神运动”。

你环顾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讨论“造神运动”是不对的，但是，规律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在不断地制造各种各样的“神”。

从硅谷的科技狂人，到社交媒体上拥有千万粉丝的知识领袖、生活方式博主。我们把他们捧上神坛，背诵他们的语录，模仿他们的穿着，渴望从他们身上直接获得人生的答案。

然后，一旦发现他们身上有瑕疵，或有了新的偶像，我们又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推倒。

这难道不讽刺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断“造神”又不断“弑神”的循环罢了。

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的危机，那就是公共理性与“常识”的流失。

当我们将独立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责任，“外包”给那些所谓的“天才”和“偶像”时，我们其实就放弃了自己作为成年人最宝贵的理性能力。

我们不再相信真理是需要通过复杂的思辨、耐心的讨论、对不同观点的审视才能慢慢趋近的这种路径，而是渴望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由心中的“神”直接给出答案。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无所不能的达芬奇神话。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去发现那个有血有肉、会犯错、有局限、一生中许多计划都半途而废，但依然在无尽的好奇心驱动下去画画、去解剖、去探索世界的凡人达芬奇。

承认他的不完美，也是为了找回我们自己的勇气，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依靠自己的常识与理性，去思考、去判断、去生活的勇气。

与其仰望一个被我们制造出来、高悬于空中、无比孤独的神祇，不如回到地面，学习做一个清醒的、完整的、有缺点但却无比真实的人吧。

1、文字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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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山是沩山的一个学生。沩山见到仰山说：“孩子，你要快点开悟哦，千万不要执著于文字和概念。” 仰山回答说：“我是连信仰都不要了呢！” 沩山说：“你是信了才不要呢，还是因为本来就不相信才不要的呢？” 仰山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不能信任何其他东西。” 沩山说：“这样的话，你仅算是一个小乘佛法之徒。” 仰山说：“我是连佛都不要见。” 沩山说：“经书中有多少是佛说的？又有多少是魔说的呢？” 仰山说：“我认为统统是魔说的！” 沩山说：“好好好！此后，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 后来说，仰山承续了沩山的衣钵，继续开创发展沩仰宗的禅风。

太隐识:

学禅者应力求“破除是非”，不执一字一句，而是借助这些语言来引发自我省察，从而直接体悟本来无形的自性。举个例子来讲，就如同一个人在夜晚看星星，如果这个人只是固执于天文学上那些枯燥的数字与符号，就永远感受不到那浩瀚宇宙中瞬间闪烁的美丽和神秘。而当他放下所有预设的概念，目光不再受限于书本，而是直接仰望星空时，才能真切体悟那份纯粹的存在。所以，禅宗是鼓励弟子超越文字与信仰的束缚，直接见到心的本来面目的。换句话说，任何对概念、权威乃至“信仰”本身的执著，都可能成为真正开悟的障碍，只有在不断质疑、放下种种分别之后，才能接近那“无相”的真理。

2、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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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个关于仰山和沩山的公案。

仰山住东平时，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

仰山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沩山镜，东平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沩山送来。若道是沩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

众无语。

仰山遂扑破，便下座。

太隐识:

仰山的这些问题和回答，表面上好像是在讨论镜子的归属问题，实际上是通过“镜子”的形象，阐述了心性不应被“出身”“出处”等所局限。首先，“沩山镜”和“东平镜”分别象征着不同的教派、传承或因割裂而产生的区别。无论你认为这是某一方的“镜子”，还是另一方的，其实都在以对立的概念限制了本来无染、无相的“镜子”，即无住的心性真如。而仰山所说的“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则是在提醒弟子，如果你的认知仍停留在分别心上，那么所谓的“镜子”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只有彻底放下概念，超越执著，才能直观见性。这里的“扑破”指的是打破语言文字的限制，甚至连“镜子”本身的象征性都应该摒除，而直指无相的真实。举例来说，就如同有人认为一本经书中记载的是佛法真谛，因此执著于文字的对错，却不知道“佛不在经中”。仰山“破镜”的行为正是想说，真正的道理不在于你如何悬挂、赋予名分，而在于你是否能超越言说，见到本来面目。换句话说，要打破对文字、符号和称号的依赖，促使人们直接观照真性，不再执著于所谓的“出处”与“传承”，而在内心见性成佛。这种方法既是对概念积习的否定冲击，也是启发直指心性的妙法，正是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宗旨的体现。

3、 写作选题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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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这件事，其实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一草一木，还是读书阅读，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灵感来源。当你感到悠闲自得时，随手写下两句，可以记录在笔记本或手机备忘录中。这类题材通常较为轻松，只需语句通顺，写写即可。这类作家乃至博主有很多，写的很优秀。

不过，我更喜欢复杂点的选题，比较有挑战性。

复杂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深度，但又在我的能力和认知范围内可以进行写作或突破思考的主题。通常，我通过阅读书籍、观看电影和与他人交流，突然间意识到某个话题很有趣，或者联想到某个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先将这些有潜力的“种子”选题记录下来。

因此，我积累了很多选题，其实，许多都处于半成品阶段。

当我遇到创作瓶颈时，有两个可能的应对方向。

首先，如果感到无法继续写作，暂时搁置作品，不要过于勉强自己 （这点真的很重要）。可以转向其他半成品或全新的选题继续创作，或者通过散步、观影等方式放松心情，以期在不经意间获得新的灵感。

其次，可以在文章中进行实验，尝试各种可能性，观察其发展方向，并寻找新的启发。当思路逐渐清晰和完善时，就可以对文章进行精炼，最终形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这也是我这些年的感触和心得，创作瓶颈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反思的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与作品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刻的自我认知，类似海德尔格“此在”（Dasein）的概念。

换句话说，我们应对选题和创作的瓶颈，要有一种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的态度去面对。

4、长篇小说的写作 |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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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 1996 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长篇小说的写作》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的很好，分享一下——

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和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当作家坐到写字桌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质？

太隐识:

长篇小说的确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需要不断的自信和不断的怀疑，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是作家重新开始的一段经历，写作是否成功，也就是作家证明自己的经历是否值得。

5、 邬思道与《春冰室野乘》 ｜ 清末笔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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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雍正王朝，就去搜了下邬思道是否有其人，发现邬思道其实出自清末李岳瑞创作的笔记小说《春冰室野乘》的《田文鏡之幕客》一文。

再说《田文鏡之幕客》一文，简单翻译一下，说的是 ——

田文镜在雍正朝担任河东总督，受皇帝宠信之专一，与李卫、鄂尔泰呈三足鼎立之势，一时风头无两。世间流传关于其幕僚邬某的轶事颇为传奇，特此摘录。

邬先生乃绍兴人氏，精通刑名法术之学，时人尊称"邺先生"。当田文镜在河东设衙时，延聘其入幕辅政。邺先生问田文镜："大人愿做名垂青史的总督，还是庸碌寻常的总督？"田文镜答："自然要做名臣。"邺先生便道："既然如此，请放手让在下行事，切勿干涉。待我草拟奏疏时，一字都不许您过目。此疏呈上，大人必成大业，可能信我？"田文镜知其才能，慨然应允。原来奏疏早已拟就，遂署名田文镜上呈——竟是弹劾隆科多的本章。

隆科多作为雍正帝舅父，颇具才略，当年雍正得以继位，其出力甚多。然其后居功自傲，日渐骄纵，令雍正深感困扰，而朝野大臣竟无人敢劾其罪。邺先生早已窥破圣意，故敢行此险招。奏疏上达后，隆科多果然获罪，田文镜圣眷愈隆。

后因政见不合，田文镜渐疏远邺先生。邺先生愤而辞去，自此田文镜所奏之事多不合圣意，屡遭申饬。不得已派人寻回邺先生，许以重金相聘。邺先生要求每日支付五十两白银方允复职，田文镜只得应允。重返开封后，邺先生拒居巡抚衙内，每日辰时入衙酉时离去。见案头红笺封银锭便欣然命笔，若一日缺奉，当即拂袖而去。田文镜愈发敬惮，圣眷遂渐复旧观。

其时雍正亦知邺先生在幕之事，每逢田文镜上请安折，御批常道："朕安，邺先生安否？"其声名显赫至此。邺先生客居开封，无家室之累，每日所得五十两白银，或赈济贫民，或纵情酒肆，从不留至次日。后田文镜卒，邺先生离去，各地督抚虽重金礼聘，终不知所踪。久之后，方闻其已被征召入宫。

再说这本笔记小说的作者李岳瑞，也不简单，他是光绪九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后任清史馆编修。其仕宦经历使其熟谙清廷政务与朝野掌故，故该书即依托其见闻辑录而成。

不仅邬思道这个人物被刘和平改编进《雍正王朝》小说里，其中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十分有趣。比如奇女子李奉贞（有李素贞一名，见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恩科二甲进士李嘉乐作诗《悼奇女李素贞阵亡八绝》、《李士坦以奇女传刊本见示再作长歌》），说的是咸丰年间，唐县武愍公李孟群有位堂妹叫李奉贞，通晓诗书，精于骑射，对《六韬》《孙子兵法》及占候之术无不精通，为侍奉母亲终身未嫁。武愍公时任知府，奉胡林翼之命督军讨贼，邀奉贞同行。奉贞即身着戎装随军，在军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武愍公从知府数年间升迁至布政使，获命帮办军务，多半仰赖奉贞之力。并且有一次武愍公被太平天国的军队围困，很多将领都不敢冒然救援，结果李奉贞直接带着自己的部队冲杀进包围圈，亲手斩杀了数十个敌军，并救走了武愍公，等回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李奉贞身上盔甲已经被鲜血染透了，众人瞠目结舌，活脱脱天神下凡一般。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武愍公与胡林翼攻打太平天国军队，久攻不下，李奉贞便与武愍公计划夜袭，结果孤军深入，援军迟迟未到，最终血战殉国，年仅二十多岁。李奉贞战死后，武愍公的部队士气大落，最后全军覆没。

里面不乏一些诗句，比如《大盲头陀遗诗》，说的是明末时期有个小有名气的秀才，这个秀才特别想像自己的偶像陈汤、班超那样杀敌报国，但是赶不上时局的变化，明朝很快灭亡了，这个秀才因未能实现报国杀敌的梦想甚至悲恸呕血数升，之后褪去儒服摘下头巾化为头陀，每天吟诵到“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等诗句时，就泪流满面，情不自已。之后头陀长期往来秦淮河畔，写了很多诗表达自己的忠孝节义，钱谦益为此非常感动，并为这个头陀刊刻百首诗集，其中钱谦益特别喜欢头陀做的两句诗句，分别是“牧马人归夕阳影，报钟僧打过潭声”、“鸥惟空阔无他恋，燕亦炎凉到处飞”，钱认为世间那些声名显赫、张扬跋扈之徒，恐怕写不出如此超逸的诗句。

还有很多小故事也非常有趣，要是写小说的话，读读这类笔记小说，的确会有不少灵感。

6、 《高岗传》 |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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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读《高岗传》，写的不错，虽然有很多地方有“修饰”和“模糊”不便说明的地方，但是了解高岗这个传奇人物也是足够了，还是推荐读一读，最后一部分写了“高饶事件”中“五虎上将”之后的经历，有一句话写的很好 ——

7、电影《霍元甲》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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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李连杰版的《霍元甲》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到这句台词，周末重温的时候发现这句话说的很好 ——

太隐识:

这句话让我想到一句禅语，“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8、 Boring is good | Scott J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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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谷歌员工 Scott Jenson 文章，对目前大模型存在的泡沫进行了解读，Jenson 认为，目前硅谷在大模型上正在快速降温，大模型正在从大型集中模型转向更小更专精的小模型，其中有一个观点很能带来思考，Jenson 认为，人们常因追逐热点而误用技术，例如试图用LLM替代人类创造性工作（如写作），反而忽视其真正处理语法驱动型任务的优势。并以自身经验说明大模型在辅助校对、整理笔记等“枯燥”任务中其实更有效。

对于未来大模型的发展，文章有一段话写的很好——

9、纪晓岚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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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隐识:

胡塞尔曾提出“回到事物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不同，经验的积累可能让人更清晰的看到自身的局限。这时候，需要我们“自省”，学习如何通过觉察习性和执着，去超越自我中心，让有限与无穷和谐共处，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表达。

10、 劳逸结合，一张一弛 ｜ 《菜根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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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隐识:

儒家强调“修身”和“中庸之道”，孔子认为“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里的“一张一弛”就是在强调交替与平衡。而道家也讲“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以来达到守柔与主动的结合。所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要做到一张一弛，达到和谐的状态才能共存共生。

最早了解达·芬奇，是在读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时。书中将达芬奇描绘得几乎无所不能，仿佛“Polymath”这个英文词汇（意为博学者或通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然而，当我们拨开五百年来层层叠叠的神话迷雾，真实的达芬奇究竟是怎样的？他是神话中的全能天才，还是一个有着人性弱点却依然伟大的凡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动人。

达·芬奇有着严重的拖延症，甚至有学者怀疑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但每逢遇到挫折，便转向新的领域，将对解剖学、机械工程的探索融入绘画（如晕染法）与建筑。然而，这种跳跃的思维方式使他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个方向，频繁切换任务，导致他一生只完成了约十七幅画作，大量作品都停留在半成品的阶段。

就像鲁迅一样，达·芬奇也背负了许多“伪名言”。比如那句“把最复杂的变成最简单的，才是最高明的”，其实并非出自他口，而是后人根据克莱尔·布卢·卢斯小说《赛特什尔特衣橱》中的一句话二次创作得来。这类现象在历史名人身上屡见不鲜，反映了人们对天才形象的理想化投射。

关于达·芬奇的资料本就稀少而混乱，历史上西方政治、文化等多方因素的介入，让达·芬奇屡屡被神化，甚至成为伪史论和阴谋论的主角。现代自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让达·芬奇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却鲜有人真正关注他的笔记内容是否真实、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比如媒体常常提及达·芬奇在天文、自然、医学、机械工程等领域的成就，但鲜有细致探讨他的想法如何被应用、被谁应用、依据何在。许多内容其实是有目的的人拿着达·芬奇笔记中的一幅草图，凭空想象，将后人研究成果与之强行捆绑，最后得出“达·芬奇早已预言”的结论，却忽略了他本人拖延和跳跃的个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达·芬奇的绘画天赋无可置疑，他的广泛兴趣也确实助力了他在绘画领域的成就。

现今关于达·芬奇的主要资料，集中在现存的手稿集（如《大西洋手抄本》《马德里手稿》《解剖学手稿》《哈默手稿》）、弟子梅尔兹（Francesco Melzi）的记录和达·芬奇本人的日记。他的生平事迹，则主要出自与他同时代的乔尔乔·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这本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化的艺术史著作，记载了自13世纪契马布埃至16世纪中叶两百余位艺术家的生平与风格，涵盖绘画、雕塑、建筑三大领域，对许多已散佚作品也有细致描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瓦萨里本人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与书中多位艺术家有交往。他在序言中首次用“rinascità”（再生）一词描述艺术复兴，这为后来史学家使用“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这一术语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基础。

但16世纪的西方尚未建立史料考证体系，瓦萨里写作时主要依赖传闻、书信与个人记忆。他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偏向美第奇家族，借此换取庇护，因此对倾向美第奇的艺术家笔墨颇多，溢美之词不断。为增强可读性，瓦萨里也常将许多事迹文学化，比如青年乔托在石头上画羊“栩栩如生”的传说。他对恩师米开朗基罗的描写极尽神化，几乎未提其创作时的困境。

无论如何，如今我们了解达·芬奇的生平，仍只能依赖《艺苑名人传》及达·芬奇的作品、笔记与日记等材料，辩证推敲。至于他是否配得上“polymath”之名，正如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所言：“达·芬奇不是预言家，而是第一个用科学眼光审视世界的观察者。”

一、起点：童年与学徒岁月

列奥纳多·达·芬奇于1452年4月15日（儒略历）出生在意大利芬奇镇。他是芬奇镇公证人皮耶罗·达·芬奇的私生子，母亲卡特琳娜身份卑微（有说法其是当地一名农妇、侍女或奴隶）。关于达·芬奇五岁以后的童年，记载较少，流传下来的故事多不可考，但从只言片语中依然能看出，达·芬奇自幼思维敏捷，个性独特。而且言辞犀利，这一点在他后来的日记和笔记中屡见不鲜。

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源自瓦萨里在《艺苑名人录》中记载的“盾牌事件”，一位农夫请皮耶罗装饰盾牌，少年达·芬奇却在盾牌上画了一只狰狞喷火的怪兽，但画得极为逼真，令父亲大为震惊。父亲皮耶罗还把盾牌以高价售出，但也看到了儿子的非凡天赋。

于是，约15岁的达·芬奇被父亲送进了佛罗伦萨顶尖的韦罗基奥工作室。实际上，15岁在当时已不算学徒的黄金年龄。韦罗基奥工作室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摇篮，大师韦罗基奥本人师承多纳泰罗，门下弟子星光熠熠，包括未来的巨匠波提切利、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在这个顶级艺术熔炉中，达·芬奇最初只能做些基础工作，甚至因俊朗的外貌成为雕塑作品（如《大卫》《托比亚与天使》中的托比亚）的模特。但很快，他就在绘画领域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当时，韦罗基奥工作室接到一个大订单——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屋顶安置铜球。鬼才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为大教堂设计了带铜球的穹顶，却未留下安装说明。佛罗伦萨市政府将这个难题交给韦罗基奥团队解决。工作室设计了一台能将两吨铜球吊上屋顶的吊车。

达·芬奇的任务，就是将团队的吊车方案绘制成工程图。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却也成了后世误传他独立设计吊车、赋予“工程天才”光环的早期源头之一。

而真正奠定他新星地位的，是一副合作的画作《基督受洗》。当时达·芬奇负责画面左下角的天使，传说他笔下的天使灵动非凡，技艺超群，甚至令老师韦罗基奥自愧不如，并因此封笔（虽无确证，但足见达·芬奇天赋的震撼力）。同样，《圣母领报》这幅作品，据说韦罗基奥只提供了创意，主笔是达·芬奇（或与他人合作），日后这幅画也常被归入达·芬奇名下，反映了“达·芬奇光环”对合作者贡献的遮蔽。

在韦罗基奥工作室崭露头角后，二十出头的达·芬奇决定自立门户。凭借父亲与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关系，他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不过，他职业生涯中标志性的“拖延症”和“挖坑”习惯也自此显现，而他“只接单，难交货”的名声也即将开始流传。

不久后，美第奇家族将他作为“艺术使者”，派往米兰以增进与斯福尔扎家族的关系。年轻的达·芬奇，带着父亲的期望和自己未竟的订单，踏上了前往米兰的旅途。

二、米兰崛起：野心、爱好和不朽杰作

作为后来人，我们知道达·芬奇是顶级天才画家，那他的开局是不是如爽文小说般呢？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达·芬奇前往米兰的前一年，罗马教皇从佛罗伦萨召集了一批画家前往梵蒂冈装饰房屋。能去梵蒂冈工作，在当时相当于被选入“国家队”。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吉兰达约等达·芬奇的同门都榜上有名，却唯独达·芬奇落选。原因很简单，他当时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又刚自立门户，名气有限，加之“挖坑”成性，自然被忽略。

于是，达·芬奇给米兰的权力中心——斯福尔扎公爵写了一封长长的自荐信。在信中，他洋洋洒洒列举了十几项特长，先说自己能制造各种武器，会设计房屋、修建公共设施，还能为公爵塑造雕像，却唯独没有提到绘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项，如果有机会，他愿为斯福尔扎家族铸造一座巨大的青铜战马，作为永恒的荣誉象征。

最终如愿以偿，达·芬奇确实如愿在米兰谋到了一个职位。但公爵倒不是看着达·芬奇要给自己家族弄个青铜马，斯福尔扎公爵想的更长远一些，因为头部的艺术家都被挖走了，他也很无奈，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想借助达·芬奇等艺术家将米兰打造成一座可以和佛罗伦萨、罗马相提并论的伟大城市。

最终，达·芬奇如愿以偿，在米兰获得了职位。不过，公爵并非看重那匹青铜马，而是希望借助达·芬奇等艺术家，把米兰打造成能与佛罗伦萨、罗马媲美的伟大城市。事实证明，斯福尔扎公爵还真押对了宝。佛罗伦萨有米开朗基罗，罗马有拉斐尔，威尼斯有提香，而米兰将因达·芬奇而荣耀五百年。让米兰名垂青史的，不是那匹青铜马，而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杰作——《最后的晚餐》。

但说来奇怪，达·芬奇到了米兰之后，就像打鸡血一样疯狂输出，从城市规划、漕运改造到地图绘制、军事发明，几乎一个人把整个政府的活都干了，而他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研究人体生物学的。比如那幅著名的《维特鲁威人》，几乎成了人类科学的象征。画中，他用肚脐为圆心，将人体与几何结合，展示比例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反映的是古典理想化的人体标准，而非现实中每个个体的精确测量。达芬奇的贡献在于将古典理论与实际观察相结合，虽然不能涵盖所有人体差异，但为人体比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幅不严谨的插图却能成为科学的象征呢？

原因在于达·芬奇绘画的严谨与天赋，他的画笔真的有种让人信以为真的“魔力”。这也是他顶级艺术创造力的体现。达·芬奇的手稿中充满了类似的“脑洞”，如战场截肢器械、海面步行装置等，许多只是他的奇思妙想，未必真实可行。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涉猎广泛，热爱学习，只是并没有后人神化得那样夸张。他最突出的，始终是绘画天赋。

在米兰时期，达·芬奇创作了两幅极具代表性的《岩间圣母》，现分别藏于卢浮宫和伦敦国家美术馆。两幅作品内容相近，差别却耐人寻味。画面表现的是圣母玛利亚在天使见证下，介绍耶稣与施洗者约翰相识的场景。伦敦版中，婴儿圣约翰手持十字架，身披兽皮，三人头顶光环，画面充满神圣气息。而卢浮宫版，则将这些宗教符号弱化，甚至天使的翅膀也几乎融入背景。更有趣的是，卢浮宫的天使伸指观众，仿佛在邀请你加入画中世界。达·芬奇将脑洞融入到了他对绘画的理解上，通过绘画展现的画面也让不同的观众产生不同的联想。而作家丹·布朗便是从天使的这根手指中看出了《达·芬奇密码》。

但是，为什么达·芬奇要画两幅内容相似的作品？这与当时的宗教画创作流程有关。教堂常由富有家族出资建造，祭坛画既要讲述圣经故事，更要彰显出资者的地位。画家们常常将“甲方”融入画中，让他们扮演圣经人物，满足贵族的虚荣心。《岩间圣母》正是米兰圣母无原罪教会委托达·芬奇为其礼拜堂创作的祭坛画。合同要求包括圣母、圣婴、先知和天使等元素。但达·芬奇坚持个人艺术理念，第一幅作品未完全遵照合同，反而创新性地将场景置于岩洞，弱化了宗教符号。非常有趣的是，达·芬奇不光不把“甲方”画里面，而因材料涨价，要求“甲方”加价，“甲方”教堂这才发现这个画家是这么的“任性”。无奈，达·芬奇只好将第一版的画卖给了别人。后来经法国国王调解，他与助手合作完成了第二幅，在这版上，则加入光环和十字架，更符合宗教传统。

不过有说法是，达·芬奇还是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创作理念，但助手普雷迪斯为了不得罪教会，所以由自己补上了光环和十字架等。

有人或许会想，为啥达·芬奇除了不把“甲方”画里面外，就是不画光环和十字架呢？

因为达·芬奇在当时，思想确实是比较古怪的，他对科学和艺术始终保持着怀疑与探索。在他看来，头顶上的光环和天使的翅膀，不过是宗教的象征，难以令人信服。他就是认为，卢浮宫版的《岩间圣母》，才是真正注入他灵魂的作品。

那位天使的手指究竟指向哪里？

或许是玛利亚的腹部，象征圣经中“处女生子”的神迹。天使带着达·芬奇招牌的似笑非笑，仿佛在问：你相信吗？

正因两个版本都得以保留，才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也让我们见识到杰作与“活儿”之间的差距，有时不过是一道甲方的界线。

在米兰，达·芬奇的创作欲望和想象力得到了极大释放，而真正让他成为米兰象征的，是那幅壁画 —— 《最后的晚餐》。

即便你对艺术并无兴趣，也一定听说过《最后的晚餐》。但这幅画究竟画在哪里？为何叫“最后的晚餐”？这顿饭吃了些什么？达·芬奇又如何还原1500年前的场景？

若能解答这些问题，也许就能理解这幅画的伟大。

在圣经里，耶稣在逾越节晚餐时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这句话揭开了历史上最著名一顿晚餐的序幕。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祖先脱离埃及奴役的节日。节日当天，犹太人不能吃任何含酵母的食物，只能吃一种干巴巴的无酵饼。画中桌上那些圆饼，正是节日食物。

但达·芬奇并未拘泥于历史细节，在《最后的晚餐》上，他为餐桌上添加了水果、鱼和各种菜肴。在画面中，众人一字排开，窗外风景宜人。达·芬奇刻意安排座位，让每个人都能正面面对观众，避免有人被遮挡。

当耶稣说出那句开场白，门徒们神情各异，有人惊讶，有人自辩，有人低头沉思。彼得甚至拔出匕首，气氛紧张。耶稣缓缓撕开无酵饼，说：“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又举起酒杯：“喝吧，这就是我的血。”虽然没人明白他的意思，但仪式就此完成。

吃完饭，耶稣果然如自己所预言的被出卖、被捕，接着被钉上了十字架。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其实达·芬奇当时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我们今天多了多少，也就是圣经中的一些只言片语。而伟大的画家在于他只用了一幅画，就把一个故事和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画中，也如耶稣所预言一样，那个出卖他的人确实就坐在这张桌子上，当耶稣说出那句开场白时，有个人下意识的摸了一下自己的钱袋，里面装着的是出卖耶稣获得的酬劳。而这个人的名字叫犹大。而就这么一个此地无银的动作，却成为了塑造这位背叛者的神来之笔。

据说达·芬奇当时为如何表现犹大苦思良久，迟迟未动笔。教会就多次催促达·芬奇下笔，但达·芬奇性格很执拗，一气之下威胁道：“再催，我就把你画成犹大。”

此后教会就没再催促过了。

而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采用了实验性的油彩与蛋彩混合技法，而非传统的湿壁画技术。这种创新技法虽然能让他进行更精细的描绘，但也导致了颜料的不稳定性，时间一长颜色就会逐渐脱落褪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中，是很淡的。

二战的时候盟军对米兰进行了轰炸，这座修道院也不例外，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修道院事先采取了保护措施，包括用沙袋和支撑结构保护壁画，《最后的晚餐》在二战轰炸中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虽然周围建筑遭受了严重损坏。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保护措施的事实，给这幅画大加宣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在米兰达到巅峰后，47岁的达·芬奇并未选择安享晚年。一方面，他渴望新的高峰，另一方面，米兰战乱不断，法军入侵。法国人也向他抛出橄榄枝，承诺重用，但达·芬奇不愿卷入战争。思虑再三，他最终决定离开米兰，继续他的探索之路。

三、世纪对决：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离开米兰后，达·芬奇辗转意大利各地，换了多份工作，但这期间并未留下多少令人称道的艺术作品，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各种工程项目中。在这段奔波的岁月里，达·芬奇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生前育有十二个孩子，达·芬奇于是回到佛罗伦萨，与十二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分遗产、打官司。

回到佛罗伦萨后，达·芬奇意外发现，自己在米兰积攒的名声已经传回故乡。不久，政府便邀请他在市政大楼的五百人大厅绘制一幅与《最后的晚餐》规模相当的巨型壁画。

当达·芬奇考察现场时，发现对面那堵墙也空着，询问后得知，原来那堵墙已经包给了米开朗基罗，一个比达·芬奇小了23 岁的冉冉升起的巨星，在佛罗伦萨也是颇有名气了。

而这次作画的主题是安吉里之战和卡西那之战。

在此之前，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从来没见过面，达·芬奇只是听说米开朗基罗之前跟达·芬奇的师兄吉兰达约门下短暂学艺，而吉兰达约与达芬奇同出韦罗基奥门下，从这个角度看，米开朗基罗确实可算达芬奇的师侄。

很快，两人各自公布了初稿。达·芬奇画的是骑马搏杀的场面，米开朗基罗则画了一群战士出浴，二人各展所长，技艺尽显。初稿一出，佛罗伦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场“世纪对决”。

不过，根据瓦萨里《艺苑名人录》记载，俩人的关系并非那么要好。

那年，米开朗基罗完成了雕塑巨作《大卫》，但《大卫》原本是设计放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屋顶上的，但造完发现太重了，压根搬不上去，于是政府就请来了达·芬奇等人出主意。据说达·芬奇提出建议，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卫，应该将它放在室内。但米开朗基罗不同意，他希望将大卫放在人流密集的室外。

最终还是米开朗基罗的意见获胜，《大卫》被安放在了市政大楼门前的广场上。

但不知为什么，米开朗基罗却从此对达·芬奇怀恨在心。

瓦萨里还记载了一段趣事。有一天，达·芬奇在圣三一广场散步，遇到几位粉丝向他请教文学问题。恰巧米开朗基罗路过，达·芬奇便指着他说：“你们不妨去问问米开朗基罗。”谁知这句话激怒了米开朗基罗，他当场反击：“你自己怎么不解释？除了推卸责任，你还做成过什么？那匹铜马怎么样了？什么都没做成，也不觉得羞愧吗？”那匹铜马，正是达·芬奇当年在米兰承诺要为斯福尔扎家族铸造的巨作，不过当时因为战乱，青铜被征用了，所以计划搁浅。但是米开朗基罗并不知道内情，这一番痛批让达·芬奇哑口无言，只能默默离开。米开朗基罗还不忘补刀：“那群米兰的蠢货也信你的话？”瓦萨里说，这次冲突让达·芬奇一度郁郁寡欢。

那一刻的达芬奇，或许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达芬奇。他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告诉我，我没完成过什么？告诉我，我又完成过什么？”字里行间透露的不是天才的傲慢，而是一个追求完美却屡遭挫折的灵魂的自我质疑。这样的达芬奇，反而更加真实，更加动人。

不过在达·芬奇在笔记中，他对米开朗基罗评价颇高。他曾多次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也坦言看到米开朗基罗《战士沐浴》的画稿时，难以置信，深感惊艳。而米开朗基罗其实也喜欢达·芬奇的《安吉里之战》，甚至亲自临摹过。

所以，这里面真真假假就当听个故事好了，不过天才间的惺惺相惜确实能感受到的。

而说回这场世纪对决，达·芬奇一如既往地使用了他自创的颜料作画。前面那幅《最后的晚餐》正是采用这种颜料，但这种颜料是很独特，但很劣质，导致画好没多久就会出现开裂和脱落。而这次《安吉里之战》，达·芬奇打算还是用自己自创的颜料，但他升级了方法，在墙壁下生火，一边烤一边画。

结果这回可好，颜料还没等之后脱落呢，现场就直接剥落了。

然而这一次，命运似乎要跟达·芬奇开个更大的玩笑——颜料甚至等不到日后的自然脱落，竟在绘制过程中就开始剥离。面对眼前的惨状，达·芬奇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他决定“跑路”。

而米开朗基罗最后也以事务繁忙为借口，放弃了对面那堵墙的壁画。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此后，达·芬奇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返回米兰，在法国人手下工作。几年间，他又辗转多地，从事地图绘制、水利工程、桥梁设计等工作。

达·芬奇的性格颇为有趣。每当艺术创作遭遇挫折，他便如同受伤的雄鹰，迅速转向其他领域寻找慰藉——工程、科学、建筑，无所不涉。等到心境重归平静，他又会重新拿起画笔，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正是在这种看似散漫实则执着的跳跃与探索中，达芬奇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传奇。

四、梵蒂冈插曲：偶像与迷弟

1513年，随着教皇儒略二世去世，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登基。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达·芬奇因此被召至梵蒂冈，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

达·芬奇到梵蒂冈时，米开朗基罗也正好在那里，为前任教皇修建陵墓。与此同时，达·芬奇又遇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拉斐尔。拉斐尔是达·芬奇另一位师兄佩鲁吉诺的弟子，此时年仅29岁，日后也成为艺术史上的巨擘。

也就是说，从1513到1516年，艺术史上最耀眼的三位“大魔王”同时在梵蒂冈共事。拉斐尔的才华自不必多言，但他非常崇拜前辈达·芬奇。

崇拜到什么地步呢？

在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他直接将偶像达·芬奇画在了画面的核心位置。他还不断临摹、研究达·芬奇的作品，学习其构图和晕涂技法（通过柔和的边缘和层次叠加营造朦胧感）。比如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就借鉴了达·芬奇《岩间圣母》的三角构图法。此外，拉斐尔还创作过一幅与《蒙娜丽莎》极为相似的肖像画。可以说，拉斐尔对达·芬奇的敬仰几乎溢于言表。

可以说，拉斐尔几乎处处透着对他的崇敬之情。

然而，尽管在梵蒂冈身处巨匠云集之地，达·芬奇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尽管拉斐尔视达·芬奇为偶像，但当时教会最宠信的其实是拉斐尔，许多重要的项目都交给了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留给达·芬奇的机会并不多。

二是达·芬奇对艺术有着极高的追求，但他的“拖延症”和完美主义远近闻名，所以教皇就一直担心达·芬奇难以按时完成任务，还会搞出其他幺蛾子。

三是达·芬奇在梵蒂冈期间，又开始迷上了解剖学，他甚至跑到医院做解剖研究，结果被人告发，这遭到了罗马教廷的严厉指责。

多重因素之下，离开梵蒂冈成了达·芬奇唯一的选择。

但他能去哪儿呢？

回米兰？

此时法国人已被赶走，而他曾为法国人效力，贸然回去并不妥当。况且，《最后的晚餐》里那个叛徒犹大，还是他本人亲手绘制的。

回佛罗伦萨？

那里已成了米开朗基罗的天下，自己也难以与之竞争。上一次世纪对决还以失败告终。

去威尼斯？

据说那里新冒出一位比拉斐尔还年轻的天才 —— 提香。坊间还流传，凡是与提香抢生意的人，最后都下场不妙。

思来想去，达·芬奇最终决定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投奔新任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五、终老法兰西：传奇落幕

1516年，达·芬奇踏上前往法国的旅程，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当时，无论意大利人还是法国人，都难以理解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何要接纳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许多人质疑：即便达·芬奇心怀壮志，这把年纪还能为法国带来什么？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反转。正是因为达·芬奇的到来，法国巴黎才真正跻身与佛罗伦萨、罗马比肩的艺术殿堂。

达·芬奇赴法时，随身带着全部家当，包括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笔记和三幅未完成的油画：《圣母子与圣安娜》、《施洗者约翰》，以及那幅神秘的肖像——《蒙娜丽莎》。

关于《蒙娜丽莎》的故事已经被讲述无数次。它能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画作，一方面源于达·芬奇的高超技艺，另一方面则因为这幅画本身充满传奇色彩。它曾被拿破仑挂在卧室，也曾失窃后又被寻回。每一段经历都让《蒙娜丽莎》的神秘和热度不断攀升。

如果你去卢浮宫参观，导游一定会告诉你她眼神的秘密——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她都仿佛在注视着你。关于她真实身份的猜测也层出不穷。流行的说法之一，是达·芬奇以自己为蓝本创作了《蒙娜丽莎》。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这幅画也未能逃脱达·芬奇“拖延症”的魔咒，十几年才完成，或许越画越像自己了（仅为推测）。其实，许多艺术家都会在作品中融入自我，这也符合达·芬奇的个性。

艺术品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技法，更在于它能激发多少故事与想象。

蒙娜丽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画家和作品一样都充满故事的案例。就像知道毕加索的人未必知道《格尔尼卡》，看过《戴珍珠耳环少女》的人未必记得维米尔。但达·芬奇和《蒙娜丽莎》，几乎无人不知。能与之比肩的，大概也只有梵高的《星夜》。

那么，法国国王为何要在达·芬奇暮年邀请他效力？这里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正如意大利人曾嘲笑法国人不懂艺术，这位法国国王其实并不在意艺术品本身，他更把达·芬奇当作一位智慧老人来敬奉。

这一切，源于达·芬奇那幅著名的侧面肖像——那是他在梵蒂冈时期助手为他绘制的，画中六旬的达·芬奇依然英气逼人，既沧桑又俊朗。长发长须的形象，与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中描绘的哲人如出一辙。因为当时的贵族与艺术界，大家都是习惯保持整洁，就连最邋遢的米开朗基罗也不过留了点胡子而已。

但法王弗朗索瓦越看越觉得，达·芬奇简直就是古希腊智者的化身。他不仅将达·芬奇视为智者，还喜欢把自己代入角色。古希腊有亚历山大大帝，而亚历山大有亚里士多德为师。一位征服世界，一位智慧无边。弗朗索瓦觉得，天才达·芬奇加上自己，何尝不是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再现？

而且法王不光信他是个智者，还会给自己对号入座。他觉得古希腊有亚历山大大帝，而亚历山大有一位全能的老师叫亚里士多德。这对黄金搭档一个具备征服全世界的力量，一个拥有全宇宙的智慧。

而天才达·芬奇加上法王弗朗索瓦，为什么就不能是亚里士多德加上亚历山大呢？

1519年，达·芬奇在法国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最惬意的三年后，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据说，法王弗朗索瓦怀抱着达·芬奇冰冷的遗体，悲痛万分，以至痛哭失声。

传奇终有落幕，但属于达·芬奇的光芒，却从未熄灭。

六、最后：褪去光环

三十年前，米开朗基罗在米兰的一段笔记中写道：“度过非常充实的一生后幸福地死亡，就像忙碌一天后幸福地睡去。”

达·芬奇的一生的确足够充实，但他在生命终结时，是否真的感到幸福呢？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达·芬奇这个人？

在西方语境中，每当提到天才或智者，达·芬奇几乎总被作为典范。他已成为一种不可质疑、不容诋毁的图腾。他身上的光环，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愈发耀眼。有人看过他那些天马行空的笔记后，甚至将他神化为能预见未来的先知，仿佛坦克、太阳能板、直升机都是他的发明。如果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能算预知未来，那好莱坞的科幻导演们岂不是都成了先知？

但冷静地评价达·芬奇，他确实多才多艺，涉足诸多领域，但真正有所建树的，唯有绘画。

剥去后世不断叠加的光环和神秘学迷雾，达·芬奇并非全知全能的神祇，而是一个将生命激情倾注于观察、想象和描绘的天才梦想家。

他的伟大，不在于预知未来或精通百艺的神话，而在于用一支画笔穿透时空，让人类灵魂的复杂与世界的瑰丽，在画布上获得了不朽的呼吸。

他留给后世的，不只是《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更是一位凡人用梦想触碰永恒的真实传奇。

虽充满瑕疵，却是无比辉煌。

高锟（英语：Sir Charles Kuen Kao，1933 年11月4日一2018年9月23日），“光纤之父”，世界著名电机工程学家，香港大紫荆勋贤获得者。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在光传输于纤维的光学通信领域突破性成就”。1970年返回英属香港，于1987 年-1996年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于2018年逝世，享寿84 岁。

一、其人

高锟于1933年出生在中国上海，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但高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得益于从小家庭富裕，在他八岁上小学之前，家里就请了两位老师进行学前教育，一位教古文，一位教英文。在小学六年级时，他就已经用家里的零花钱购买化学试剂做实验。他第一次制作出硫酸铜晶体时，被那美丽的蓝色晶体深深吸引，于是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化学家。

小时候，他曾用红磷和氯酸钾混合制成炸弹，险些酿成事故。此外，他还尝试从母亲的银首饰中提取硝酸银来制作胶卷，结果不慎烧伤了哥哥的手。从那以后，家里禁止高锟进行化学实验，但允许他进行物理实验。

随着国内战事越来越激烈，高锟全家迁居香港。几年后，高锟前往英国求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1960年，他加入国际电话与电报公司（ITT），从事通信相关的研发工作。

当时的电信通信，主要依赖电话线，你可以简单理解成铜线。比如刚开头所说的海底光缆，在没有光纤之前，打越洋电话用的就是海底电缆。通过控制铜线里的电流，就可以表达和传递信息，这个我们在肖克利那篇文章中讲过。

在ITT工作三年之后，高锟和他的项目组将电信设备的传输能力提高了50％。随后他开始觉得索然无味，想转行去当个大学老师。

当他找好工作租好房子，提交辞职信的时候，他的上司并没有同意他的辞职，而是让他参加公司旗下的光通信计划。这一下子激起了高锟的兴趣，但因为房租太贵他并没有马上决定。

最终，为了挽留高锟，ITT公司展示了他们的诚意，不仅解决了他的订金问题，还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份工作。

二、光纤

过去，通信依赖于电流通过铜线进行传输。随着人们对信息传递速度的要求不断提高，铜线逐渐难以满足需求。这是因为由大量铜线组成的通信网络中，常常发生线与线之间的相互干扰，严重影响信息传输的质量。

除了干扰问题，铜线的电阻也影响了信息传输的效率。由于电阻会导致电流损耗，电流强度逐渐减小，使得远距离信息传输变得困难，同时增加了电能消耗。尽管金和银的电阻较低，但由于成本过高，不适合大规模使用。

由此，光纤的概念被提出。1966年，高锟发表了一篇关于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论证了光纤传输信息的可行性，提出以光纤替代传统电缆进行通信传输。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电流的开关来传递和表达信息，同样可以利用光的开关来实现信息传递。光在光纤中传输时，不会产生相互干扰，这在性能上远胜于电缆传输。此外，光纤实际上是由玻璃制成的细线，其材料成本远低于铜线，因为玻璃可以通过沙子制造，而沙子资源十分丰富。再者，玻璃光纤的重量比铜线轻得多，便于运输和铺设。

总之，光纤在各个方面几乎都优于电缆。不过，你可能会好奇：光不会从玻璃中散失出去吗？如何能在一根玻璃纤维中传输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理：光的全反射。当光从折射率较高的介质（如玻璃）射向折射率较低的介质（如空气）时，只要入射角达到一定值，光将不会射出，而是在折射率较高的材料中反复反射。这个现象称为全反射。

因此，用光来传递信息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充分的。

不过，高锟的这篇论文虽然理论上很有价值，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尽管人们认为该理论很强大，但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制造出符合理论标准的玻璃细线（即光纤）。因为当时的玻璃纯度和透明度不足，导致光传输过程中损耗严重。

高锟并没有因此灰心。他开始了寻找制造光纤方法的旅程，走访世界各地的玻璃厂商，希望他们能够研发并生产光纤。然而，许多厂商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关于光纤通信的发展只有高锟的这一篇论文，许多厂商看不到未来，不愿投入到如此艰难的光纤研发中。甚至有人嘲笑高锟是在痴人说梦。

高锟的论文并不特别晦涩，关键在于要有合适的玻璃。当时，要把玻璃拉成高纯度的细丝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人们还不清楚该使用什么工艺来制造这种玻璃。

为了推动光纤的研发，高锟忙得连妻子都很少见到他。他甚至联系了ITT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他在自传中提到：“我当时很清楚这个计划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未来需要动员数百万人。”

四年后，玻璃业巨头康宁公司成功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低损耗光纤。从此，全球各地的实验室和工厂开始积极投入到光信息传输的研发中。

光纤通信体系的建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修建高铁，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无数工程师和机构几十年的努力，光纤才得以广泛推广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光纤的应用，人类进入了信息传递的“光速”时代。

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前，连上网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打国际电话了。那时，拨打国际电话需要提前预约，每次通话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同时，通话需要接线员接通，接线员能够全程听到通话内容，隐私安全难以保障。这主要是因为电缆通信的承载能力有限，资源匮乏，需要定时定量，还需要中间人（接线员）进行控制。而且早期的上网线路使用的是电话线，所以有“电话拨号”之说。网速缓慢且费用昂贵，而光纤技术改变了这一切。

自此，海量数据得以高速传输。光缆被铺设在海底，使得世界上任意两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近在咫尺。在光纤产业成熟之后，高锟没有继续从事研发，而是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校长，专注于教书育人，成为一位隐居的学者。

三、教育

1970年，高锟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筹办电子系“181（现称电子工程学系）”，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教授及讲座教授，任职四年。1974年，高锟又返回ITT公司，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劳诺克的光电产品部担任主任科学家，后擢升为工程主任。1982年，因卓越的研究与管理才能而获任命为首位“TT执行科学家”，在康涅狄格州的先进技术中心工作。1985年获得马可尼奖。

1987年至1996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并在1989年创立讯息工程学系（及后于1991年并入工程学院，而高氏有份参与建立）。在任内，适逢香港政府打算将建筑学教育的拨款增加一倍，他亦接纳了著名建筑学者黎锦超教授的建议书，于1991年设立建筑学系（2009年起改称建筑学院）。

1993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学30周年校庆上，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庆祝。当日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 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锟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科学馆演讲大楼顶层，用一条写着“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横额将中大校徽遮盖，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高锟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

典礼结束后，高锟打算离开，记者周保松上前采访，高声询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高锟校长语气平静地边走边回答：“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周保松认为，学生之所以会抗议，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在香港中文大学，高锟一直工作至2009年正式退休，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7年返港成立“高科桥公司”提供科技顾问服务，同时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后于2000年在大埔工业村投资成立“高科桥光纤有限公司”，生产光纤，后于2003年易主更名“高科桥光通信有限公司”。

2009年，高锟因其在光纤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光纤之父”。然而，此时他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为了让人们认识阿茨海默症的认知，高锟与其夫人成立了高锟慈善基金，来帮助阿兹海默症病人）。颁奖典礼上，他的获奖感言由妻子代为发表。颁奖仪式也进行了特别安排，瑞典国王将诺贝尔奖牌和奖章亲自递交给他，而不是像其他获奖者那样上台接受颁奖。

四、一生

回顾高锟先生的一生，他从不自满，为人谦虚低调，富有东方智慧。对外高锟一向强调研究成果是公司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并且一直努力摆脱“光纤之父”的称号。他认为这项成就来源于数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当他获得爱立信通信奖时，爱立信公司以最高规格邀请他和妻子参加颁奖典礼。他们可以乘坐头等舱，入住顶级酒店，提出任何需求，所有费用由爱立信支付。然而，当爱立信公司的负责人看到高锟的费用账单时，感到非常惊讶：“你们真是节俭，去年的一位获奖者给我们提交的是一张天文数字的账单。”高锟在自传中回忆道：“那时我经济状况已经比较宽裕，但仍然非常谨慎，尤其是在使用公款时更是如此。如果连自己的钱都不随便花，当然更不能挥霍公家的钱。”

而在生活中，他对妻子的爱是非常深刻的（这里简单说一下高锟的夫人黄美芸女士，黄美芸女士是在英国出生的华人，黄美芸后在工作期间邂逅高锟，至两人相爱，但黄美芸自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因黄美芸的兄长当时未结婚，所以黄美芸的母亲不答应她和高锟结婚，最后黄美芸不理母亲反对与高锟结婚）。

在晚年撰写自传时，高锟以自己与妻子的爱情故事开篇，而整个自传也始终贯穿着与妻子相关的内容。

高锟先生于2018年去世。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发现他极为自律。除了小时候调皮淘气之外，长大后他既不冒险，也不锋芒毕露，更没有疯狂之举，充满了东方哲人的品质。

由于高锟的杰出贡献，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于1981年12月3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五、言论

•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制定的。（Rules Are Made To Be Broken.）
• 年轻人总有自己的理想，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同时，为什么你认为和相信这是“可为”的。
• 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
• “世事起伏本如波浪，人们若能乘高潮一往直前，定可功成名就；若不能把握时机，就会终身蹭蹬，一事无成。”（高锟特别喜欢莎士比亚名剧《裘力斯·恺撒》里的名句）
• 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固执，都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否则不会成功。（1966年高锟提出光纤通信理论时遭普遍质疑，被嘲笑“痴人说梦”。他坚持游说全球玻璃厂商研发高纯度石英玻璃，最终推动理论落地。）
• 我对新鲜的事情都感兴趣。
• 尝试、挫败、再尝试。
• （有人问高锟科学家应该是前瞻性还会怀旧性）我是看向将来的……一定是针对10年、15年之后的需要。
• 我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钱为重，我告诉你，今天一定不会有光纤技术成果。
• 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学生？……在香港，学生完全有权和有自由这样做。（1993年任港事顾问时遭学生抗议（抢麦克风、扔避孕套娃娃），高锟拒绝处分，捍卫学生表达权。）
• 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高锟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鼓励学生挑战权威。他认为“反叛”是青年独立思考的必要特质）
• 假使我不做校长而做教师，那情形就不同。（身份不同，看法不同）
•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光纤实验时，觉得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做的事。
• 我在这个世界上走一圈，留下一点脚印，已经心满意足了。
• 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
• 科学家要充当‘翻译者’，把复杂原理转化为大众能懂的语言。（高锟认为科研工作者有责任打破学术壁垒，推动科技普及。所以他本人常以“光在玻璃丝中跑马拉松”比喻光纤传输原理）
• 所有颠覆性创新，最初都被视为“无用的玩具”。 （ 回应光纤技术早期被质疑“华而不实”）
• 大学是“思想碰撞的实验室”，不是整齐划一的兵营。（任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反对标准化教育模式，主张包容多元观点）
• 很多东西不断变化，所以你们读大学不用每科都精，只要找到一至两个项目有兴趣，再加以钻研就可以。（在港大的时候对学生所说）
• 教师的最大成就，是让学生忘记你的存在。（有点无为而治、启蒙精神的意思）
• 技术必须服务人性，而非扭曲人性。
•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 名望如光纤中的光——看似璀璨，实则空洞。（高锟曾拒绝以个人命名小行星，认为集体智慧才是科技发展的核心）
• 人类困境的答案，终将由科技书写。
• 物理学家要读莎士比亚，人文学者该懂量子力学。（高锟一直是“学科融合”的倡导者，这句话出自他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推动“文理书院”改革所说，希望理科生要必修人文课程）
• 记忆是飘散的云，但科学真理是永恒的山。（晚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高锟说了这句话，来表达人类的认知局限与科学的不朽）

五、著作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 （2005 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438391/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216947/

六、误解

可能很多人会想，高锟先生对人类科技发展贡献这么大，其专利肯定赚了很多钱吧，然而事实是，并没有。

因为他认为，公司花钱支持和培养他做研究，已经付过薪水了，研究已经给他带来了名利上的收益，而光纤的专利费用是公司应得的。

真是所谓大家，不过如此啊。正如，他在接受香港电台专访的时候，说起自己从小反复记住的一句古话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他，的确做到了。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彼时，国内既弥漫着“亡国论”的消极情绪，也因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而滋生了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与此同时，党内分歧和国际压力也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持久抗战的思想，激起党内政治风波。国际上，由于日军攻势迅猛，对华援助严重不足，中国面临被孤立的困境。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窑洞中“闭关”九天九夜，反复修改文稿，最终完成了五万余字的演讲稿，这便是《论持久战》的初稿，脱稿后毛泽东已筋疲力尽。 8月，周恩来为感谢桂系“小诸葛”白崇禧的统战工作，亲自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赠予白崇禧。叶剑英在场为其解读《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白崇禧读后深感佩服，在李宗仁同意下，将《论持久战》印发给全军师级以上干部学习，并提炼出“积小胜换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作为全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

由此可见，《论持久战》意义的重大。

因此，《论持久战》的问世，就不仅是一篇军事著作的诞生，更是在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个思想家在为整个民族拨开思想迷雾的宣言书。它要回答的，是当时压在四万万同胞心头上的追问：

第一，在这场看似强弱悬殊的国运之战中，中国，究竟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胜利？这是信念问题，是决定抗战到底还是中途妥协的根本前提。

第二，倘若胜利是必然的，那么通往胜利的道路究竟在何方？是速战速决的幻想，还是另有其道？这是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如何指导战争、避免倾覆的关键。

第三，如果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又该如何一步步走下去，把理论上的胜利蓝图，变为现实中的胜利果实？这是方法问题，是决定战争伟力能否从人民群众中真正迸发出来的核心。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信念到战略，再到战术与执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读懂了这三个问题，也就读懂了《论持久战》的精髓所在。

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倾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无论是哪种倾向，都会反映到具体的行为之中。比如，一个乡村农民如果认同亡国论，他在支援抗战时就不会积极，既不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配合边区政府的政策。如果这种观点广泛传播，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对于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参与全民抗战，都会造成严重破坏。更危险的是，这种观点一旦在高层蔓延，极易导致妥协、投降等行为，正如后来投降派代表汪精卫所表现的那样。

同样，速胜论也极具危害。如果有人认为中国能够迅速取胜，那么就会否定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无需再进行敌后抗战。在军队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维护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也可能持否定态度，觉得胜利在即，这些工作已无必要。更甚者，还会提前准备应对国共矛盾，甚至挑起边界摩擦，转向内战。这种做法极易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加以坚决驳斥。而最有力的反驳，不是空洞的争论，而是摆出客观规律和事实，让错误观点在真理面前自灭。

然而，尚未完全显现的真相和未来的发展，往往难以被大多数人看清。因此，必须依靠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真正说服他人，有助于切实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分析未来的抗日战争，并据此得出结论的。

二、胜利还是失败：中日矛盾的分析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写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此，无论是分析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合作，本质上都是在分析各种矛盾。

分析矛盾，首先要把日本和中国各自的特点剖析清楚。只有深入了解双方，才能洞察矛盾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抗日战争的走向。

毛泽东将日本的特点归纳为四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强”主要体现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上。

第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退步而野蛮的。这场战争是在其内部矛盾激化、不得不进行冒险扩张的背景下爆发的，是侵略性质的战争，不仅遭到被侵略国的坚决反抗，也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不满。日本的军事封建体制使其侵略手段极为残暴，这种野蛮性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也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深，最终陷入孤立。

第三，日本虽强但不大。其自然资源、人口、物力、财力有限，兵力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承受长期战争的消耗。正因如此，毛泽东还预见到日本未来会继续南下，试图占领西太平洋地区。

第四，日本虽能获得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会遭遇更为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而后者的力量将不断壮大，最终抵消前者的支持。

这些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战略眼光。之后所有战争形态的变化，实际上都由这些基本特点演变而来。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自己的四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组织能力上，都远不及日本，差距巨大。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正义性体现在抗战是反侵略的战争，能够动员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有望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援助，甚至赢得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同情。进步性则体现在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组织程度上。过去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虽有进步性，但仅是量变，没有发生质变。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广大群众和无产阶级才真正觉醒，被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统一战线。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能力支撑持久的战争。

第四，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够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正是其正义性和进步性所决定的。

中日双方这些基本特点，决定并影响着各自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些特征不是凭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中日战争的进程和本质，正是由这些特点推动和制约的，各种表象和变化都根植于这些本质特征。

例如，日本虽然凭借军事、经济和组织优势迅速占领了许多城市，但却难以控制城市周边的广大农村。原因在于日本虽强却小，兵力严重不足。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这正是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群众觉醒的结果。中国幅员辽阔，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因此，一切现象背后都有其本质特征。只有把握住本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各种现象。

将这八个特点并列来看，战争的图景便豁然开朗。这不再是简单的强与弱的对决，而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的较量。毛泽东在这里运用的，正是《矛盾论》的精髓：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日本的“强”，是帝国主义式的强，根基不稳，其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决定了它必然走向国际孤立和国内离心，它的“强”中蕴含着“弱”的基因。中国的“弱”，是历史造成的弱，但其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内部力量和争取外部援助，它的“弱”中蕴含着“强”的潜力。

因此，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日本的有利因素不断消耗、转化为不利因素，而中国的不利因素不断被克服、转化为有利因素的过程。这个此消彼长的转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

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因为“转化”需要时间。同时也回答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因为矛盾转化的总趋势，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不利。速胜论看不到转化的长期性，亡国论则看不到转化的可能性。只有持久战，才真正把握了中日之间这对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中的三层较量

但从这些特点去看，仅仅只是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并不能说中国一定胜利，日本一定失败。但由此特点，可以推导出一个确定答案。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抗战要胜利，那一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但是至于到底是不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则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来。

因为，强而小的国家，消灭大而弱的国家，不是没有先例，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存在，在世界上，英国将印度完全变成殖民地的先例也是有的。处于民族觉醒的进步国家，不一定就能战胜处于退步状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不是万能钥匙。

第一层较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在“战争和政治”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写道，“日本要搞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而实现民族独立，这两条政治道路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日本要实现帝国主义，则非灭亡中国不可；中国要实现独立，则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行，因此，中日两国在政治上互为不容妥协的敌人。”

毛泽东这里申明了一种学说，这就是“国际政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头号敌人。中日战争便是这种政治较量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而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自由独立的政治目标，首先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敌人。

因此，在“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作“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必须使每个中国人知道，只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在，就不可能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写道，“那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第二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的较量，能救中国的，只有中国人民的求生意志，中国人是为了求生而反抗，生存还是灭亡，这就是底线，中国没有退路。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心、民心的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封建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在这里，毛泽东借此立场批判了蒋介石反人民的观点，“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改造、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军”，而是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使其能够与人民站在一起。

第三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日本处心积虑，占琉球、占中国台湾、占朝鲜，封闭了中国的出海口，但是，它这样步步紧逼，也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仅从表面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论持久战》指出，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而当时的日军内部，其实对于东亚作战方案还是处于争论状态的，这一点，可参考原日军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远藤三郎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

换句话说，日本的决策层还没讨论出作战方案的时候，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论持久战》中，给日军总结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即“中间突破、两翼齐飞”。具体来说，毛泽东认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几十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结果预判真的是很准确，这让远藤三郎后来回忆的时候，自己人都还在争吵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早预判到了，并由衷的佩服毛泽东。并于1956年秋天，远藤三郎见到了毛泽东，并献出了自己的家传宝刀，我们看过《菊与刀》的话，对于日本人来说，象征武士刀精神的宝刀是要用生命来捍卫的，而献与曾经的敌人，说明是真的敬佩和折服了。

其实，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毛泽东看出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比如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确实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但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等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是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导致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竹内好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竹内好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地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 路。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为媒介的。

综上，从上述三层较量中，毛泽东给出了这场战争的结论一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不过这个过程是一个持久战。

四、持久战的思想：在逆境中积蓄力量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工程是持久战，那么，它必然不是空洞的，要有实际的条件，才能促使发展下去，在极端劣势下生存、发展并最终取胜。

所以，能让持久战成立，主要基于三大根本性条件。

一是极强对极弱：确保时间的复利。 持久战的本质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熬”。“熬”下去的资本，在于你所从事的事业必须是“进步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力量是在增强而非削弱。对于抗战而言，这是发动群众、巩固统一战线带来的力量增长。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投身于那些能够积累知识、提升能力、顺应发展趋势的领域。如果方向错误，那么时间就是敌人；方向正确，时间才是朋友。

二是广阔的回旋空间：保障生存的底线。 在力量弱小时，必须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进行决战。中国地大物博，为军事上的“空间换时间”提供了可能。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在人生和事业中，要始终保有一定的“战略纵深”——无论是财务上的储备、技能上的多样性，还是心理上的韧性。这个空间确保了即使遭遇重大挫折，我们也有退守、调整、再出发的余地，而不会被一击致命。

三是稳固的根据地：打造力量的源泉。 游击战若无根据地，终将沦为流寇。根据地是集结力量、休养生息、发动群众、走向反攻的战略基地。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根据地”可以是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深耕的专业领域、一个可靠的团队。它为你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让你在外部环境动荡时，有一个坚实的后方，能够持续地输出能量，而不是在疲于奔命中耗尽自己。

这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从“弱”到“强”的转化逻辑，同样也是我们在面对任何长期挑战时，都应遵循的战略法则。

总体上来讲，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需要两类条件：

一类是客观的，一类是主观的。

客观条件需要去分析它到底存不存在？比如，中国是不是地大物博？中国是不是人口众多?

这是客观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条件。这种条件，我们分析不了，可以去找理论，找别人帮我们分析。

可是主观的条件，就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促成的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的运动，帮助群众分田分地的斗争，组织军力同日本进行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做的事情。

如果现阶段，还打不了持久战，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第一卷温习一下《红色政权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可以先把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寻找希望，如何找到一个起点先学习和运用起来。

五、持久战的战略战术

通过论证“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就足以击破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不良影响。但是，不管你的理论依据多么强大，客观条件分析得多么完备，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持久战还是什么战，都必有有人依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于是，毛泽东针对这个结论，开始阐述具体的布置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计划。

毛泽东在文章里写道，“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在这种能动性的作用下，一系列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应的政治中的政策、理念、号召、路线都衍生和发展出来。

即前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所提及的战术：

• 在军事上，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改革军队，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动员而不是强迫人民参加抗日。
• 在政治上：发动群众，改善群众生活，改善教育，给予人民政治上抗日的自由。
• 在战略战术上：实现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 在战役实施上：保证战役和战斗中的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 在战术方法上：坚决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结合的方针，其最终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 在战略战术目标中：尽一切可能打歼灭战，只有歼灭战才能给予敌人最大的消耗，同时给予我方最大的补充。
• 在每一局部战役和战斗中：坚决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敌人的方针，并乘一切敌人之隙，造成敌人的错误，给予打击。
• 在决战问题上：避免一切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争取一切局部战役中，有把握条件下的决战。
• 在兵源问题上：民兵是胜利之本，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设游击队，然后又逐步发展游击队成为正规军，变游击战争为规模性的运动战。

这些便是整个持久战中，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政策方针的总和。

总的来说，《论持久战》中，仍然是毛泽东一贯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学习，寻得启发。

第一点，对矛盾的双方做定性的分析，由这种分析得出事物的不同特点：

第二点，对不同特点还需要做定量的分析，从而明确不同的特点，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大小。

第三点，对事物的分析，一定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是运动和发展的。

第四点，任何的战略战术，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来制定的，是先有事物本身，才会根据这种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而不是反过来，用某种战略战术去乱套。

第五点，主观能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说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条件，然后它还不是最终的事实。最终的事实，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加上去，把我方的主观的努力作用加上去，没有这一条，坐着不动，怎么分析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的，这种条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我们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创造条件，使得矛盾的发展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抗日的胜利，就需要不断创造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大规模游击战和运动战，广泛的宣传和争取国际援助等等一系列的努力。

第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绝不仅仅是几个党派、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真正强大的力量，永远都来自人民。

最后，讨论个题外话。

其实“持久战”这个名称，并非是毛泽东独创的，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因此提出这场抗战是持久战。但是，如果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到它是一场持久战这里，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不够的。

而毛泽东用《论持久战》这篇长文，系统分析了我们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又要怎么打持久战，这是最难得的，这让当时很多人根本说不明白的东西有了清晰的路径。至于后来有人讲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在国民党那里有个蒋百里的早就写出来了，持这种观点的，可以百分百确定，此人绝对没有看过这两篇文章，只看标题就开始下结论，现在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蒋百里的《论持久战》里，是没有提供方法论的，而且蒋百里这个人是不认可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这些的。这些异同其实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说了，“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所以，《论持久战》提供的是战争中的胜败衍变依据，持久的依据，是配套的战略战术，而这种理论依据的分析，全部用的是矛盾分析法，配套的战略战术也全部是早期红军内部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当时就如此出名了。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以“火鸡的错觉”这一寓言，讽刺归纳法的局限性。故事中，假设养大一只火鸡需要1000天，而在第1001天，即复活节那天，火鸡将被宰杀。从火鸡的视角来看，从第1天起，它因每天按时被喂食而充满了安全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火鸡对人类的信任逐渐增强，每一天它都期望明天会同样美好。根据其从第一天开始积累的“经验”，火鸡相信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然而，随着感恩节的到来，等待它的并非食物，而是屠刀。

这个故事后来被风险管理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其著作《黑天鹅》中，引申为对“未知风险”（即“黑天鹅事件”）的隐喻。科幻作家刘慈欣则在《三体》中，将其改编为“农场主假说”。

这个寓言在金融投资领域尤为值得深思，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普遍的认知偏误：人们倾向于将短期规律视为长期必然，从而忽视了颠覆性变量的存在。在风险管理中，这种错觉会被放大，导致对未知风险的集体性失明，最终演变为“安全期越长，尾部风险越致命”的悲剧。

一、模型化陷阱：对“未知风险”的“失明”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与金融大数据的深度融合，金融业涌现出大量精细化的风险计量模型。许多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利用数学模型来预测和控制风险。此外，监管部门也鼓励开发内部评级模型来预测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以便更好地评估风险和计提资本。这些分析方法技术性较强，在某些领域中已成功辅助判断风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备受专业人士推崇。

然而，过度模型化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我们要知道，虽然风险模型可以基于历史数据构建，但世界本身不是一个模型。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远超自然科学，缺乏精确的规律可循。过度依赖模型，可能导致认知模式的“精致化谬误”。而当宏观经济趋势发生逆转时，这些模型便会骤然失效。

为什么呢？

因为模型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三个前提：数据质量、样本范围和时间框架。然而，即使在满足所有理想条件的情况下，“黑天鹅”事件依然无法预测。

正如塔勒布所言，试图用数学公式框定世界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超任何模型的描述能力。

此外，人们常常混淆“风险”和“不确定性”。按照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经典区分，“风险”是指结果不确定但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况，如抛硬币；而“不确定性”则是指连概率分布都无法确定的情况，如技术革命的时点和影响。前者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管理，而后者则只能通过增强韧性来应对。德国社会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在《风险感知》（Risk Savvy）一书中指出，“火鸡的错觉”正是将不确定性世界误认为已知风险世界。例如，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普遍使用的、基于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模型，完全未能预见到高达25个标准差的极端事件，便是惨痛的教训。

这种“精致化谬误”不仅体现在对宏观风险的忽视，也根植于个体投资者的心理偏误中。这种心理机制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称为“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它描述了投资者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的资产，却长期持有亏损的资产。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心理：亏损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

因此，投资者为了逃避承认决策失误的痛苦，会选择继续持有亏损资产，寄希望于“回本”，这恰恰是“火鸡”在危险逼近时，依然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心理。这种非理性的坚守，使其在面对颠覆性风险时，丧失了止损和调整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更大的损失。

吉仁泽在《风险感知》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在充满未知风险的世界中，有时候我们需要刻意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并依靠基本法则的指导。”换句话说，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有时候，简单的直觉和基本原则反而更加有效。这一观点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过度复杂化的陷阱？

答案或许隐藏在“火鸡的错觉”的另一个维度中 —— 时间。

二、明斯基悖论：稳定孕育不稳定

“火鸡的错觉”在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一个数学表达，即“拉普拉斯平滑定理”。该定理指出，若某件事情已经连续发生了d天，那么它再次发生的概率是（d+1）/（d+2）。套用在火鸡的故事里，火鸡被喂食的概率在第1天为2/3，第2天为3/4，直到第98天为99/100。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看似安全的时间越长，距离危险的降临就越近。火鸡每天都对风险进行评估，其中99次是正确的，只有最后一次是错误的，但这一个错误却是致命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认为的“安全期”，实际上可能是风险的“积累期”。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 “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解释。明斯基认为，经济的长期稳定本身就会孕育着不稳定的种子。在经济繁荣期，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会不断提升，信贷标准逐渐放松，杠杆率持续攀升。融资行为会从稳健的对冲型融资（ HedgeFinancing），逐步演变为投机性的投机型融资（SpeculativeFinancing），最终发展为不可持续的庞氏融资（PonziFinancing）。这个过程正是风险在“安全期”的悄然积累。当资产价格无法继续上涨以覆盖债务利息时，系统便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即“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此时资产价格会因连锁抛售而崩溃。比如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潮，正是市场在经历了长期的刚性兑付稳定预期后，风险积累到极致并最终迎来的一个局部性质的“明斯基时刻”。

三、事实例证：从盲目扩张到风险爆发

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企业加杠杆扩张往往能够短期内快速获利，很多企业家盲目相信自己的判断，错将趋势性红利错误归因于自身决策能力，不断增加负债、不断增大规模成为了过去很多企业的共同目标，尤其在2008年“四万亿”投资刺激下，这场“非理性繁荣”走向顶峰。许多企业要么完全缺乏风险意识，要么在察觉危险时已积重难返，只能在扩张的道路上加速奔向悬崖。

吊诡的是，在风险爆发前夜，这些企业的信心指数往往达到历史顶点。如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在《人人皆知》（Everyone Knows）写道：“投资者们明确达成的广泛共识差不多都是错的。”当经济增长拐点来临时，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是内在脆弱性的集中暴露。

具体而言，首先是经济上行期积累的高杠杆成为致命负担。企业在繁荣期大举借债扩张，当现金流收缩时，债务偿付压力急剧上升，形成“债务－通缩”螺旋。其次，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战加剧。行业内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被迫压低价格，进一步侵蚀利润空间，恶化财务状况。最后，需求萎缩与供给过剩形成恶性循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进一步压缩需求，使企业陷入“增长陷阱”。这种多重压力的叠加效应，使得那些在繁荣期看似稳健的企业，在拐点来临时迅速陷入困境，验证了“安全期越长，尾部风险越致命”的残酷逻辑与认 知偏差中。

这种认知偏差同样体现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模型实践中。近年来，许多机构发现，那些在模型中表现优异（如高RAROC和EVA）的业务，事后却暴露了巨大风险。这反映出模型开发中的两大误区：一是精致化的欺骗性，模型可能运用了复杂的算法，但其输入的数据依然是基于历史平稳期的线性经验，无法捕捉结构性拐点（如政策转向、技术颠覆、债务周期）带来的非线性冲击；二是思维局限，开发者往往过度关注可量化的数据，而忽视了难以量化的“软信息”（如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企业文化等等）。同时，考核激励机制也往往偏重“技术先进性”，而非“风险预见性”。

而在债券市场风险上，金融机构对债券市场风险的判断也存在着“火鸡的错觉”。因为过去债券市场鲜有违约的现象，交易员存在普遍忽略债券市场风险背后的信用风险情况，再加上各种外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审计、承销人等将发行主体及债券包装得亮丽而光鲜，就更难以让人花时间和心思去深入调查研究了，就如同农场里的火鸡一样，危险不断累计。这期间并非无人担心，但很多金融机构相信大而不倒，相信刚性兑付。导致自2014年3月超日债开启国内债券实质性违约的序幕以来，截至2016年4月末，国内提示债券违约风险的发债主体就已接近40家，且债券违约风险呈加速爆发趋势，仅2016年前4个月就发生了14起债务违约事件，其中包括东北特钢、中铁物资等央企或地方国有龙头企业，宣告了央企、地方国企“信仰神话”的破灭。在这个典型的“火鸡的错觉”中，机构将低违约率视为无风险，忽视了宏观经济周期效应；中介机构评级虚高、保荐失职；加之监管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漏洞等等因素，最终共同造就了这场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潮”现象，导致很多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四、不确定性的智慧

当然，也有学者对“火鸡的错觉”理论提出质疑。

比如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就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因此系统性的认知偏误不会长期存在。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市场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其次，即使个体是理性的，集体行为也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即行为金融学所说的“合成谬误”。

因此，承认“火鸡的错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市场的有效性，而是要在承认市场局限性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策略。

所以，我们能发现，在判断风险、控制风险的时候，不仅面对的是宏观、中观、微观、市场机制，更有着其背后复杂的人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不断的完善制度的原因，要制约人性中恶的一面，同时激发人性中向善的一面。

而“火鸡的错觉”告诉我们，既然不可达到准确，但我们可以追求“模糊的正确”，防止“精确的错误”。

在风险控制上，我们应当有着一个自上而下的清晰的风险管理框架。在宏观层面上：要理解经济、行业和市场的宏观周期规律及当前所处阶段。比如构建领先指标体系，收益率曲线倒挂、信贷增速等等；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模拟极端情景下的损失；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在繁荣期主动降低风险敞口。

在中观层面上：要研究企业的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比如重点关注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护城河深度；管理层的诚信度和战略执行力；财务结构的稳健性，特别是现金流的质量。

而在微观层面上：应在宏观与中观分析的基础上，再评估具体客户和项目的风险。具体而言，比如建立多维度的风险评价指标，不仅要关注财务数据，也要重视“软信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尽职调查；设置动态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调整风险敞口。

塔勒布曾说，人类预测未来的最大谬误，是过于关注预测的具体数值，而忽略了结果的可能范围。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更多的信息和更复杂的工具，反而可能催生“确定性的错觉”。

在我看来，“火鸡的错觉”揭示的不仅是认知的局限，更是人性的弱点。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更精密的预测工具，而是更深刻的自我认知和更强大的适应能力。

如达尔文所言，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在金融投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适应能力体现为，保持谦逊，承认无知；去拥抱不确定性，而非试图消除它；主动构建韧性，而非追求精确。

从这个意义上说，“火鸡的错觉”不仅是一个关于风险管理的寓言，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不确定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命题。只有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从“精确的错误”走向“模糊的正确”，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保持清醒和理性。

大唐贞元二年，长安城内，晨雾如纱，在无数衣锦华服、意气风发的士子中，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显得格格不入。他衣衫单薄，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炬，那双眸子燃烧着对“道”的执着，对命运的不屈。他叫韩愈，此刻，他正悄然踏入这座权力与梦想交织的舞台，而长安的繁华与苍凉，盛世的剪影与人世的磨难，都将深深的烙印在他此后逆行一生的轨迹里。

大历三年，韩愈出生于河南孟州。他身世凄苦，幼年时双亲接连亡故。12岁时，长兄韩会也撒手人寰，韩愈只得跟随寡嫂郑氏辛苦度日。《旧唐书·韩愈传》有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寥寥数语，勾勒出少年韩愈的早慧与自律。他深知自己孤苦无依，唯有凭借刻苦求学，方能立足于世，故而无需旁人督促，便已将儒家经典视为生命之光，笃志向学。

一年后，韩愈便随着天下士子一起投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选拔之中。

曾几何时，长安的二月春风，在贺知章笔下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意盎然。那是他告老还乡之际，百官相送，如脱笼之鸟般心境开阔。然而，时光流转，当贞元三年的二月春风再次吹拂长安，对于韩愈而言，这诗意的春景却只增添了心头的萧瑟与寒意。礼部南院的朱漆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宣告着又一次希望的破灭。他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那风尘仆仆的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落寞，每一步都踏着无尽的疲惫与不甘。

紧接着，家里又传来了族兄去世的消息，这让孤身在外的韩愈的生活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贞元三年至五年，三载春秋，韩愈在长安城中苦苦挣扎。每一次踏入考场，都怀着忐忑的希望；每一次走出考场，都带着深深的失落。“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这字字泣血的诗句，正是他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贫病交加的韩愈，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深夜时分，他常常独坐灯下，翻阅着儒家经典，试图从圣贤之言中寻得慰藉。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终究让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不得不低头。最终，他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离开这座曾经寄予厚望的帝都，黯然回到宣州故里。 这一次的离开，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的第一次妥协。 然而，这位屡试不第的寒门士子，日后却成为了“百代文宗”。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绮靡晦涩的骈体文风，强调”文以载道”，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与柳宗元等人共同开创的文学新风，影响了整个唐宋文坛，后世将他们尊为“唐宋八大家＂。

既然韩愈文学造增如此深厚，为何屡试不第呢？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深层问题。唐代虽然实行科举取士，但制度尚不完善，门第出身仍然重要。加之当时盛行的“行卷”之风——士子们在应试前将自己的诗文呈送给名流显贵，以求得青睐与举荐——使得科举的主观性极强。及至中唐，政治日益黑暗，科举之路更是论为贵族豪强提拔子弟、培养亲信的捷径，对于韩愈这样的寒门子弟而言，科举之路真是充满了看不见的障碍。

而韩愈，一是出身微寒，根本不认识什么达官显贵，所以就很难脱颗而出；二是韩愈的文风与彼时唐朝流行辞藻华丽的骈体文并不符合，骈体文读起来非常优美，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个中意境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惜骈文美则美矣，但如果把它用在为选拔人才上面，是不太合适的。而三是韩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是不愿写这种文风的，结果就是屡屡的不中。

不过世易时移，风水相轮。

命运的转机终于在贞元八年到来。这一年，“是年一榜，多天下孤凭伟杰之士”，这便是唐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虎榜”，这一科共录录取进士23人.皆是壮穆栋梁的大才，这其中就有韩愈，而这次韩愈在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前，遇到了他的伯乐，当时的主考官陆势、副考官梁肃，和韩愈一样，在政治上属于务实派，所以对韩愈十分欣赏，再加上宰相郑余庆的推荐，贞元八年，当“龙虎榜”金榜题名，韩愈的名字赫然在列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叩开了仕途的大门。这不仅仅是一纸功名，更是他十年寒窗、数载困顿后，向理想迈出的坚实一步。然而，从“登龙门”到真正“入仕”，其间仍有一道关隘，那便是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一场更为严苛的考验。

唐代诗人赵嘏在《长安晚秋》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并非是对太宗皇帝的褒扬，而是对科举制度下无数士子皓首穷经、蹉跎半生的无奈写照。

年少时以为勇气和热情取之不尽，三十而后，才知人生如春花，日日凋零。流光易逝，悲欢无情。断雁声中，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全都蹉跎在了科场中。

而韩愈之后两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皆是折戟沉沙。更不幸的是，抚养韩愈长大的嫂嫂郑夫人病逝了，嫂嫂的离世，如晴天霹雳般击碎了韩愈的心。这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是在嫂嫂的悉心照料下长大成人的。他含泪写下“蒙又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字字血泪，句句哀思。对韩愈而言，嫂嫂不仅是长辈，更是母亲般的存在。

嫂嫂的离世，让韩愈一度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消沉。然而，生活的重压不容他沉溺太久。彼时，他已年近而立，却仍未解决温饱，更遑论实现胸中抱负。他深知，若要在这长安城立足，便不能再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着丧亲之痛，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投入到那场名为“博学宏词科”的残酷角逐中。然而，命运似乎仍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才子，他再次名落孙山。三十而立，却一无所有，这对于心高气傲的韩愈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了生存，为了那份不灭的理想，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与矜持，连续三次硬着头皮，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宰相毛遂自荐，向名门望族投递简历，这几乎成了他每日的功课。那字字恳切的信件，那一张张寄托着希望的简历，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然而，即便希望渺茫，他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他心中那团“道”的火焰，从未熄灭。

贞元十二年，董晋以75岁高龄出任宣武节度使，为了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底，便开始广罗人才。而韩愈便被董晋相中了，事实是董晋对韩愈确实不错，韩愈为了感谢董晋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曾写下“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不过董晋此时已是高龄，仅三年后，董晋便去世了。而董晋逝世未久，宣武军中便骤生兵变。宣武军内部大打出手，死伤无数。不过好在韩愈因扶董晋灵柩而不在现场，很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祸。

无奈之下，韩愈只能第四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好在这次通过了铨选，被任为国子监四门博士，终于又找到了一隅之地。

为了庆祝这次考试得中，韩愈心情大好，于是独自登临华山游玩散心。

华山，自古便以其鬼斧神工的险峻而闻名。当韩愈登上苍龙岭，面对那“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的壮丽奇景时，他热泪盈眶，诗兴大发。然而，彼时的华山，并非今日这般有石阶护栏，唯有一线天成的山脊，如巨龙般蜿蜒盘旋。就在这绝壁之上，韩愈一时失足，被困于险境。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却无人应答。夜幕降临，山风呼啸，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惊惧、绝望、无助……这些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瞬间将这位未来的“百代文宗”吞噬。他颤抖着写下绝命书，将其抛下山崖，然后放声大哭，那哭声在寂静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凄厉。幸而，华阴县令恰巧路过，发现了这封求救信，才使韩愈得以脱险。后人常以此事戏谑韩愈胆怯，殊不知，这恰恰展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韩愈——他并非不惧死亡，他也有凡人的恐惧与脆弱。然而，正是这份对死亡的深刻体验，才更凸显了他此后在面对强权、面对生死抉择时，那份超越凡俗的“胆大妄为”与坚韧不拔。

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不思赈济灾民，封锁消息，谎报灾情，致使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堂上下因畏惧李实的权势，皆缄口不言。而彼时韩愈已晋升为监察御史，他亲眼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对李实的谎报灾情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张署、李方叔愤而上书，结果反遭李实等人的陷害，被贬连州阳山令。

关于韩愈被贬一事，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可能参与其中，但已故学者卞孝萱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说缺乏实质证据。这一争议反映了中唐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过韩愈确实曾怀疑过，但很快韩愈就打消了念头，而且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三人之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学术交流。

而同年，韩愈的另一个亲人，侄子韩老成突然病故，两人虽是叔侄，却年岁相仿，从小一同长大，情同兄弟，韩老成的离世对韩愈打击非常大。于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祭十二郎文》带着韩愈的无尽哀苦从心头流到了笔端，成为了祭文中的千古绝唱。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斯文之重，可见至深。

之后，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七年，韩愈三度担任国子博士，从事教育事业。因为当时世家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直接入仕，并不需要老师传授学问，所以老师的地位往往被他们所轻视，形成了耻于求师、羞为人师的社会风气。韩愈以一个觉醒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于上层阶级，明白学问于个人与国家的分量，遂写下《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以此抨击当时的不正学风。随后，又写了名篇《进学解》以自喻，这篇文章以“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开头，运用师生问答的诙谐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引起了当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而文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贪多务得”等成语，流传至今被人们沿用。

之后这篇文章深受宰相李吉甫喜爱，遂调韩愈入国史馆任修撰，参与史书编纂。但是韩愈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他只是到了馆，但就是迟迟不动笔。

而韩愈有个名叫刘轲的粉丝，得知自己偶像工作消极，就写信希望偶像振作起来。韩愈面对粉丝的建议，便回了信，并道出了自己为什么不想做修史这个工作的原因。在这篇《答刘秀才书》中，韩愈这样写道“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必有天灾”，并列举了孔子（修完《春秋》，各国都不待见他）、司马迁（遭受宫刑）、陈寿（连续被贬官）、崔浩（参与修史被灭族）、范晔（卷入谋杀案被杀）等等。在这篇回信里，韩愈态度很诚恳，希望自己的粉丝可以理解他，他真的不想干。

其实韩愈这番“史官高危论”不过是托辞罢了，背后的原因他确实无法明说，因为唐代官修史书制度是非常凸显政治对史学控制的，所以韩愈内心就很煎熬，修史必然会面临政治干预的风险，但自己是无力抗争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修史，倒不如消极罢工，躲开好了。

但回信的最后一句却惹了麻烦，韩愈写道， “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意思就是说，这个活我不干，其他人也能干这个工作。

刘秀才有没有回复，我们不得而知了。但这篇回信却让好友柳宗元看到了，柳宗元得知韩愈有此想法后，专门写了篇长文批评韩愈 ——

“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

从文章可以看出，柳宗元言辞激烈，对韩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无论如何，韩愈最后还是参与編修了《顺宗实录》。

不过，我从《答刘秀才书》中，倒是看出了韩愈的真性情。而且后来种种际遇，也印证了他当初的担心。

在经历了多次贬谪、调任、复职后，韩愈终于元和十年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47岁的韩愈，终于在长安有了自己的住所。然而国家时局却风雨飘摇，藩镇作乱，人心浮动，朝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力主讨伐淮西叛乱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中被叛军刺死于长安街头，朝野惊惧。铁血宰相尸骨未寒，本该同仇敌忾之际，却有小人上书，建议停止征讨淮西以自保。大唐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公然挑衅。

在很多人犹疑畏缩之时，年近五旬的韩愈，默默随着征讨大军出发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仅是武元衡的遗志，更是韩愈一生的信仰。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奉旨征讨淮西，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洞察战局，建议裴度派精兵从小路突袭蔡州，擒拿叛将吴元济。或许因为韩愈的文人身份，裴度并没有采取这个建议。而名将李愬却与韩愈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于文城起兵夜袭蔡州，果然生擒了叛将吴元济，淮西战局由此逆转，各藩镇纷纷服软，归顺朝廷。

凭借对战局的卓越见解，韩愈被升为刑部侍郎，居四品。在任期间，他屡次仗义执言，任劳任怨，深受唐宪宗李纯的信任。

而这，只是韩愈风骨的开始。

自太宗以来，唐王朝逐渐倚重佛教，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至宪宗时，举国上下崇佛之风愈发炽烈，以至朝政废弛，百姓困苦。元和十四年，宪宗迎佛骨入京，举国礼佛，农人弃耕，商户停业，更有甚者，为一睹佛骨不惜倾家荡产，或自残以示虔诚。

整个帝国沉溺于病态的迷信之中。

吴世昌先生在其《试论韩愈其人》一文中，曾深刻剖析了佛教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影响。他指出，“从南北朝以来，佛教的寺宇变成了政治避难所，变成了躲避徭役和赋税的逋逃薮，国家的户口锐减，而僧尼的人数大增，无数显贵为了享受特权度为沙门。那些所谓救苦救难的渡缘人，在礼佛这块遮羞布下丑态尽显，成了夺百姓之食，剥万民之衣，蛀国家之根本的蛆虫。”彼时的大唐，自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余毒未消，国力已是摇摇欲坠，不堪重负。在这样的危局之下，佛教的过度兴盛，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侵蚀了国家根基。韩愈敏锐地察觉到这股暗流，深知若不加以遏制，必将酿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在此之前，韩愈的妻子卢氏，曾希望韩愈收敛性情，不要事事逞强。并写给韩愈一句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事，必先退之”。韩愈也深以为然，便把“退之＂二字作为了自己的表字。

然而，这一次，面对荼毒社稷的佛骨，韩愈深知，他必须堵上自己的性命，宁与天下歪风邪气为敌，也绝不能退。他要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为大唐社稷正本清源。

于是，他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写下了那篇激荡千古的《论佛骨表》。

这篇奏疏，字字如铁，重重击打在朝堂之上，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隔着千百年的时光，再次读起这段话，我仿佛仍能看到那个从文武百官中缓步出列的韩愈。他就这么昂着头，站在宣政殿幽暗的光影之中，为他心中的道义再一次飞蛾扑火般站到了那些人的对立面。

《旧唐书》记载， “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唐宪宗读完《论佛骨表》大怒，下令要以极刑处死韩愈。在这篇文章中，韩愈认为以佛道治理国家会引发无尽祸乱，举例说明了自古以来笃信此道的皇帝都早早崩逝，既然佛骨不能立国，又不能长寿，因此奉迎佛骨毫无意义。他还主张应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此文一出，韩愈得罪了无数权贵与信众。

韩愈一生笃信儒道，讲仁爱、重民本、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忠诚，不只是对宪宗一人，更是对大唐江山社稷。旁人不敢言，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他敢为。

在群臣的极力劝谏下，宪宗仍要杀韩愈而后快。但唐宪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昏君，他很爱惜韩愈的才华。

于是稍降怒气的宪宗朱笔一勾，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被贬后，有人劝慰韩愈，韩愈只淡淡地说：“言涉不敬”，韩愈承认自己或许因言辞激烈触怒圣上，但此事无悔，问心无愧。

半生功名，旦夕之间化为乌有。韩愈带着失落，在隆冬苦寒中踏上前往潮州的流放之路。路过蓝田县时，天下起了大雪，噩耗再至 —— 自己的家人因受牵连被逐出京，幼女却在途中病逝。韩愈悲痛难抑，却也只能咬牙前行。

潮州远离中原，素为流放之地，山水瘴毒，民风荒蛮。韩愈与家人跋涉数月，终于抵达。初到潮州，满目皆是恶山恶水，他在《泷吏》中写道，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这是他对潮州的初印象。心中虽有惊惧，韩愈依然坚守初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自己只要能为国家除弊，即便是献出自己的性命，也无所畏惧。

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韩愈很快调整心态，召集官吏熟悉政务，深入田间体察民情。他祭雨乞晴，修渠铺路。当时潮州鳄鱼成灾，时常伤人性命，为了破除当地百姓对鳄鱼的恐惧迷信，韩愈写下了《祭鳄鱼文》，激励当地百姓组织反抗，通过制作“强弓毒矢”和涂满硫磺的猪羊投入恶溪来驱赶鳄鱼。最终解决了鳄患，得到了百姓的称颂，成为一时佳话。

除此之外，韩愈废除了当地“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终生为奴”的陋习，推行“计庸折值”法；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耕作技术，改善当地贫瘠的百姓生活。更重要的是，韩愈十分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大胆启用人才，将俸禄全部捐出，兴办学堂，聘请乡贤执教，扭转了“潮人未知学”的局面，为潮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以后，潮州人才辈出，百姓以“韩江”“韩山”纪念其恩德，后人有诗云：“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而做出这一切，韩愈只用了八个月。

元和十四年，适逢大赦，韩愈调任袁州刺史。韩愈外调的短暂时间里，大唐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宪宗于盛年崩逝于大明宫，强行续命的帝国，也重新进入了死亡倒计时，藩镇势力再度死灰复燃，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心中皆生出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念。承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害了自己的上司，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剿灭却屡屡受挫，河北局势岌岌可危，即位不久的唐穆宗焦头烂额，一旦河北局势控制不当，全国的节度使必定望风而动。到那时，百姓首当其冲，举国悲鸣，王朝倾覆不过在片刻之间，所以必须有人前往交涉，稳住河北局势。唐德宗兴元元年，同样是为了安抚叛军，大唐名臣颜真卿受命前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驻地谈判，后被残忍杀害。

如今颜鲁公血迹犹在，又有谁再敢罔顾性命前去安抚呢？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却总有那么一群脊梁，在国家危难的惊涛骇浪中，逆流而上，甘之如饴地冲在最前方。他们并非铁石心肠，亦是血肉之躯，却为了心中的大义，将生死置之度外，虽九死而无悔，虽万难而无惧。

这一次，字“退之”的韩愈再次站了出来。

长庆二年，朝廷赦免王廷凑及成德军兵士，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史书载，叛军头领王廷凑为人奸诈，嗜血成性，稍不顺意，便有几百上千亡于他的刀下，是个名副其实的杀人魔头。所有人都觉得韩愈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宰相元稹为此痛惜道“韩愈可惜”，唐穆宗下令后也后悔了，于是派快马想召回韩愈。韩愈见到来使只是匆匆下拜言道， “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说罢，头也不回，径自前行。

而在镇州，王廷凑用铠甲的寒光、出鞘的刀刃，已经表达出了他对朝廷这次安抚行动的态度。面对王庭凑的威逼，韩愈毫无惧色，开门见山直言“安史之乱以来，凡叛族皆族灭，无善终者”，一番慷慨陈词，给王廷凑讲明了归顺朝廷与反叛朝廷的利害关系。

王廷凑并非不懂这套说词，要不然也不会谋反了。但韩愈善于把握人心，巧借“服从众意”为台阶，给了王廷凑足够的体面，使王得以归顺，化干戈为玉帛。叛军动摇，最终归附朝廷，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从镇州归来的韩愈随即转任吏部侍郎，次年擢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曾记载，六军将士听说韩愈就任京兆尹后，都不敢做违法之事，私下互相告诫“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意思是说，这个人连佛骨都敢烧，谁敢犯法啊。

不过此时韩愈身患疾病，京兆尹只做了两年，便因病告假了。

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可能是韩愈一生中最为平和舒心的时光了，早春时节，万物复苏，春意融融。韩愈邀请挚友张籍同游踏青，兴致所至，写下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春色融融，诗意满怀。

早春的午后，长安街头人声鼎沸。一位两鬓斑白、背脊微驼的老人，背着双手，缓步踱行。细雨如丝，斜洒在青石板上，道旁的小草新添嫩绿。老人抬头望向远山，脚步渐缓，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时光如水，恍惚间，眼前的老人仿佛又化作贞元二年初入长安的青涩少年。

长庆四年，韩愈在挚友张籍的陪伴下辞世，终年五十七岁。

因韩愈一生与宗教的冲突与纠葛，他的死因一度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流言与猜测并起，史料却对此讳莫如深。某种意义上，他的真正死因，也成了历史的谜案。

行文至此，韩愈那句在《祭柳子厚文》中的慨叹，不禁回荡在我耳畔：“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竞亦何较？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人生一世，不过大梦一场，其间的利害得失，又何须斤斤计较？梦醒时分，方知万事皆空，一切悲欢离合，皆如过眼云烟，不值追忆。这本是韩愈祭奠挚友柳宗元之语，却也恰如其分地道尽了他自己一生的豁达与感悟。而这与张籍在《祭退之》中对韩愈临终神态的描绘却是形成了奇妙的内在呼应与共鸣，诠释了一种对生命与死亡的超然。“自是将重危，车马候纵横。门仆皆逆遣，独我到寝房。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回首韩愈一生，从贞元二年那个饥寒交迫却目光坚定的少年，到长庆年间两鬓斑白的京兆尹，变的是容颜与官职，不变的是一腔赤诚、九死不悔的孤忠与担当。科场蹭蹬，难消济世之志；贬谪流离，不折为民之心；刀斧加身，未曾退却守道之胆。他用一生诠释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精神，这份孤勇与坚守，穿越千年，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诚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赞：“韩愈其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气。”这寥寥数语，精准概括了韩愈波澜壮阔的一生，以文笔扭转颓风，以道义匡扶天下，以忠诚触怒君王，更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瓦解了叛军的士气，化解了社稷危难。这份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文末，心有诗曰：

贞元少年入帝京，寒门学子志凌云。 三番落第心不改，一片丹诚道自明。 敢谏佛骨惊朝野，甘赴潮州济苍生。 文起八代衰微势，千载文宗仰大名。

注：感觉之前写的有点浅，所以撤回重新修改了下。

在豆瓣《小王子》的评论区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十几岁的时候渴慕着小王子，一天之间可以看四十四次日落。是在多久之后才明白，看四十四次日落的小王子，他有多么难过”，《小王子》从来不是一个关于星球的童话，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一个曾经相信爱、失去爱、又重新寻找爱的灵魂。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一个声音，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 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有人说，《小王子》是一部写给成人的童话。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只有经历过人世沧桑的成人，才能真正理解小王子的忧伤；说它不对，是因为真正能够理解《小王子》的人，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孩子般的纯真。这种纯真不是无知，而是智慧；不是幼稚，而是深刻；不是逃避，而是勇敢。

《小王子》的故事始于一场飞机失事，一个飞行员迫降到了撒哈拉沙漠的正中央，四面荒无人烟。就在他试图去维修飞机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金发的小男孩。小男孩说他自己叫小王子，来自很远的外星球，经历了一系列旅行来到了地球。然后飞行员就一边维修自己的飞机，一边听小王子讲述着自己的过往。

一开始小王子聊起了自己的星球——B612，在这个星球上有着3座火山，有着小王子很喜欢看的日出日落，还有着坏植物——猴面包树。小王子一个人在星球上生活了很久，有一天，一朵玫瑰却在土地上长了出来，那是小王子的星球上第一次出现玫瑰。爱情最初的模样，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人倾尽所有的温柔，如朝圣者般虔诚地守护着心中的圣殿；另一个人则在爱的迷宫中迷失，用伤害来掩饰脆弱，用骄傲来保护恐惧。小王子的玫瑰宣称自己是世间唯一，这不是谎言，而是爱情的真相——在爱的人眼中，被爱的人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当爱变成了一种证明，当温柔变成了一种要求，最纯真的感情也会在误解的荆棘中流血。这是爱情的悖论：我们因为太在乎而伤害，因为太爱而失去。

所以小王子为了逃避离开了他的星球，踏上了游历之旅。小王子一路途经了六个小星球，上面分别都居住着一个大人，分别是没有臣民但满心统治欲的国王；认为自己世界上最有魅力的自大狂；自我矛盾的酒鬼；想要占有所有星星却没空仰望星空的商人；盲目点灯熄灯的点灯人；还有教条主义的地理学家。

在小王子纯净的眼中，这些成人世界的众生相显得如此荒诞不经。

后来小王子来到地球，他降落在了沙漠上，在这里他首先遇到了一条蛇，蛇告诉他可以帮助小王子回到遥远的故乡，让他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他。然后小王子开始在地球上四处游历，有天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玫瑰花园，里面有整整5000朵玫瑰。这时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朵。接着他遇到了一只狐狸，小王子想和狐狸玩耍，但狐狸说，我不能和你玩耍，因为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系，我们彼此之间还只是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你要说服我，我才能和你一起玩。之后狐狸教会了小王子如何驯服自己，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狐狸的教导让小王子明白他和玫瑰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玫瑰本身并不是唯一的，但是自己日复一日的与玫瑰相处交流，让这朵玫瑰成为了最特别的一朵，一朵只属于他的玫瑰。小王子讲到这里的时候，距离飞行员坠入沙漠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飞行员的水喝完了，两人决定一同去找水井，第二天早上他们找到了水井，小王子喝完了水，告诉飞行员自己今晚就要离开地球，回到自己的星球了，希望飞行员不要来看，因为那可能看起来很痛苦。

到了晚上，对小王子万般不舍的飞行员还是来了，他看到小王子和最开始的毒蛇在一起，原来蛇说可以帮他回到故乡，是指用毒把小王子的肉体杀死，让他的精神回到故乡。在夜空下，小王子告诉飞行员，自己要送他一个礼物，那就是天上的星星，他说，你只要一抬头，就能想到我在其中的一颗星球上快乐的生活着。最后，飞行员目睹了被蛇咬了的小王子缓缓倒在地上，他的肉体死去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即使你没看过这本书，只是听我讲故事，也不难看出在小王子的书中有着许多的象征，飞行员、猴面包树、玫瑰、狐狸、蛇、六个星球的人等等，这些形象到底象征着什么，不同的人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再加上它里面颇有深意的情节和对话，让小王子成为了一部富有哲理的寓言童话。比如《栗树下的晚餐》作者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瓦就曾把《小王子》中的哲理比作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空的天穹一样无穷无尽。

但深究到底哪种看法更符合作者的原意意义并不大，因为这与《小王子》口中只在乎结果的大人没什么两样。我想这也绝对不是作者希望我们去做的。只要是你真正用心感受到的那就是真实的，那就是作者想让你看到的。就像书中狐狸所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小王子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复杂，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淳朴而干净的描绘爱的故事。当然，这里的爱并不单指爱情，而是广义的爱，包含爱情、友情、亲情等等，但爱情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一、认知爱的第一个阶段：不懂爱的阶段

这个故事给我们展现的是小王子从不认识爱到理解爱、明白爱的过程，即小王子对爱的认知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懂爱的阶段。小王子一直独自生活在一颗小星球上，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从未接触过其他人。这个阶段的小王子对爱只有一个非常朦胧的感觉，象征着我们幼稚的童年。他喜欢火山，只是因为火山可以帮他烤面包，喜欢日出日落，只是因为看着他们可以带来好心情，讨厌猴面包树，那只是因为他们会把星球给毁掉。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孩子的心里不会掺杂过多的现实因素，对待事物的态度往往只是决议单纯的好恶。这时，一株玫瑰在他的星球上盛开了，小王子为她日日浇灌，为她除虫，拿玻璃罩为她挡风，这让他与玫瑰之间诞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这毫无疑问就是爱情的象征。

但是，面对心高气傲、心口不一的玫瑰，小王子时常手足无措，他也并不能理解玫瑰矛盾的言语下隐藏着的爱意。玫瑰说，她有四根刺可以防止自己被老虎吃掉。小王子耿直的回答，老虎不吃花，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他只是想让小王子夸赞她。玫瑰说她讨厌风，让小王子给他找一个屏风。小王子很困惑，花为什么会讨厌风呢？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她只是想看小王子是否愿意为她付出。玫瑰在小王子面前故意咳嗽，故意想让他感到内疚，这让小王子觉得她简直太做作了，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她只是想让小王子更在乎自己。

实际上，这正是很多情侣、夫妻间常会有的矛盾，男生往往更偏理性，而女性往往偏干感性，女生往往不会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感情，而男生则不善于理解女生话中隐含的含义，男生不知道女生对你撒娇蛮横，恰恰证明她在乎你，她绝不会对一个普通朋友做这样的事。而女生也不知道，男生的思维都很直，跟他们说话越直越好，最好就别绕弯子，而这种差异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积累出矛盾。

小王子和玫瑰都是第一次懵懂的遇到爱，两人也都不懂爱，也不懂得如何互相理解，如何互相退让，而这脆弱的感情就在这互不理解，互不退让的情况下，最终让两人走向了对彼此的不信任和伤害的境地，也让小王子负气出走，踏上了旅程。

二、认知爱的第二个阶段：探索爱的阶段

此时，小王子来到了第二个阶段，探索爱的阶段。小王子一路途经了六个小行星，六种孤独的灵魂。国王在空旷的王座上发号施令，却没有臣民来聆听；自大狂在无人的舞台上独自表演，却没有观众来喝彩。他们都在追求某种形式的"连接"——权力的连接、崇拜的连接、知识的连接，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连接。

这些成人世界的众生相，映照着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逃避的同一个真相：我们害怕自己在这个宇宙中毫无意义。于是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游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权力的游戏、财富的游戏、知识的游戏、成就的游戏。我们在这些游戏中越陷越深，直到忘记了游戏的目的，忘记了游戏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忘记了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曾经是一个会哭会笑、会爱会被爱的孩子。

我们在追求意义的路上，失去了意义本身。

小王子的困惑是深刻的：为什么成长意味着孤独？为什么成熟等同于冷漠？这些大人们曾经也是孩子，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选择了放弃爱的能力？这种放弃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适应？

或许，这正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剧：

我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世界，却生活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贫乏；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感到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束缚；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却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迷茫。

韦伯说“世界的祛魅”，或许在《小王子》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六个星球上的大人们，正是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他们用数字衡量一切，用逻辑解释一切，用效率评判一切。他们失去了对神秘的敬畏，对美好的感知，对爱的能力。他们活在一个被完全理性化的世界里，却发现这个世界空洞得可怕。

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吗？

我们用理性征服了世界，却发现征服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我们用科学解释了一切，却发现解释之后生活失去了意义；我们用技术改造了世界，却发现改造之后的世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成为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的奴隶，成为了自己发明的游戏的囚徒。

三、认知爱的第三个阶段：明白爱、并重新寻找爱的阶段

接着，小王子便来到了第三阶段，明白爱、并重新寻找爱的阶段。小王子在地球上遇到了一个亦师亦友的角色——狐狸。狐狸在书中其实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告诉小王子，“驯服”才是爱的核心，而“驯服”无疑也是这部童话的核心。狐狸说，如果没有“驯服”，没有“建立联系”，“现在对我来说，你不过只是一个小男孩，和其他千百个小男孩没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用不着我。而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它千百只狐狸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不可缺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我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

“驯服”这个词汇在此处承载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既不是征服，也不是占有，而是一种相互的选择与承诺。真正的“驯服”是双向的：我们在选择爱一个人的同时，也允许自己被爱所改变。这种改变并非失去自我，而是在关系中发现更完整的自己。狐狸的声音如同古老的钟声，在小王子的心中仿佛敲响了一个永恒的悖论，真正的自由，往往诞生于甘愿的束缚；最深的解脱，常常来自最美的沉沦。当我们为了爱而放弃选择的权利时，我们反而获得了选择爱的能力。这是“驯服”的奥秘——它不是征服，而是投降；不是占有，而是给予；不是控制，而是释放。

狐狸告诉小王子，如果要“驯服”他，“首先你要离我稍远点坐着，最好在同一个时间来，然后每天你可以做的稍近一点”。狐狸所说的驯服方法，隐含着的就是爱的核心——付出与责任。

四、爱的本质

爱一个人，是你要对她（他）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从远处开始，慢慢与她靠近。“每天同一时间来”则意味着你对他（他）肩负的责任。你不能今天爱，明天就不爱，持续而坚定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爱的本质远比“付出与责任”更加复杂。

柏拉图说爱是对美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说爱是一种德性，奥古斯丁说爱是对上帝的渴望，弗洛伊德说爱是性欲的升华。每一种解释都有其深刻性，也都有其局限性。

《小王子》则说，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给予。狐狸所说的“驯服”，实际上揭示了爱的本体论特征：爱是一种相互的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创造了与他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创造了自己。这种创造是双重的，我们在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自己，也在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小王子的玫瑰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在爱的关系中，她获得了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在关系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爱的奇迹：它能够在平凡中创造神圣，在有限中触及无限，在时间中创造永恒。爱不是发现，而是创造；不是找到，而是建构；不是获得，而是给予。

这是《小王子》这本童话想告诉我们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看似平常，却蕴含着被现代人遗忘的深刻智慧。但是我想请大家深入的去思考这里面的含义。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爱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是因为本质上就是会爱的人，所以去爱；还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去爱，所以成为了会爱的人？这个问题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我们是被命运推着走向爱情，还是主动选择了爱情这条道路？

小王子的故事给出了一个深刻的答案：爱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能力；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行动。我们不是因为会爱所以去爱，而是因为选择去爱所以学会了爱。这种选择的勇气，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超越本能，创造意义；我们可以超越自我，拥抱他者；我们可以超越有限，触及永恒。

而小王子在思考后终于明白了自己和玫瑰的爱究竟是何物。他的玫瑰本来确实不是唯一的，他和那花园里的五千朵玫瑰也没什么两样。但正是自己每日的浇灌，正是自己日常的爱护，正是两人日常的交流，才让这朵玫瑰成为了最特别的一朵，一朵只属于他自己的玫瑰。所以小王子后来才会对自己的不负责感到愧疚，他说，“可惜我从前什么都不懂！我应该看她的行动，而不是听她的言语！她为我散发芬芳，点亮我的生活，我不应该离开她的，我应该看出藏在那些小把戏后面的柔情。花儿的心思好难琢磨的！当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

最后，小王子用消灭自己肉体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小星球上，与他心爱的玫瑰重逢。

应该说让人伤感吗？

还是让人欣慰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结局。

不过这个故事虽然很不错，但是好像还是很难理解“爱”，如果你随机找一个人说爱是什么，那么大部分人都很难说个所以然来，因为“爱”作为一种人类在现实中的情感体验，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都对他有过数不清的研究和定义。

小王子告诉我们“爱是付出与责任”，这是伦理学范畴里对爱的一种解释；而在哲学上，柏拉图认为爱是人类对至善至美的一种追求的渴望；斯宾诺莎则认为爱是所有善的、好的、幸福的事物的源泉。在心理学范畴中，爱是一种强烈、积极的情感心理状态。在儒家文化里，爱是一种仁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基督教中，爱是一种博爱，它来源于上帝，既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也是上帝对人的要求。而在爱上，有着爱情、亲情、友情等等。但人们首先第一时间想到的必然是“爱情”。

因为亲情的基础来自于血脉联系，友情的基础来自于志同道合，他们都不需要过多的主动付出和维护，而爱情的基础是最需要主动的实践和体验的一种爱。

但无论人类在理性上如何去定义，爱终究是一种我们感官上的感性体验，它无疑有一定理性的部分，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一种非理性。我们难以用理性把握，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用重复实验去验证、确定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认可的定义。

但爱确实需要实践。爱归根结底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就算你精通心理学，研读过所有的哲学著作，通读宗教典籍，但如果你从未在现实中真正感受过爱，那你也绝对不可能真正去理解爱。如同小王子不曾离开他的小世界，而在旅途中感受到爱，那他也绝对不会明白爱的真谛。

而《小王子》其实可以说就是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给妻子康苏爱萝的一封情书，现实中圣埃克苏佩里是历史上第一批开辟夜间航线的飞行员，曾几次坠机奇迹生还，与妻子康苏爱萝一见钟情，在第一封信里，圣埃克苏佩里就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我喜爱你的不安，喜爱你的怒气，我喜爱你身上一切尚未被完全驯化之处”，但因为二战的发生，两人聚少离多，加之“狐狸”的出现导致互相猜疑与争吵，圣埃克苏佩里无法忍受，决心逃离，以当时年龄最大的飞行员身份重返战场。法国投降后，圣埃克苏佩里不得流亡美国，而妻子留在了战火纷飞的欧洲，日夜对妻子的思念和悔恨促使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这本《小王子》，而随后圣埃克苏佩里回到法国执行盟军飞行任务，1944年7月31日，他为了盟军着陆，开着战斗机飞往法国南部侦查敌情，但起飞后不久便失踪了，年仅44岁，如同小王子从地球消失一般。直到2003年10月，法国政府打捞出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残骸，但至今坠机原因仍是个谜题。

小王子的那句“当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时间的帷幕，让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战火中对着星空的忏悔。圣埃克苏佩里写下这句话时，他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穿越云层，他的心却在回望那个被他遗弃在欧洲战火中的女人。这不仅是小王子的忏悔，更是每一个曾经因为年轻而错过爱情的人的忏悔。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小王子，在爱情面前手足无措，用逃避来回应深情，用离别来证明自由。直到多年以后，当我们终于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份爱可能已经错过了，那个年轻的自己也永远回不来了。

既然爱这么痛苦，我们真的还需要它吗？没错，人和人本就不相同，人和人的悲喜也并不互通。所以，爱他人必然是伴随着痛苦的，但人生的哪一项事物是毫无痛苦的呢？

歌德劝导我们不要迷信理论，要去亲身体验一切，尝试一切，去生活，去奋斗，去感受爱，感受人生的全部；弗洛姆说，爱的本质是要为某种东西付出“劳动”以及“使某种东西成长”；林清玄说，与爱同等重要的是努力的实践与真实的表达，没有透过实践与表达的爱，是无形的、虚妄的。

小王子的回归，如同一滴水重新汇入大海，如同一缕光重新融入阳光。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消失，而是永恒。他用生命完成了一次最完美的诠释：爱不是占有，而是释放；不是得到，而是给予；不是永远在一起，而是永远在心里。他的死亡，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理解；他的离别，是对爱情最完美的诠释。

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或许应该问自己：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能听到内心最纯真的声音？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愿意为了爱而“浪费”时间？在这个崇尚理性的社会，我们是否还敢于相信童话般的美好呢？

小王子从未离开，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他存在于每一个孩子第一次说'我爱你'的勇气中，存在于每一对恋人在争吵后的和解里，存在于每一个母亲深夜为孩子掖被角的温柔中。他是人类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在这个冷漠世界中保持温暖的秘密。

当夜幕降临，当我们独自仰望星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遥远的光点，更是内心深处那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小王子，那个依然相信爱情、友谊和美好的自己。这就是《小王子》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最勇敢的事情不是学会如何长大，而是学会如何在长大后依然保持孩子般的纯真；最智慧的选择不是变得现实，而是在现实中坚持理想；最珍贵的能力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不被世界征服。

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它在心里。

在美学中，悲剧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它的深度从古希腊贯穿到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净化’情感（卡塔西斯），到尼采强调悲剧展现生命在毁灭中的‘狂欢’（酒神精神），再到现代理论关注观众与剧情的‘间离’（布莱希特），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开悲剧吸引力的密码。但面对今天的我们，这些答案似乎还不够。这些对于悲剧美学的变化也潜移默化的重塑了美学的边界。同时，也影响了普通人对于艺术审美的变化。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悲剧美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悲剧美学是一种审美形态，主要表现为通过揭示矛盾冲突和人类在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升华。这么说或许有些太正式了，通俗来说，美学悲剧性即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展现的生命姿态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所以，悲剧美学的核心便是悲剧性，而悲剧的本质在于悲剧是不能脱离人生命的苦难与毁灭的，否则谈悲剧也是无意义的。

或许这么说还是太抽象了。

那我们以日常接触到的影视剧来举例，无论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是喜剧、爱情、还是恐怖等等，其实都是无法脱离“悲剧性”这一内核的，其中悲剧性的人物往往一般是具有抗争精神的正面形象，比如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赵本山先生的《落叶归根》《马大帅》，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大鹏导演的喜剧电影，都有着悲剧美学的身影。

不过当你认同这一观点后，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可能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通常来说，“悲剧性”三个字所映射的应该是痛苦啊，我们不应该避之不及么，那我们又为何会花费金钱、时间，甚至以情感为代价去沉溺于可怖的悲剧之中呢？

历来很多人给出了答案，但我更喜欢其中一个答案，即现代观众在悲剧中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古典美学“快感”的深刻“宽慰”感。

如何理解呢？

那么首先要先了解下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思考。

一、古典悲剧美学

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悲剧性带给了我们那份快乐的心理体验，其实这是一种诞生于“道德”二字的共感，而这个“道德”即古典美学中的“自然道德”。

其中“自然”二字，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最为常见的意义就是有别于现代化城市的大自然。是花鸟树木、山川河流、宇宙星空，他指向的往往不是人。而人文领域的自然二字，特别是古典美学中的自然二字，它指向的不仅仅是人，而且是超越了一定规制的人，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即古典美学所侧重的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所指的就是“道德”本身，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能够与超越了规制的道德融为一体的人。

古典美学认为人最大的先天性是道德性，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带有道德感。这个道德感不是后天因为人文规则或社会法律强加的道德感，而是诞生于世界时就与生俱来一般显现而出的自我道德本身。当然，就像美学并不是单调的讨论美与丑一样，这个道德也不是单一的指向善与恶，它所指向的是人生来就具备的自我认知的道德本身。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的好与不好，善与恶都建立在个体自身所携带的道德内部。进而我们发现，将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联系向另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的绳索，往往并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公理，恰恰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内部，而联系他们之间的绳索就是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共感。据此，古典美学或操持古典美学审美意见的哲学家们，就合理的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冲突总结成自然冲突了。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美学所叙述的悲剧性美感已经不足以概括和解释我们当下的人文社会了。因为自然道德在我们当下已经被曲解，或者应该说自然道德因为社会的规制与驯化走向了单一道德的处境，人们更多的纠结于对和错，并且这个对和错是趋于表象的对和错，所依凭的是一个外部世界为我们植入的道德观念，即拉康所说的——诞生在现代社会规制之中的新兴人类所会面临的处境。从一开始趋于古典美学自然道德式的由共感所建立的反思情绪，走向了只在乎表象的外部道德。

因此西方古典美学所做出的以自然道德为主，完全摒弃外部道德的观点就失效了。但不能说古典美学就落后了，只不过它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进化、在升级，你可以看做古典美学是个“引子”。而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本身。

换句话说，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时的心理活动本身，它与创作活动，也就是艺术家们的创作动机、取材、制作方法与展现方式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就表现出了自然道德已经不足以概括如今的大众审美活动所涵盖的范围本身了，或者应该说我们至少应该对其加以区分。就此我们能发现，优秀的影片所制造与展现的悲剧性，其实是能够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的一种双重感动，一种理性与感性同时被打动的感受。

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缜密，如今出现在我们身上的道德已经不再是那样纯粹的自然道德，我们个体的道德已然是外部道德与自然道德的结合了。

外部道德根植于日常生活，体现为现实的理性判断；内部道德则常常超越日常，表现为更本能的感性冲动。

二者结合之后，或者说当某一部影片能够在这两个角度同时打动我们时，外部道德与内部道德就开始融合。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将其称之为“超道德”。

在这种奇妙的审美过程中，我们不会再认为道德的视角高于生活本身，或是低于甚至背离于生活本身，相反，会理性的认为那个出现在荧幕上的感性生活是切实发生过的，但同时又感性的感受到它是隔离于我们个人理性生活的，是可能将要发生的矛盾情绪。

简单来说，古典美学认为，过于写实或完全源于现实的内容，难以激发悲剧特有的快感，也难以构建纯粹的审美体验。

显然，这种观点在今天已难被认同。

二、现代悲剧美学

因此，在我们当下，与其说悲剧性会带来一种快感，一种快乐的心理感受。不如说悲剧性带来的是一种游离于“快感”周围的“宽慰”。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宽慰”指的又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7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记录长片的《帝企鹅日记》中，当人们在看这部真实反映企鹅生活的纪录片时就感受到一种“悲剧性”。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所以“宽慰”不是高兴，不是解脱，而是一种在目睹巨大苦难和毁灭时，因看到其中不屈的抗争、尊严的坚守、或生命本身顽强延续而从心底涌起的温热、释然，甚至带点悲壮的敬意。它像在寒夜深渊中瞥见一束微光，虽不炙热，却足以确认希望和意义的存在。

就如同《帝企鹅日记》中的帝企鹅，我们可以想象镜头下，一只帝企鹅父亲在零下几十度的南极暴风雪中，将唯一的企鹅蛋小心翼翼护在脚蹼和腹部的褶皱里，用生命的热量抵御极寒，几十天不吃不喝，只为等待新生命的诞生。风雪几乎将它淹没，但它纹丝不动。作为观众，我们理性知道（外部道德）：这是残酷的自然法则，生存本就艰难。但感性上（自然道德）：我们被这种近乎悲壮的生命坚持深深震撼。结局可能是小企鹅成功孵化（带来希望），也可能是父亲力竭倒下（带来哀伤），但那份在绝境中展现的生命责任感和韧性本身，就给予我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宽慰 ——

生命，竟能如此坚韧和庄严。

这种感受超越了简单的“好看”或“感动”，它是灵魂层面的共鸣与确认。

这正是现代悲剧美学的精髓，人用生命在抗争中展现出的那种强烈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抗争的意志就叫做悲剧精神，这是人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看见漫天的大雪，当我们发现生存不仅仅是一场严酷的考验时，一种“悲剧性”俨然显现。

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着与自身同样渺小的存在，它也在为生存而挣扎时，一种崇高的“宽慰”感便紧随着“悲剧性”的显现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既理性的思考了外部世界，被它本身的存在而感动，又感性的支持着那个理性世界里挣扎着的芸芸众生，为自己发出的赞美而触动。

这种反抗给读者、观众带来了快感，即一种快乐的心理体验，而这份快乐的体验建立在妄想痛苦时的忘我情绪。

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凝望痛苦本身时，感受一份悲剧性时，痛苦的体验是未来性的。它超出了我们所认识的当前生活，超出了我们认知的范围，以及悲剧性建立的痛苦所带来的情感体验，要远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体验都要更加强烈与难忘。这使得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戏剧或影片之中，从而混淆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因此我们才会流连于“悲剧性”的怀抱，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难以言说的代入感。

当这种灵魂的“宽慰”感渐渐沉淀，它常会引发一种深层的自省：在生命的困境面前，我又是否也拥有那份坚韧与尊严呢？

以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理性的，畅想未来则是完全感性的行为。而习惯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我们，现在拿出手机看看日历上规划的工作计划，特别是个人计划。那些能够为生活带来改观的物质目标也好，那些能够为精神世界的土壤里埋下种子的梦想也好，实质上都是我们在以理性的方法做着切实属于感性的事情。

因为理性最终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而一旦未来成为过去，感性又跃入眼前告诉我们 —— 那是命运的安排。

符合当下的美学，是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的。它站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某个地方，既有着古典美学的韵味，又有着文化转变时的那份剧烈。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悲剧性”所在。

因此，我们痴迷于悲剧，寻找荧幕上的“悲剧性”，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在那些抗争的身影、那些毁灭中闪耀的尊严里，照见了自身。那份独特的“宽慰”感，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感知（自然道德）在复杂现实（外部道德）的映照下产生的强烈共鸣。浪漫主义称它为灵魂的忧郁，理性主义视其为崇高的理想，而存在主义则宣告——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认清世界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命、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永恒姿态。

悲剧之美，正在于它让我们在“宽慰”中，触摸到这姿态的壮丽与温度。

1、反思与过度反思 | 陈嘉映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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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采访，刊于2015年7月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其中有两段话说的很有启发 ——

• （这）是个反思无所不在的社会，而且反思的程度很深 9，深到对任何传统都不再信任。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以后，不由得我们不更深地反思。从思想史上看，特别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哥白尼革命拔去了我们的根。本来我们把地球视作宇宙的中心，人类的安居之所，而哥白尼革命让地球漂到空中转起来了，把我们安居在其上的地球整个连根拔起，此所谓“无根”。这意味着，无论你做什么，人们都要问你道理何在。以前，我们就这么做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现在就得说出个一二三来。有益处也有害处，益处大家说得比较多，比如尽量通过说理而不是靠暴力强制解决社会问题。害处也值得说一说。
• 伯纳德·威廉斯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和摧毁很多东西，因为它会把原本厚实的东西变得薄瘠。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找到一些办法，避免陷入过度反思，这是当代生活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常对学生说起这个——我正好是教哲学教反思的——我跟学生说，他们要尽可能地去做实际的事，这实际的事什么都包括，包括生产劳动，包括养孩子，包括踢足球或打篮球。要靠比较厚重一点的生活把反思托起来，否则，反思会飘起来，我们会飘在反思里。我跟童世骏不止一次交换过一种忧虑，就是我们教哲学教得起劲，到底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自己也没把握。

太隐识:

反思不是目的，而是生活的一种工具或调味剂；它需要根植于真实、厚重的生活实践之中，才能为我们提供真正有益的指导。佛家有“中道空观”与“离二边执着”论述，即空不空，着不着，意思即不提倡空想或是死板的理论，而是要在生活中不断实践、验证和修正个人的智慧。换句话说，反思就像观心，是内省和觉察，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头脑里而不去亲身体验，那么这种反思往往会显得空洞，缺少实际力量。

2、 逛书店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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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金斯（Henry Hitchings）曾说，“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是一座秘密花园，是抗议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巧言令色的舞台，也是一个安全、理智的所在，是唯一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

太隐识:

我很喜欢每到一个城市去会去逛逛当地的特色书店，颇有种“探宝式”的感觉。我工作的地方有个选书非常棒的书店，老板上次跟我开玩笑说，书店太乱了，一直太懒了，没有好好的收拾下。我对老板说，我就喜欢这种“乱糟糟”的感觉，跟探宝一样，其实非常有趣。或许逛书店对我而言，唯一非常“悲伤”的事情，就是时间总是过得太快了。

3、有因果便有得失痛苦 ｜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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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隐识:

有因有果就有得失有痛苦，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生的每一个过程。

4、 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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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云： 周子主静，盖从无极来，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静坐，则初下手事也。然而静坐最难，心有所在则滞，无所在则浮。李延平所谓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正当有在无在之间，就里得个入处，循循不已。久之气渐平，心渐定，独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乐纷然突交于前，亦复如是。总总一个未发气象，浑无内外寂感之别，下手便是究竟处矣。

太隐识:

心静不是简单的安坐，而是不执着于内心的每一丝波动，让喜怒哀乐自然来去，在有与无之间找到那份究竟的自在。

5、 关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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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的；
• 认识是以新带旧的；
• 认识是不断完善的。

6、 政治与哲学的比较 ｜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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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的《万物本原》很有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401130/

关于哲学家的职责，他这样写到 ——

哲学家的职责，哲学家的关心和热情，就是尽力保护可能性，像保护幼儿一样保护可能性，像对待新生婴儿那样关心可能性，他是种子的保管者。哲学家是牧人，他在山岗上放牧，他的畜群混杂着多种可能性，诸如怀羔的母羊，微颤的公牛。哲学家是园丁，他想方设法通过杂交繁殖新的品种，他保护原始森林，他防备恶劣天气变化，他带来历史和季节变化的新时刻，报告丰年和荒年，哲学家是繁多性的牧人。

米歇尔·塞尔还有一段关于比较政治与哲学的观点 ——

为了保持稳定，保卫理性，政治把可能性大加削减了；经济、宗教、军队、朱庇特、马尔斯和奎里努斯，还有综合三个主神为一体的当代的行政管理，凡此种种，其职责和热情就是要压缩繁多性，缩减可能性，力求汇合聚集起来。权力的社会职责就是要侵蚀时间。科学也在合谋，虽然它修剪分杈是为了进一步接近它所探求的真理。哲学家则是繁多性的守卫者，因此，他也是时间的牧人，他尽力保护多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既不会拥有职权，也不会拥有权势。他第一次经历哲学与国家分离。他呼唤科学，以便使科学为他所用，属于知识一类，也就是在创造能力一边，而不是在监督控制一边。

对于科学与哲学，他的观点 ——

“我们要思考繁多的本来状况。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里需要有繁多的概念。”

“要用科学的思想思考，但是主要是在脱离科学思想的情况下思考，要善于摆脱窒息思想的清规戒律，但是也要善于调节这样的自由。在有创造性的理性面前，只有针孔大小的余地能够通过，这是严格规定的有节制的自由。”

米歇尔·塞尔认为“哲学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哲学只有在投入繁多性时才能超越历史”。

7、 《政治遗嘱》｜ 黎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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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政治遗嘱》中写到“对国家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这就是说，他们往往完全毁了王国，因为过去同现在无关，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

8、 《宋茶》 ｜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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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127198/

太隐识:

一本介绍宋朝茶文化的小书，在书店里翻了翻，挺有趣的。宋朝在茶文化发展上比唐朝还要讲究，而且宋朝士大夫们还搞出了斗茶，就是斗茶的双方都自带茶粉，然后看谁打出的泡沫更多、时间更长，长时间过后，看谁的泡沫没散开谁就赢。这种文化一直持续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这种斗茶的活动属于玩物丧志，就下旨废除了，并禁止制造蒸青研膏茶，推广炒青和泡茶（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炒青冲泡法）。

9、 审美价值观 ｜ 《偏见的本质》 戈登·奥尔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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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aesthetic）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太隐识:

这段话说的特别好，值得细细思考。有时候，人们真的是在用审美价值观看待事物吗？或许并不是，而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可怕的是，有时候这种偏见是群体性的。

对于《毛选》，第一卷最后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则衍生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上，我倾向于将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二卷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连起来读，因为这三篇很全面的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

在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告诉我们，战略眼光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你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全局，而不是一点或者一面，不是一刻或者一时。只有理解这点，当你对某件具体事物可以全盘在胸，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来，可能发展到何处去。我们现在会看到各种所谓的成功学思维，但更关键的其实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某种思维只是适用于彼时彼刻下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所衍变得出的结论，它并不是静止的，你拿过去直接用就可以了。换句话说，通过我们战略思维的演变，用联系的观点去看事物间的各种矛盾关系，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看到这些以后，你才能确定它的发展需要什么外部条件，确定了外部条件，你才可以估计是否有可能创造，需要哪些资源才能创造出这些条件。

有了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才会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去创造这些条件，然后促成事物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结果去发展。

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那么就可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右的保守，啥也不敢干，畏首畏尾；另外一种是偏左的冒进，即机会主义的盲干，冲动莽进。如果你没有分析矛盾和促成条件，然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莽莽撞撞的去干，那就可能遭受极大的失败和风险。反之，如果真的是要等什么都成熟了再去干，那可能经常会错失很多机会。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干一件事情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确定现在是否时机已经成熟，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然后才去创造条件，最后才把事情尽可能的按照自己想的那样去办成。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了左的冒进，又避免了右的保守。

这就是战略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战略战术与事物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在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针对一切事物制定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事物的根本特点发生的”。

意思是我们虽然说是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看问题，然后就有了战略眼光。但是，你仍针对具体事物，作出的战略计划，战术计划，这都是由这件事物的根本特点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一个具体事物，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具体事物的矛盾，具体事物与周围事物之间的矛盾，看到了这些矛盾，我们就能清楚事物的特点。之后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就由这些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了。

所以，任何战略战术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任何事物的矛盾、特点都有其特殊性，你必须根据具体事物的特点来制定战略战术计划。当然了，有很多事物因为所处环境、以及特点很类似，所以也会用到同样的战略战术，比如不同根据地的红军，虽然处于不同的根据地，但是却有很多基本特点，所以他们往往使用共同的战略方针，只不过根据地域不同的特殊性，往往会有一些局部的差异。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分析事物的流程，不是先有战略战术计划，而是先分析出了事物特点，然后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

这个顺序一旦反过来，就会非常容易陷入抽象的教条主义，也就丢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那就不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概念（或者说别人总结的某些战略战术原则）出发了。

所以，我们制定任何战略战术性质的计划，首先是分析具体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运用思想、理论工具去制定计划，决不能反着来。

毛泽东接着在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矛盾论中的如何确定主要矛盾），所以针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必须由这个矛盾的双方的基本特点决定。这里说的是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而后面《论持久战》就是整个中日矛盾中，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而分析中日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先搞清楚矛盾双方的各种情况。所以由这些基本情况可以得出这次战争的一些基本特点 ——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

这里说的几个特点，就是根据我方是大而弱，但是处于进步时代的国家，而且战场是在中国，日本虽然强但是小，又是侵略别人国家等双方的具体情况。由这些具体情况，决定了战争具有长期性；日军占领区会有很多空虚的地方；日军每占一地，皆要派兵防守，兵力便会逐渐衰竭；还有双方会处于内外线的交替作战等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因此才有了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讨论。

可以说，毛泽东这三篇关于战略战术的文章，就是根据矛盾双方，也就是日方和中方的基本情况确定的。而不是从哪本《战争论》、《孙子兵法》中找来套用的，是先分析出了这些基本特点，所以才有了针对基本特点制定出来的战略战术。

那么，游击战争与战略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也在文章中做了解释，“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抗日战争当然不仅仅只有游击战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以上的特点，所以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因此才有了必须要把它的战略战术研究清楚的必要。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去写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的原因。

所以，综上而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切战略战术计划，是由事物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平时制定任何计划，都是先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根据情况制定计划。这样才能避免很多弯路，才能把一些理不清楚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最后才能把很多思想用于指导实践。

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这个观点非常具有突破性，不同于西方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现状，将“保存自己”纳入到了战争目的的体系，形成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极大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毛泽东也根据这个基本原则，衍变出来了很多其他军事原则。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等等。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样的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基于目前的现状，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朝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标前进。纵观历史，与敌人决一死战是政治延续性的最优解。但是对敌人而言，最可怕的梦魇更在于持久消耗，追求速胜往往容易陷入“皮洛士式胜利”，对于弱势方，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持久消耗战不断给予敌人心理威慑，制造“战争疲惫”，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军就是被这么拖垮的，最终导致美军在越南战争后修订《作战纲要》，将作战改为稳定行动，而不是决定性交战。这就如同我们玩战争策略游戏，主角一旦战死，游戏也就代表着结束，但如果及时止损，保存有生力量，借助正确的思想领导，就存在着星火燎原的可能，这种“心理威慑”也会让敌人寝食难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蒋介石就想不到这点呢？或者，他为啥就不能借鉴下呢？

其实还是第一节说的“事物的根本特点”。一方面，蒋介石等人的军事思想仍较为传统，深受近代西方正规战理论的影响，强调阵地防御、火力压制和线性作战，加之经过北伐战争后，他所得出的经验又验证了自己的所学，所以这种“决战理论”让蒋介石认为只要与敌军主力速战速决，抢占地区，就能取得最终胜利，敌人灭不了也不怕，不过是流寇，而且历史上有哪些流寇能掀起大浪的呢。

可是，蒋介石想的过于简单了，不同于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模式，共产党的背后，则是在广大乡村中，那种超强的运动能力，那种依托于人民之中独立自主开展战争的能力。而且，蒋介石这种“占地为先”的战略也导致陷入了运动战陷阱中，让国民党疲于奔命。比如辽沈战役中，国民党机动兵力损耗率就高达63％，这直接超出了现代军事理论上机动兵力损失率警戒线的3倍。

另一方面，蒋介石很清楚自己这边的国民党是不具备持久作战能力的，因为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剧烈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派系军阀之间的分裂，经济上的矛盾，内部贪腐，以及各自为政，军队战斗力低下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也就出现了蒋介石为了维系派系平衡，经常性“微操”越级指挥师团单位，造成指挥混乱。比如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这种微操就多达127次，严重影响了前线战场的战略应对。

所以，蒋介石后来就一直想借着美国的支持，企图尽快解决战斗，因为他深知目前国民党的现状是无法打持久战的。

而毛泽东能施展出“保存自己，消灭自己”思想的基础便是《毛选》时刻体现的三个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换句话说，本质是遵循、把握客观规律，而原则就是客观规律的理论经验方面的总结。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基本原则，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你才能不会迷失方向，保证在处理实际事物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方向跑不偏，不犯严重机会主义错误。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种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冷静分析困境与挫折，不陷入他者煽动和盲动冒进。实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应避免硬碰硬（盲目冒进），不如通过技能提升等手段（保存并壮大自己）等待时机。

三、游击战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毛泽东根据基本原则，进而得出了在这场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六个具体战略原则，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

而毛泽东针对第一点“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又分出四点原则：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战略研究的是事物的全局，这个全局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即事物本身，以及全局之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另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即事物发展周期的整个过程。我们所说的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事物的全局，也可以说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去看待事物的。而战术研究的是局部，是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而我们单独去看局部的时候，其实局部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也有它自己的全局和局部，因此也有它自己的战略战术，只不过这个全局和局部，隶属于那个总体的、更大的全局。

还是第一节所说，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都要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去制定，根据这种特点，就有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一——“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从整个战争全局去看，我们在战略上必然首先处于防御的地位，而不是进攻的地位。时间上，我们只能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作战线上，我们是处于被包围的内线作战，敌人是包围我们的外线作战。但从局部去看，则必须要执行局部战役的主动进攻作战，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战，以及包围敌人，而不是被包围的外线作战。 为什么战役上不能持久、不能单纯防御、不能内线作战呢？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战斗上的速决、战斗中的进攻、战斗中的包围敌人（外线作战），那就无法保证战略上能持久、能防御、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就是说，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进攻、包围，是保证战略得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的，就要辅以相应的战略计划，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计划，就必须得创造一定的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敌强我弱，决定了战略的持久。

但是，持久战就一定能胜利吗？

不一定。

如果你越大越弱，越大越小，越大越无力，最后不管你多持久，也必然走向消亡。

所以，持久战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在持久的过程中，你必须越来越强，而敌人应该要越来越弱，由此发展下去，随着时间线上的推进，此长彼消，我们的战略目的就必然能够实现。

这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持久战是万能的，没有一个此长彼消的条件，那么持久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客观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呢？

有的。

彼时中华民族的民众正在觉醒，群众也正在从无组织状态，被逐渐的组织起来，抗日的力量正在从单纯片面走向全民抗日，从世界上看，反法西斯的力量开始逐步走向强大。这些证据都在表明一件事，我方正在持续的增长、变强，所以持久战就有了伟大的意义。其次，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而日本地域狭小、兵力虽强却少，又极难补充，而且它们还是侵略者。这就从客观上有了打持久战的条件，也就是说日本即便动用了全部兵力，它们也无法完全占领中国，这就给持久战创立了条件。

而因为中国地域辽阔的客观条件，这就保障了持久战的进行。上面的条件是客观上的，但是客观的东西也更需要主观力量加以推动、促进和发展，否则持久战也无法继续。

什么是主观上的条件呢？

就是战役或者战斗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只有在局部战役中不断地打胜仗、不断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的包围敌人有所缴获、不断的以进攻来达到防御的目的，最后才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持久战能顺利进行。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没有这种主观上的斗争，那就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最终事物就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可能走向失败。

所以，分析持久战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使得人们有信心能够战胜敌人；另一方面，指出主观上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使得我们促进战争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矛盾的分析。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上的速决，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上的进攻，战略上的内线和战役上的外线。

这就是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四、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关于主动性的讨论，因为在之前的文章里已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而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主观能动的努力都是为了给矛盾的发展，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使得它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和衍变。这点其实跟社会学上的“熵增理论”很相似，通过外力来规范、约束这种无序的衍变。

而毛泽东在这部分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中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创造条件（规范、约束无序）的过程中，要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顺利，没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归于失败。所谓“不打无把握之仗”中“把握”，其实就是在说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使得我们时刻牢牢的把握主动权，保证灵活性，又有计划性呢？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往往处于极端的恶劣环境之中，客观条件难以具备，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比如红军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陷入被动之后的无奈之举。一旦陷入被动，那自然也谈不上灵活性和计划性。

而毛泽东则给出了他的实践思路 ——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

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正确的进行估计（敌我双方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才能得到主动权。换句话说，只有现实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所以还是回到了毛选的核心观点——实事求是。要获得正确的估计，就必然要从实践中调查清楚详细情况，而从理论中去找到正确的处置方法。

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错误的估计，处置方法的不恰当，或者巨大的外力等不可抗因素，导致我们丧失了主动，而这种时候就要想办法摆脱被动地位。比如当时红军大部队所处的艰难的环境下，“走”就成了主要的选择。

所以这种主动性的分析和经验是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之上的，只有犯过错误后，才会慢慢的学会更加准确的分析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的，哪怕是毛泽东也不例外。

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才能在错误之中学会更好的思考，来为下一次正确的选择打下基础。

而“灵活性”是主动性的一种体现，“计划性”则是主动性的一个保障。尽管计划性不一定就能保障主动性，但是主动性必须要有计划性的支撑。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所说 ——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

从“主动性”到“灵活性”、“计划性”，这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应用，会带来很大的成长，随之我们看待事物和深度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五、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从战略上说，广泛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战略地位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游击队会随着时间和规模的发展，逐渐扩大为游击兵团，然后组建成正规军； 二是游击战争可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演变成运动战，甚至最后演变成战略决战中的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 三是游击战争，可以起到配合正面战争的作用； 四是游击战争可以起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

因此，游击战争实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要发展这种游击战争，有一个最根本也最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一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前面《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里已详细论述过）。

现在的我们已经熟知那段历史，所以会意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那个时代乃至过去历史是没有对于根据地的正确认识的，人们仍然局限于过往战略体系的原始形态，比如城市暴动、古代农民起义等模式。从实际的材料中来看，毛泽东为了达成全员共识、转变传统战略观念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理论上，因为军队普遍文化知识程度不高，毛泽东经常采用通俗语言来解释和推广自己的思想，比如著名的“屁股”理论，根据何长工、粟裕等人回忆录来看，毛泽东常用“人要有屁股”来比喻根据地的重要性，“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有了才能修整恢复，继续战斗”。而为了证明根据地的价值，毛泽东则通过实践来证明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比如毛泽东首创的“省际边缘区战略”计划，通过利用行政真空（三省交界），依托复杂地形（山地、湖泊）构建战略纵深，形成多点联动（华北四大根据地直接包围了日军交通线）。而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县、乡、村三级政府，推行民主选举；在经济上开展土地改革，比如井冈山推出《土地法》，发展合作社与军工生产；而在军事上，建立“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级武装等等。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或者书籍里对根据地建立的描写都过于平淡，着墨甚少，仿佛毛泽东就如“天降猛男”一般，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搞些“天命所归”的传统封建论调。我对这点是非常反感的，这其实是对革命成果乃至毛泽东的极其不尊重与侮辱，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因为这些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产生革命的原因也会一并消失，由于本身的成功，革命发倒变得难以理解了”，所以这是我们有必要去读“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走过什么的路”历史与思想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叫“不忘初心”。毛泽东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争取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转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因而根据地的建设并非是一帆风顺、毫无阻碍的，因为根据地建设问题，伴随的是一个路线问题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前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说过：“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30年，那时候就是为了争论这个路线问题，要不要建设根据地等问题，党内出现过很多残酷的斗争。比如像根据地的宗派主义、拉团队单干、不服从党指挥枪原则等等问题，都是因为这些路线问题中的矛盾导致出来的。

所以，革命是必然经过曲折的矛盾发展和演变而来的，是需要付出必要代价与取舍的。在分析“根据地”矛盾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上，毛泽东总结为三点 ——

第一，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 第二，可以用这个武装部队去打仗，去战胜敌人。 第三，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武装力量。 这三个是基本条件，是决不可或缺的。

根据不同地方的条件，我们还可以确定具体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平原地区需要哪些其他条件，当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等等。所以，在总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实际的处置和安排。

根据地要能够从战略上，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不断的现固和发展。对于根据地，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流寇主义，是非常危险的。而根本上说，根据地建设是一个抵抗风险的东西，又是一个能促进你前进的东西。

于我们个人而言，也可以尝试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业、能力圈范围，去想办法建立期自己的根据地，去巩固，去发展。

六、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略进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提到了游击战争战略的第四个问题，即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的进攻的形势，必定惊慌失措，被敌击破”。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思考确实很全面，体现出了他对于未来战事的预见力。将矛盾发展演变的种种趋势加以判断，然后对自己主观能动性加以判断，最后得出事物发展演变趋势的最大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指出来，辅以相应的对策，最后取得胜利。

如果你的判断总是出错，那么你的对策则同样不可能正确，误打误撞的事情是机会主义，是不可取的。如何精准的预测，以及针对相应的预测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但现实是事情往往都是复杂的，事情一旦复杂起来，它所处的变量的环境就越大，所蕴含的变数就越多，它的各种可能性就越多，因此就越发的难以预测。比如让你预测一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发展和应用，但它受市场、技术突破、投资、接受程度、国家政策等等变量的影响太大、太多，所以就变得异常复杂，使得人们很难预测。

但是不管这个事物背后有多复杂的变量，最终都是由简单的东西叠加起来的，或者只是本身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因素比较多而已。

这种能力需要实践，需要不断的加以学习和分析，如此，人的预测能力、判断能力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从技术上讲，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创造的。从理论上讲，只要明确了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那么我们原则上是能够完全预测出其发展结果的。

话说回来，人去提升这种预判、预测能力，另一个关键在于日常的矛盾分析、条件分析。毛泽东也是如此，这几篇讲战略战术的文章，其实早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井冈山到苏区，再到长征结束以后，就已经通过用真知和实践总结而来了。

另外，相比较蒋介石前期的围剿，日军的围剿也不一样了。当时侵华日军的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国民党军，但是兵力却不足，因此它的围剿往往更加残酷，但是却一般不会用到堡垒战术。因此，打破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后来日军大扫荡，还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但是此时的八路军，已经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候的红军了，也不会犯阵地对阵地，不丧失一寸阵地的错误了。

即使是后来的铁壁合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总体上依然没有出现长征那样的大逃亡，大撤退。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当初毛泽东提议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是可行的，是能打破围剿的。

七、指辉关系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指挥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写道 ——

“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争。”

这段写的很精彩，也很简洁。这也是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传达自己辩证统一的军事思想。

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中，“战略的集中智慧”并非对一切具体事实细节都要进行硬性控制，而是强调在总体战略上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方向和部署，从而保证全局的协同。而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层面上，由于实际情况的千变万化，只有充分尊重战场的特殊性和灵活性，让前线指挥根据现场情况做出迅速决断，这样才能切实应对突发情况，取得局部胜利。换句话说，毛泽东主张的是以统一的战略指导下，赋予下边足够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便在不断变化的情形中及时应变。

如同我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自身进步的时候，同样也需要把握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我们在制定长期目标和规划职业生涯的时候，应当思考如何在更高层面上对自己的方向做出合理化的调整，这就是一种“战略集中”，而在应对具体工作和日常任务的时候，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调整，及时吸收局部反馈，这就是“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但如果把集中和分散都用在具体工作上，那就会产生矛盾与混乱。

所以说，既要强调全局的统一协调，又不能忽视个体在具体操作中的自主灵活，接受复杂性不是智慧的终点，而是思考真正开始的标志，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确保方向正确，又实现高效应变。

1、转型警惕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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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隐识：转型的根本在于转变底层逻辑，如果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仍然是过去的传统形式，那么又何谈改变呢。那么被历史和市场淘汰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了。

2、参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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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参禅，也重在作务，重在生活。百丈禅师说：“搬柴运水，无非是禅；扬眉瞬目，无非是道。”因此，真正的禅是什么？搬柴运水是禅，腰石舂米是禅，犁田锄草是禅，早耕晚课是禅，忍耐慈悲是禅，劳苦牺牲是禅，方便灵巧是禅，棒喝教化是禅。

所以，禅并非闭目打坐。只要观心、用心而见性，即是参禅。

另外，百丈禅师对于禅宗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有兴趣可以了解下《百丈清规》，他的很多观点现在读来都非常通透和有启发。

3、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 《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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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讲“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这句话速来争议较大，这其实道出了儒与老、佛之说的不同。在《书王嘉秀请益卷》中，王阳明曾有过一段话，可以辅而理解 ——

4、菲尔兹奖得主 陶哲轩谈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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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哲轩认为，AI正在重塑人类科学范式，数学和物理的终极问题上，AI将成为人类探索这些范式的重要伙伴，但无法取代人类的直觉与创造力。

5、 科学休息法 ｜ Chrisitan J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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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Jarrett 博士在研究中发现 ——

• 网上购物、浏览新闻或读杂志并不是休息，反而与我们工作中所消耗的精力水平相当。
• 频繁地短暂休息，意思就是说短而频繁的休息比长时间工作再休息效果会更好，如文章中所说，“A related detail from this study was that if you take frequent breaks, then they don’t need to be as long to be beneficial – a couple of minutes might be enough.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deprive yourself of many breaks, then when you do take one, it’s going to be need to be longer to have any beneficial effect.（翻译：这项研究的一个相关细节是，如果你频繁休息，那么休息时间不需要太长就能获益——几分钟可能就足够了。反之，如果你很少休息，那么当你真正休息时，就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产生积极效果。）”
• 休息的时候，最好出去走走，而不是留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根据多伦多大学研究团队显示，户外 、街道等5 分钟散步可能显著焕发活力。

所以，还是要搞清楚休息和娱乐的区别吧。

6、不同角色领导的常见问题丨晚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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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整理的不错。

7、朗读可以提高思考能力 ｜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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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经科学家、作家Anne-Laure Le Cunff 的一篇文章

朗读有什么好处呢？

• 降低认知负荷。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 (Alan Baddeley) 的工作记忆模型提出了"语音回路"概念——这是大脑中负责暂存口语和书面信息的区域。出声表达能激活该回路，从而减轻认知负担，释放思维带宽用于深度推理。
• 提升清晰度。研究表明，大声解释想法（即使是对自己说）能增进理解——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解释效应——有助于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记忆保持。
• 增强记忆力。研究发现，大声朗读或口头重复能提升信息在长期记忆中的编码效率。这与"产出效应"有关——相比默读，被念出来的词汇往往记忆更深刻。
• 激发大脑更多区域。相比打字，读出来能激活更多大脑区域，包括大脑中共情和情绪相关的区域。这使其成为反思涉及人际互动的复杂决策时的绝佳工具。

如何运用朗读来提升思考能力呢？

• 梳理复杂问题。当遇到棘手难题时，试着像教导他人一样大声解释它。这种我曾在谷歌目睹许多工程师频繁使用的"橡皮鸭调试法"，与费曼技巧异曲同工，往往能揭示出沉默思考时难以显现的解决方案。
• 记录你的头脑风暴过程。利用语音备忘录进行初步创意构思，口语的即兴性常能催生打字这种更慢、更谨慎的方式可能错过的创造性关联。
• 将你的文字发声朗读。在最终确定草拟的电子邮件、报告或演示文稿前，大声读出来。这样你能更有效地发现拗口的措辞、逻辑漏洞和语气问题。
• 边走边说。将身体活动与大声思考相结合，以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在散步时口述你对正在解决问题的想法。你可以将这视为在心理和生理上同时产生动力。
• 大声复述要点。在重要会议或演讲前，练习将核心观点清晰表达出来。这有助于理清思路并增强自信。

8、“梦”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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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梦”如分杯中酒，终有尽时； 启“觉”如凿地下泉，润泽无穷。

太隐识：自性众生自性度。

9、AI 与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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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seudoyu 的周报 #95 - All AI 与 No AI中看到的这个图，我也有同感，还是要适度使用、恰当使用。

10、医药观察 | Newsletter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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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我喜欢看的 newsletter，主理人 Klaith 应该是医药行业的吧（猜测），虽然我不是医药专业出身，但从每期内容来看，都是比较前端新鲜的医学界文章，很开拓眼界（主要是我也挺感兴趣）。

比如今年第 7 期上，就摘录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麻疹疫苗的发展历史，很有趣。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当一线城市消费显露疲态时，四五线城市，尤其是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县域，却展现出令人惊讶的经济稳定性。这种县域经济的韧性，支撑其背后的，是规模高达2.82亿人口的庞大群体。例如，数据显示，2023年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7.82%（国家统计局数据），高于全国平均0.62个百分点，而到了 2024 年，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7.82%（国家统计局数据），增速则是高于全国平均1.96个百分点。

这种韧性的深层根源，其实与中国社会独特的“熟人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揭示的，植根于乡土性的“熟人社会”，塑造了特定的信任机制、行为规则和社会整合方式，这些恰恰构成了县域经济在稳定人口环境中抵御风浪的“社会资本”。

一、熟人社会

而说到“中国式熟人社会”，就必然绕不开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他在其代表作《乡土中国》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 的”。

怎么理解这个“乡土”呢？

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并非指代土气或者农村，其实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心里形态、家庭结构、就业市场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本地化状态。而“乡土”也代表了我们上一辈、上上辈走过的路。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如今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都必然携带着乡土性留下的痕迹。

更重要是，这种熟人社会有着一套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

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他以1929年民国政府展开“文字下乡运动”为切入点开始研究。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很多人觉得农村人愚昧，证据之一就是他们普遍不识字。不过费孝通先生不同意当时这种观点，他不认为乡下就代表着落后，城市代表着先进。

比如中国乡村普遍靠种地谋生，人和土地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不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也不像西方的商业文明开着船到处贸易，土地是没法动的，人靠土地生活，所以也就很少流动。稳定的人口，稳定的生存的方式，沉淀下来一套稳定的规则。怎么跟土地打交道，怎么跟乡里亲戚打交道，都在这套规则里。这些规则是你出生之前就有了，你从小到大接触的每个人做的每件事儿遵循的都是这个规则，所以在跟人的交谈里，在每日的劳作里，你也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每个村子都守着自己的这块土地，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验都类似，什么时候收麦子，小孩子生病怎么办，村里都有一套口口相传的方法。所以在国民政府搞文字下乡运动，主要是为了宣传三民主义，但在传统乡村里，他们的生存主要是依靠具体的做法。因而中国乡下需不需要文字，也变得没那么重要。

所以，乡土社会的整体特征是，一群都以土地为生的人，自然地形成村庄，村庄里大家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共享同一种文化，人跟人之间、代与代之间差异性不大，比起追求个性，更追求合群，比起追求创新，更追求服从。

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熟人社会”，而在这种描述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则将其称为“机械团结”。

二、差序格局下的商业模式

通过对文字下乡这件事的分析，费孝通先生把熟人社会的种种特征讲的可谓是一清二楚，而这些特征根源在于乡土社会的稳定，这种稳定中最基础的一个力量就在于“血缘”。

“血缘”与“地缘”相对，“地缘”是指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因为什么目的，比如商业贸易聚在一起，人彼此之间是陌生的，唯一联系就是都聚到了这一个地方生活。在外来人口多、流动速度快的大城市主要就是“地缘关系”在起作用，而“血缘”就是通过生育和结婚形成的关系。在乡土社会，“血缘”是绝对的主角。那不止从前是如此，是今天在中国南方还有不少村，宗族势力很强大，全村都是一个大姓。费孝通先生在书里对“血缘”占主导的社会有一番非常直白而尖锐的分析。他说“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即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匿、歪曲的事实来做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即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纷争也随着不发生了”，所以血缘是稳定的力量。

当然了，这种特性并非中国乡土所特有的，只是在乡土社会里这种力量尤其大。所以一个乡土社会里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又有什么特征呢？

这需要进入乡土社会的内部来看，这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析的思路和方法问题。费孝通先生曾经提问说，当我进入一个社区进行调研时，里面有那么多人，从事着各种活动，我要从何处开始观察起呢？

费孝通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个思路，他说，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人很多，但社会角色可能就那么几类，比方说“不同家庭，母亲跟儿子之间相互的行为都有类似之处，成为一种模式。这套行为模式一定不同于妻子对丈夫，甚至不完全相同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互动模式。事实上，各种社会角色都按照一套行为模式去行动，关关节节构成一个网络般的结构，从这个结构去看众人的行为，就会觉得有条有理，一点不乱了”。上面说的这种角色关系结构的视角，是社会学研究里非常重要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正是在这种视角下捋清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特征，结合着对西方社会的比较，提出了乡土中国里最著名的概念——“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对“差序格局”描述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像是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水面漾开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一块石头，其他人和你的关系就是这由近及远的纹路。每个人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圈子的大小根据你的实力薄厚而伸缩。由这样无数个同心圆构成的，就是中国乡土的‘基层结构’”。

这种差序格局跟西方社会是不同的。费孝通先生对西方格局的比喻是捆柴火，几把柴树成一把，几把竖成一扎，几扎竖成一捆，以此类推，这些把、扎、捆就是团体。西方社会奉行的是“团体格局”，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不像差序格局，水波一圈一圈的，哪里是自己人，哪里是公家，这个范围完全是可伸缩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费孝通先生接下去说的很直白，“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次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但费孝通先生也特意说明，并不是说中国乡土社会中没有团体，或者西方社会没有圈子。他的分析只是在从主要的格局说，这两种格局在事实上常常是可以并存的，只不过在不同社会里占比不同。

所以有人就根据费孝通先生说的种种乡土社会里的人际特征，就认为西方是“法治”，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

对这种观点费孝通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不是“人治”，是“礼治”。“人治”这个词儿给人一种统治全凭个人喜好的感觉，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在一个“礼”的秩序里，“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可靠性的边界，则依赖于“熟人社会”。即这个“礼”不是礼貌的礼，也不是文明的意思，而是指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只有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声誉、口碑、人格等信用机制才能发挥出重要作用。

三、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

另外，费孝通先生还有过关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提起，社会学里对权力有两种常见的理解，一是权力来自冲突，而是权力来自合作。第一种观点认为，当有冲突爆发了，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一方胜利了，但另一方可能心里并不服气，还时时蓄势待发。正是在这休战的间隙，产生了权力。胜利的一方通过权力压制，让被统治的一方被迫接受胜利者制定下的规则。 所以这种权利和斗争同存，是有上下之别的压迫性的权利，费孝通先生给他起名叫“横暴权力”。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权力是为了把社会组织起来，维持合作分工的秩序，为了让大家的权利和义务平衡，就有了我们共同授予的权利。它诞生于一个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契约。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分工越复杂，这权力也越扩大，并将这种权利命名为“同意权利”。事实上，再过去中国传统社会，这两种权利形式是共存的。

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民间或者说乡土社会，还存在着一种教化的权利，它既不算民主，又不算专制，不是横道的权利，也不需要你的同意。

费孝通先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长老统治”。

什么是长老统治？

比如我小时候就在农村呆过一段时间，印象很深的就是村里过去一般会有个专门的角色，叫做“说和人”，就是发生了什么纠纷，大家一般不去报警，不去打官司、找律师，而是会去找说和人评理。

这个“说和人”一般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有时候也可能是几个人，里面除了当地大宗族的族长，往往还会有乡村教师。因为教师跟孔夫子一样，是懂礼数的人。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就是一种教育过程。而这招至今在很多专攻下沉用户的情感调节节目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你会发现，直播间的受众大多都是农村乡镇，顶多是县城来的，年纪比较大，因为它暗合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也就是大家都非常尊重传统的那套规矩。你可以说传统是禁锢了他们，但他们其实并不糊涂。之所以他们遵循着传统，就是因为更多情况下，传统其实是护佑了他们。

这个“传统”指的是一代代被验证好用了的生活经验逐渐累积形成的一套范式。比如偏方就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环，它代表的是一整套不必理解背后的原理，只要照办就会顺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这种灵验逐渐就滋生出一种不可知的魔力。起初人还将信将疑，偏方奏效次数多了，人们就很难不生不息信仰和敬畏，偏方如此，各种习俗也是如此。

而这一套传统的做法和要求，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就形成了“礼”的秩序。

现在很多人经常说中国人矛盾，但是矛盾在什么地方，就只能以偏概全。所以我们了解下乡村中国的内涵是很有必要的。不能说，我们这边说着中国人矛盾，然后自己还干着矛盾的事情。这不能显着你很明白，反而说明你很糊涂。

所以，尽管任何社会都有传统，但在中国乡土社会这种特殊结构下，传统发挥的作用尤其大，因为乡土社会变化的尤其缓慢，遵循“礼”获得好处的概率更大，加之儒家讲究的孝道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深刻影响了传统社会。这种思想的演变过程很漫长，这里不再赘述，最终变为尊重长者的权威，但其实是为了社会权力平稳的过渡。

所以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四、乡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当然了，乡土社会其实也不是不变的，它只是变化缓慢，一般情况下，这个变化都是随着社会继替完成的，所以即使受到少量外来信息的输入，人口缓慢的流动，也就像遇到一个小地震一样，只要房子跟地晃的同步，地震的波就会被吸收掉，房子就塌不了。

但是当震动太剧烈，比如技术革命、人口大规模迁移、大型战争等等，就会影响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

因为这种巨变是“长老统治”本身消化不了的，传统礼仪部分就会变得不适用，需要新的东西顶上来。

而这个新的东西往往来自外部，被引入之后，它的有用性还需要逐渐被检验，真的好用了才会逐渐被接纳。所以在新老交替的期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迷茫和阵痛期。在这段时期就会出现文化英雄，他们看到新的愿景，并且带领和支配他的受众们把新的文化或者理念推广开来，这种文化英雄只出现在巨变时期，所谓时势造英雄，所以费孝通先生又提出了即“横暴权利”、“同意权利”和“长老权利”之外的第四种权利——“时势权利”。

这种“时势权利”需要从知识中得而来，他依靠的不再是经验，而是计划。

由此，乡土社会可能就向现代社会城市社会转型了。从传统乡土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涉及到的是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社会学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书都探讨了现代性的问题。

但传统的“乡土性”仍然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痕迹。

五、熟人社会下的商业模式

之所以前面花了大篇幅去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因为它与现在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所以需要了解它。如上述所说，在过去传统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是不具备信用主体功能的，个人信用由他所属的家庭、宗族等共同体来承担，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信用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信用”。这种“礼治”下的可靠性边界，依赖于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声誉、口碑、人格等信用机制才能发挥出重要作用。

所以，中国独特的“熟人社会”结构，所以其商业逻辑也是不一样的。

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山姆超市和胖东来。

比如山姆超市多开在一二线大城市，进超市前，需要交年费，有人说，我买东西还要再花200块钱交年费吗？其实我最早在杭州的时候，也是这个想法。但山姆超市的高明之处在于提供“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帮你节省精力，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让超市来花精力去帮你简单、高效地买到高品质但价格合理的商品。而在山姆的会员卡上也明确写着你有什么权益，我提供什么服务，咱们都按照这个合同的规矩来。这就是典型的契约社会思维。

但胖东来不一样，胖东来深耕许昌、新乡等四五线城市，这些地区从近几年人口普查上，人口增速很低，所以在人口流动低、社区关系紧密上，胖东来具备熟人社会的基础。而在具体经营上，胖东来采用了熟人社会结构下的信用经济，简单来说，主要有三点：

一是长期的信任构建，通过提供“无条件退换货”等极致服务，将交易关系转化为“街坊邻居”式的熟人互动，同时提供更多的超范围服务，比如免费上门维修、电影退票等等，本质上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互惠”的商业化延伸。建立的是情感连接。

二是信息透明度强化信任。通过价格标签标注进货价及毛利率、自建检测实验室等手段消除信息的不对称，这种操作契合了熟人社会对“知根知底”的需求。

三是用道德约束替代制度成本。在熟人社会中，舆论压力可以降低监管成本，胖东来主动干预客诉，便是企业赋予的自主权和道德责任感，类似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机制。而胖东来赋予员工决策权，则很像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通过将一线员工作为“关系圆心”，向外辐射服务，形成组织内的差序管理。

所以很多许昌当地人对胖东来衍生出了商业以外的情感支持和社会价值认同，这种情感支持和社会价值认同也构成了熟人社会独有的商业逻辑——熟人社会中的长期信任一旦形成，就更容易形成又碑相传，以更低的代价实现品类扩张，形成虹吸效应。在社会结构与企业模式的关联性上来看，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就是重复博弈与规则博弈下的产物，在熟人社会中，企业需要通过重复互动（如极致服务）建立信任；而在人口流动较大的陌生人社会中，规则标准化（如山姆的会员制）更高效。

因而很多人网络上常有人希望胖东来能来到自己的城市，但其实很多城市人口流动较大，许昌新乡的胖东来那一套熟人社会的商业模式，并不能适应于陌生人社会，因为如果走出熟人社会，信任成本上升，管理成本上升，信任网络、情感认同这些优势就会变成极大地劣势。

六、县域经济韧性的本地化支撑：服务、营销与管理的熟人社会逻辑

过去，或许复制粘贴的模式在增量市场很有效果，但是在今天的经济环境和熟人社会的逻辑下，这套模式反而难以持续。而县域经济的“韧性”在于很多本地化企业坚持立足好本地。

一是好服务，比如县域城市里，生意火爆的企业、小店都常具备“人情价值”，比如免费提供热水，给外卖员、清洁工提供休息的桌椅等等，这种人情味会让逐渐构建关系，但在一二线城市这样人口流动性太大的地方，这种长期关系的构建成本就太高了。

二是好的营销策略。熟人社会中，一个好的口碑能顶十个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信息在熟人网络里传播，这种可信度特别高，传播速度也非常快。比如很多四五线城市，往往在美食上面非常有独特的成就，就得益于熟人社会的特殊结构，搞再多多广告，都不如老百姓随便聊个天来得有效。但前提是，产品要有优势，否则就会造成比在一二线城市开店倒闭的还要快。

三是好的管理方式。即“礼治”下的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通过熟人社会的高信息透明度和道德约束显著降低了成本，但是未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将会与“法治”契约化的年轻一代产生观念碰撞，这也将是未来管理学上的新命题。

综上所述，县域经济的“韧性”，本质上是“熟人社会”结构在特定发展阶段赋予的一种本地化优势。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差序格局”，编织了县域紧密的人际网络，使得口碑传播成为最高效的营销；“礼治”传统及其衍生的声誉机制与道德约束，构建了低成本的信任基础，支撑了如胖东来“人情互惠”式的极致服务得以运行；而“长老统治”的遗风则内化为一种非正式权威，有效降低了社会治理与商业管理的部分成本。胖东来等本地企业的成功，正是这种乡土社会基因在现代商业土壤上的创造性转化与生动印证。这份源于稳定人口结构和深厚文化传统的“社会资本”，是县域经济抵御风浪的宝贵“缓冲层”。

然而，这种“韧性”的模式有其边界： 它深深依赖于相对低流动性和对传统的尊崇。随着县域现代化进程加速、年轻一代契约精神的普及以及人口结构的潜在变化，传统的“礼治”逻辑与普适性的“法治”要求必将产生碰撞与融合。

因此，理解“熟人社会”结构对县域经济韧性的支撑作用，不仅是对当下现象的解读，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 它为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法治化进程中，有效转化和善用这份独特的本土“社会资本”，探索一条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规则、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县域发展路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这将是未来中国城乡发展与经济治理面临的核心命题之一。

（注：新开通的播客“太隐观复”，如果有喜欢听播客，不太能阅读长文的朋友，可以关注听一下，播客已将文章内容进行了AI口语化处理，听起来很舒服）。

从很多现存的历史材料来看，琦善确实不是个精明能干、清正廉洁的形象，也绝非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所说，是个“审察中外强弱形势远超时人”的外交家。清朝官员张集馨在其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曾称琦善“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但又“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权术，不能开诚布公”等等，可见他为官“好用诡道怪行”，深谙逢迎之道，故而深得道光帝赏识，所以他只是一个在传统官僚体系培养的精英代表而已。

如果是在过去，或许琦善会走上更高的位置，拥有更高的权利。但彼时的清王朝已然落后于时代，当末代王朝的官僚精英面对强大的外来侵略者时，所谓的“权术”、“好用诡道怪行”，似乎都如同纸老虎一般，一旦玩脱了就是万劫不复。琦善也最终落得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被全国士大夫群体骂为卖国贼、奸臣，并写到了书里（《道光洋艘征抗记》、《夷闻记》、《中西纪事》等等）落得个骂名流传后世的下场。

可以说，这也是他“好用诡道怪行”的反噬吧。

最戏剧的是，连英国人都在骂琦善是个骗子，为什么呢？

因为在琦善被革职后，道光下诏对英国进行全面开战，但因武器代差巨大，结果是派去的奕山将军乞降，并签了《广州和约》，赔了英国人六百三十万的银元。而此时，当初义律强行与琦善签的那个《穿鼻草约》也到了英国，英国外相巴麦尊才发现琦善当时给“泊舟寄居”（义律说是“割让”）的那块“香港岛”（非现香港岛）其实是个“鸟不生蛋，连个房屋都建不成”的小地方，更不要说作为通商口岸用了（还真的只是琦善说的“泊舟寄居”，只够停个船）。而义律的前后操作，不仅利益没捞到多少，还让清朝对英国全面开战，最终义律被英女皇以“未有坚持英国政府全部诉求”和“未有依从训令”为由罢了官。

不过，当现在谈论到琦善卖国论的时候，其实我想谈谈四点感受——

一是琦善卖国论的背后问题是什么？ 二是历史研究与宣传的冲突性。 三是读历史在于批判，批判在于究其中之理。 四是以史为鉴，鉴的是什么？

一、琦善卖国论的背后问题是什么？

其实茅海建先生在这本书里，尽管史料引用非常严谨，但在基于史料的逻辑推理中，他的某些结论我并不认同。但是这本书写的极好的原因在于，他告诉我们，要突破传统史观的视角去看待事情的本质。

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和思维逻辑上，始终深受着传统史观的影响，虽然现在的人们嘴上喊着我们要独立思考，但是往往绕了一圈，仍然是基于其他人叙事逻辑下的再认同罢了。尤其是经过现代短视频、知识碎片化的发展后，人们对于本质性问题的思考，在时间上和深度上都在逐渐退化，观点也越发偏激。

在传统史观下，最突出、最主要的问题莫过于忠奸二元论，其实忠奸论带来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通过树立道德标杆，让忠臣形象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而这种形象能够在危难时刻凝聚人心，而在古代政治斗争中，忠奸论可以成为攻击腐败恶行官员的理论利器。

但是，忠奸论也坏在它的积极作用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的真正矛盾，变成了一种失衡，带来了深层次的弊端。通过简化历史的复杂性，实际上是掩盖了军事技术、制度落后等结构性的矛盾；通过强调“换人不换制”，使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陷入了“用忠臣就可自强”的误区；通过“汉奸”、“卖国贼”概念的滥用，导致本可以理性讨论的空间被严重挤压。

那么，忠奸论是如何兴起的呢？

我总结了下，忠奸论主要基于三个思想。

• 一是儒家伦理；
• 二是政治的实用主义；
• 三是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

其一，在《礼记》中有强调君臣关系中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比如孔子那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奠定了忠君伦理的基础，但此时的“忠”更多指向的是对于道德理想的追求，而非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后，忠君思想逐渐制度化，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循吏”与“酷吏”的对比，暗指忠奸分野。直到南宋，在面临着北方金、元威胁后，“华夷之辩”与忠君思想实现了高度融合，催生出了系统化的忠奸理论。标志着忠奸论从道德评判转向了政治标签。之后经过程朱理学的强化，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思想，将忠奸评判与气节直接挂钩。到了元代编纂《宋史》的时候，通过《忠义传》、《奸臣传》的二元对立叙事，确立了官方史学中的忠奸框架。而到了明清时期，儒学对于同时，忠奸论与民族主义深度绑定，比如吴三桂大汉奸的形象，出现了忠奸标准从“忠君”演变到“忠民族”的扩展。而在清朝，忠奸论已将政治立场与道德评价彻底混同了，比如《贰臣传》。

而到了近代鸦片战争期间，忠奸论就变成了解释失败的主流话语，这种忠奸对立与混乱的叙事下，让人们陷入到“到底换谁能打得过”的视角上，而非关注彼时彼刻的真实情况和核心问题。

另外，忠奸论也通过文学著作上被大量采用并传播而来，导致许多历史人物在文学著作中的片面化和脸谱化，强化了人们对于忠奸的思想印记，而忽略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多重性格与动机。

其二，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驱动。在思想理论的加持巩固下，忠奸论这种“替罪羊”属性，完美成为了皇权神圣性的工具。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庇护。皇帝是天命所归，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独特的奸臣论调。“奸臣”通过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同时人们也坚信，只要除去了“奸臣”，国家就一定会变好。而这种模式持续了千年之久，导致所有的皇帝都可以避免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最多就是个用人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而直接批判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 的。

其三，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在宋代以前，忠主要指向的是文化共同体，而经过元朝前后时期后，“忠”逐渐与民族身份进行了融合。而到了近代辛亥时期，“汉奸”概念的泛化也成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工具。

我们将这三点带入到琦善卖国论上，尽管现在种种迹象可以证明对英国人的“妥协”是道光帝的指示，但是这些责任就是要琦善来负责任。可以想像，如果琦善通过“妥协”一策获得胜利，那么记载就又成另一回事，但这一定归功于“圣裁”，至于琦善，只是个听话的执行者罢了。另外，根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其实当时的一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已经涉足于探究这“妥协”背后的决策过程，并影射到了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但吊诡的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把矛头对准道光帝。所以，如果把这种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现象，完全归结于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那就真的低估了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力。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而当时上至朝廷下至平民百姓，绝大多数人们都觉得面对“蛮夷”，就要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来一个“大兵进剿”，杀他个“片帆不归”。可是却少有人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无法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他们津津乐道的皇权制度上。对于已经成为事实的失败，他们口不服输，心亦不服输。既然“剿夷”是唯一正确之途，那么，他们也就合乎逻辑地推论，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剿夷”的不力。之所以“剿夷”不力，又被进一步推论为是因为“奸臣”。

在传统史学的刻板印象中，奸臣的行为之一就是与“蛮夷”和谈，而忠臣就是坚决不会妥的破坏。在这种论调下，仅仅琦善一个“奸臣”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又有伊里布、余步云、牛鉴、耆英等人被丢进了“奸臣文学素材库”里，经过很多文学著作、历史史料的加工，这些人就成为了大大小小战争的罪魁祸首、大奸臣，被老百姓痛骂所不齿。

而与奸臣对立的，是忠臣的精忠报国。于是乎，他们又以其笔端将胜利的希望，系在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主张或实行抵抗的人士身上。他们的结论是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当时朝廷大臣人均林则徐，那清朝一定胜利。

所以，不仅不是改革旧体制，更要加强旧体制，因为都是奸臣这些蛀虫搞的鬼。

在《天朝的崩溃》中，茅海建先生有一段说的特别好，“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解释框架，实质上构建了双重豁免机制：既为皇权体制卸去了战争失败的政治责任，又使文化道统避开了现代性批判的锋芒。当官僚集团中的个体被符号化为“忠臣/奸臣”的抽象人格时，制度性缺陷就被巧妙地转化为道德命题。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的心理代偿需求，更重要的是维系了权力合法性的再生产——通过周期性献祭个别“奸臣”，既宣泄了社会怨愤，又强化了现存秩序的正当性。这种精致的责任转嫁系统，使得任何触及根本制度的反思都消解在道德审判的狂欢之中。”

我一直都对后来主张变法、献身变法的人我很敬佩，尽管他们的力量有限，无法有效的去改变体制问题，但他们确实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甚至有的人是在革自己阶级的命），走在了探索的道路上，用自己的鲜血为后来的革命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样的真君子值得更加的尊重。

可以说，琦善这些“奸臣”“卖国贼”，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所以，这种忠奸论就成为了传统官僚士子们为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的评判模板（过去也有触及制度批判的，但是太少了，最具代表或许就是黄宗羲了），通过掩护君主、掩护道统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

正是在这么一个基础，琦善的“奸臣”形象很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二、历史研究与宣传的冲突性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未中止，接连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至本世纪30年代，日本更是欲灭亡中国。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从晚清士林到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为唤醒国魂、激励抗争，对历史上的主和、妥协乃至投降官员展开了猛烈批判，同时热情颂扬一切主战、抵抗的英雄人物。

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历史书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它塑造了鲜明的抵抗观念，为危难中的民族提供了精神支柱。然而，这种强烈的价值导向不可避免地与追求客观真相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内在张力，甚至冲突。

这种张力在近年来的历史讨论中愈发显现。例如，部分论者尝试为汪精卫“翻案”，正是利用了其人生轨迹的巨大反差与复杂性，为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操作空间。然而，这种翻案论调的核心并非基于新证据的客观重估，而往往是通过对史实的选择性裁剪、语境剥离乃至话语操纵来完成的，是典型的“先射箭，再画靶”。这种操作在现代史学界并不鲜见，动机或为哗众取宠，或为意识形态渗透，常辅以伪学术包装、道德相对主义陷阱等手段，试图颠覆主流认知。

此类观点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部分源于普通读者缺乏精力深究细节，部分则源于部分人对现实的不满，借支持“惊世骇俗”之论来标榜“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反映了历史学本身的困境：它追求客观，但研究者终归是人，难以完全剥离主观意愿。在民族危亡之际，史学家们——或出于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和对妥协者的本能蔑视（不自觉的），或主动高举“善善”“恶恶”的旗帜（自觉的）——往往不自觉地滑向宣传家的角色。他们将对琦善等主和者的贬斥、对林则徐等抵抗者的推崇推向极致，这种“将真迹放大”已非严谨的史学研究，而是服务于现实动员的“宣传”。

比如茅海建先生就曾在书里提到——

“1931年11月，即“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东北局势吃紧之时，蒋廷黻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贬斥林则徐的盲动，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且持久的反弹。联系到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低调俱乐部”的言论，蒋先生的论文，也被一些人目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

服务于民族救亡的宣传本身并非坏事，其激励民众、凝聚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此过程中成为有力的象征符号。问题在于，当史学家过度认同宣传目标，甚至主动为之背书时，历史研究便易沦为“影射史学”或“借古讽今”的工具，其求真、求实的核心功能被削弱。宣传固然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之一，但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

因此，历史研究与宣传之间的冲突，根植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压力与人性中固有的价值判断和现实关怀。这种冲突源于两者根本诉求的差异——前者追求真相的复杂性，后者追求力量的单一性。调和这种张力，实现“互利共赢”，在深重的民族危机或激烈的现实政治语境下，无疑是极其艰难的。

三、读历史在于批判，批判在于究其中之理

随着时代演进与思想解放，部分史学家开始尝试突破笼罩在鸦片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上的传统民族主义叙事，进行批判性的历史重估。他们致力于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多维度的分析和价值重估，以揭示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修正或深化既往认知。

然而，这种批判性探索在实践中常遭遇强大的惯性。一方面，有些史学家们又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在赞扬的高度或贬斥的力度上竞赛，看谁捧得高，看谁骂得狠。另一方面，尽管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变促使史学家对清王朝的本质及整个近代史进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认识到其体制性腐朽与世界大势的脱节），但这种新认知在鸦片战争的具体叙事中却未能彻底颠覆旧有结论，反而与之形成一种奇特的“羼杂糅合”。

这种羼杂直接导致了当前鸦片战争史观中显著的内在矛盾：

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

茅海建先生对此矛盾现象的洞察一针见血：“批判性的工作刚刚开始，但又不自觉地收住脚步……为数不少的论文和著作，似乎只是将原有的结论更加完善化，加以时代的标记。” 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史学家深层民族情感的投射——一种“不服输的心气”与“愤懑中的希望”交织，是对多灾多难祖国挚爱之情的曲折表达。 其结果往往是，批判性探索虽略有突破，却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传统史观的框架内。

若固守这种充满矛盾与情感投射的传统逻辑，历史阅读的收获将大打折扣（娱乐性阅读除外），尤其在争议性问题上极易被单一叙事所引导。面对史学家可能因各种原因（时代局限、情感倾向、意识形态等）重塑历史的视角，而我们作为读者，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真是至关重要了。

在我看来，我将传统史观的主要局限性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史料”即“事实”的迷思： 过度依赖（尤其是官方）史料，忽视其本身是权力筛选与建构的产物，奉为不可置疑的“事实”。同时，对野史传闻又可能走向另一极端，陷入“孤证立论”的陷阱，实为“先射箭后画靶”。
2. 选择即创造： 史学家并非价值中立的旁观者。其选择记录什么、忽略什么、如何编排叙述，本身已是基于立场和观念的历史重塑过程。
3. 语境剥离的谬误： 将历史事件或人物言行剥离其具体时空背景和社会网络（如琦善的处境），如同观察脱离身体的器官，必然导致误读。历史意义并非固定不变。
4. “沉默大多数”的缺席： 传统史料和史观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偏见，聚焦精英人物与宏大事件，忽视底层民众、边缘群体的经历与声音，形成“精英史”或“帝王将相史”。
5. 对“事实”建构性的忽视： 预设“客观历史事实”天然存在且可被直接获取，忽略历史认知深受史家视角局限、时代意识形态、史料留存偶然性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

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史观进行批判性反思，绝非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其目的在于拥抱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本质，以更审慎的态度审视史料、史家立场及其选择逻辑。正如史学家彼得·盖伊所说，“客观性不是起点，而是终点，是我们永远在逼近却难以抵达的地平线”。

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历史学家可以有民族情节，但不应该表现为对在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这样是无意义的。

史学家的历史观深刻影响着大众的历史认知，而大众如何理解历史，又直接关系到文明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塑造社会共识、影响政治权力结构、构建文化认同，甚至可能为暴力提供合法性依据、固化社会阶层、煽动族群对立、扭曲现实认知，带来系统性危害。

这种历史研究与民族情感、传统叙事与批判求真之间的张力及其潜在的社会影响，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史学界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只不过在不同地域和议题上表现形式与侧重点各异而已。

四、以史为鉴，鉴的是什么？

所以，我以茅海建先生对“琦善卖国”论的重审为引，其实我想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如何正确地阅读与思考历史？

我想关键在于坚持证据与逻辑，避免脱离时代背景的臆断或对史料的断章取义。

在过去，中国传统史学以纪传体为正宗，往往过度聚焦于人物的道德褒贬，给历史人物贴上鲜明标签。然而，若我们站在更高维度审视，就会发现，琦善也罢，林则徐也罢，其实个人毁誉事小，探究其中之理事大。

假如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

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呢？

当时清政府中有没有人可以领导或指导这场战争获得胜利?

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呢？

毫无疑问，历史没有如果，战争的结局也不会改变。

但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分析、评价历史时，总是会注意到当时未被采纳的建策、未被利用的条件，总是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也就是说，他们心中有许多“如果”、“可能”、“万一”之类的假设，离开了这些，他们无法研究历史，而只能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那么，假设我们把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当时可能实现的假设，统统摆出来，再探讨一下，如果这些假设实现，是否会改变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

问题看似简化，答案却愈加复杂。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远，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一百五十多年前这次战争的意义。我们会首先看到，这场战争把中国拖入世界。从此开始，中国遭受了列强的百般蹂躏；从此开始，中国人经受了寻找新出路的百般苦难。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这是今天史学界的共识。

那么，“以史为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如茅海建先生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这个观点永不过时，但我更想从普通人读历史的角度补充一些。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以史为鉴”的意义不在于从历史中寻找简单的道德答案或照搬过去的解决方案，“以史为鉴”不应是一种附庸和工具，这是我们许多人读历史存在的误解。

人本应该通过历史获得正确的力量，而不是经历重复的诡局，前人的行为也不等于现人仍可照搬适用。

诚然，我们客观上未必有充裕时间深研历史细节。但立足历史本身的复杂面貌，通过理解历史认知的建构过程，洞察人性的局限与事件的繁复交织，正是我们正确看待历史、发挥“以史为鉴”效用的关键。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复述故事或背诵结论，而在于培养我们对现实的结构性思维与穿透迷雾的历史洞察力——这才是“鉴”的真义所在。

借过往之错误，磨砺今日之眼力；以系统之反思，抵御轮回之陷阱。

只有清醒地看到过去，才能清晰地预见未来。

（注：新开通的播客“太隐观复”，如果有喜欢听播客，不太能阅读长文的朋友，可以关注听一下，播客已将文章内容进行了AI口语化处理，听起来很舒服）。

茅海建先生较早前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天朝的崩溃》，从大学到工作，我读过了几遍，特别喜欢开头的那篇绪论，也就是琦善到底是不是卖国贼的问题，其实探讨过这个问题的学者有很多，但很少有人像茅海建先生那样把这件事情有理有据的写的这么明白。

或许有人纳闷了，这个事有必要这么细究么。

如果放在上下五千年文明来看，不值得，假如没有琦善，那也会有伊里布、牛鉴等等，不过琦善在历史上确实是个代表性的关键角色。所以他确实值得细究。

因为茅海建先生书中已经写的足够详细，所以我主要还是引用他的大部分资料，还有一些便是我补充的部分资料，来细致看一下琦善（读过的朋友就当回顾了），不过因为篇幅原因，这篇文章分为上下篇，这一篇主要讲一讲琦善是不是卖国贼，而下一篇则是探讨琦善卖国论背后的逻辑。

先说琦善其人，琦善出生在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家底颇丰，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故被封为了一等侯爵。在琦善16岁的时候，蒙受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候补。18岁后正式补官，此后仕途堪称极其顺利。29岁，琦善便当上了河南巡抚，后经历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务，但琦善与“水”非常不对付，第一次便是因为治水不利导致被革职，不过很快又回到了队伍。46岁，琦善授协办大学士，48岁，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

所以，琦善的年少成名，也导致琦善的个性“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而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彼时琦善已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甚至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可以说，他此时已经达到人生巅峰，位极人臣，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按理说道光帝这已经对他十分不错了，前后两次人生大落道光帝都把他拉了上来，但在《道光洋艘征抗记》、《夷闻记》、《中西纪事》等等记载中、都痛骂琦善为卖国贼、奸臣。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卖国呢？如果卖国，他的动机是什么？

一、卖国动机

在过去很多研究中，对于琦善的卖国动机无非两种，一是“贿和”，二是“媚外”。换句话说，琦善要么是因为贪财，要么是因为向往英国。

这两个动机在茅海建先生研究看来，并站不住脚。不过“贿和”这个传言都传到了道光帝耳朵里。

首先琦善并不差钱，家族又是名门望族，当时的清朝风气贪腐横行，琦善自然也不是清廉之辈，他搜敛钱财上的功夫，并不差于其他官僚。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琦善家里光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多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还有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元宝六百一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等等。不仅如此，他的入官地亩，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毎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另外，琦善入官辅面房间，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等等。

另外，根据《吏部尚书奕经等奏为又查出琦善金银并入股之当铺三座折》中记载，琦善还和晋商合伙做生意，自己躲在幕后捞钱（这在清朝官场是很常见的事情）。这还不包括琦善家里的珍奇宝物古玩。

所以说，琦善因为一些钱财去卖国，还要承担杀头的风险和骂名，并不合理。

另外，当道光听到这个传言后，曾密谕靖逆将军奕山“密加查访”义律与琦善之间“有无私相馈赠之事”，但奕山并没有找到证据。之后生性多疑的道光帝亲自审问琦善，也问道琦善是否与英国人义律（CharlesElliot）“贿和”的事情，但琦善对此是一口否认。另外，军机处审讯为琦善充当中英交涉联络员鲍鹏的时候，鲍鹏也说琦善与义律并没有“贿和”的事情。

当然，这或许存在俩人串供或者琦善隐藏事实的情况。如果是大额，那么倒可以从英国人那里查查账，不过根据茅海建先生查阅英国方面的资料来看，义律等英方官员并没有采用贿略的手段，也无琦善索贿的记载。反而是琦善第一次见到英国人的时候，为了体现大国礼节，自己给英国人送了礼。

而戏剧的是，此时英国方面义律听闻琦善因收取义律贿赂的罪名而受审讯的消息，马上拟出否认对琦善行贿、英国官员不会行贿的文件，转交广州知府。但这份文件并未上达中枢。不过真的到道光帝那里，反而让琦善更解释不清楚了。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种传言既然流传，必然有着缘由，从历史上来看，鸦片战争前，清朝与英国是通商关系，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贿赂和陋规已经成为维系这种关系延续运作的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凡是涉及这种商务联系的官员，无不受贿，无不发财，久已被视作官场中的正常现象。有关琦善＂贿和＂的流言，很可能由此而牵带推测、合理想象而来。另外，我查询了1949年的部分研究（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中发现，对于琦善更多基于道德批判，而不是基于直接证据，直接就把琦善和李鸿章定为“受贿卖国”代表，这些研究认为既然妥协了，那肯定伴随利益输送，或许很多后来论者也受此影响。所以，琦善为了些许钱财、稀奇的洋玩意，并不成立，更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

再说“媚外”，这个更不可能了。

彼时的清朝虽然千疮百孔，但是清朝对于外国还是很不屑的。比如1838年的时候，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因此，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即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这种不屑和傲慢，一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一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即使到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更是远远超越。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是确确实实落后了。不过熟悉过去叙事的大背景下，即使已然落后的人们，当看到了英国最先进的事物，他们也认为这些都是很荒谬不堪的东西。

另外一个证据是，琦善自步入仕途后就在北方任官，他压根就与西方没有打过交道。比如他在天津，初次见到英国军舰，虽然感到震慑，但他并未改变英国属“化外蛮夷”的基本观念。在留今的大量奏折中，他大量用“夷性犬羊”来指代英国。他与英国人义律的文书来往中，态度也非常符合他的个性，趾高气昂，甚至让英国外相巴麦尊（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看后都非常恼火，为此也让后来义律连官都丢了（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时代的现象和具体细节都表明了，琦善向往英国是不可能成立的。

二、四条卖国罪名

那么说完动机，再来看看“琦善的四大罪状”。

• 罪名之一：弛禁鸦片；
• 罪名之二：主张投降；
• 罪名之三：拒不派援，间接害死了关天培等爱国将领；
• 罪名之四：割让香港给英国。

可以说，哪怕成立一条，琦善都足够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了。

（一）弛禁鸦片之罪

过去，我们都认为当时主张禁烟的官员分为"驰禁派"和"严禁派"，而"驰禁"的原因是诸如广东等地区鸦片走私非常猖獗，而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有些官员想通过合法进口征税、内地代替种植的方法。而所谓"驰禁派"的代表之一便有琦善，但根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记载，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曾上奏试探，未果。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其他地方并没有找到关于"弛禁派"乃至是琦善的只言片语记载。

而据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研究，琦善还联合了其他官员弹劾"驰禁派"代表许乃济，最终促使道光帝革职了许乃济。

反而与传言相反的是，当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要严禁鸦片的时候，琦善不仅表示赞成，还写了《遵旨覆奏禁烟折》，系统提出了禁烟方案，包括断绝鸦片来源、国内严禁吸食鸦片、加强海防等等，并亲自带队在天津搞起了大型缴烟活动。

仅在 1838年8月至11月期间，琦善就起获了烟土15万余两。

15万余两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彼时在湖北搞禁烟的林则徐才起获了 2万余两。

过往很多人认为林则徐促使道光销毁鸦片的出处主要来自于《道光洋艘征抚记》，里面曾写道，道光帝见到林则徐奏折上称，"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大为震动，遂命林则徐进京。

但从清代档案来看，情况完全不同。当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有上引内容的附片后，并未留下任何朱批、朱点、朱画，更无上谕下发。

之后，道光发现了庄亲王等人吸食鸦片，这才给了道光带来了极大刺激。

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琦善在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后，道光才发觉事态已经失控了，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郦永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所以，促使道光帝下定决心销毁鸦片的不仅有林则徐，还有亲信琦善的推波助澜，否则以林则徐的影响力，凭借三言两语是难以左右道光帝决策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林则徐，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来说就是当时道光帝与各省要员讨论的时候，就没谈到"英夷"，这是因为当时道光帝并不知道英国会用武力干涉鸦片，他只是把鸦片问题列为内政，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在广东海岸，已经有英国舰船来示威了，但广东官员害怕丢了乌纱帽，并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这件事，而道光这边则想到了那位对禁烟有坚决立场、公正清廉的林则徐去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并没有委任将领。

除了广州官员隐瞒英国人武力示威的情况，林则徐成为合适的人选的重要原因在于林则徐在地方禁烟上已经成功验证了自己那一套禁烟措施的有效性。而当时其他的非将领人选还有琦善、陶澍等人，不过琦善因为此时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主要以行政为主，军事为辅）涉及京师防卫的职责无法调动，而且琦善虽有手段，但缺乏林则徐地方系统禁烟的经验；而另一位禁烟代表两江总督陶澍，虽然他也在自己辖区搞禁烟，但没有形成林则徐那种可复制的治理模式。另外，这其中也有着道光帝为了平衡满汉的政治考量。

不过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林则徐那坚决的禁烟立场和可复制的系统禁烟手段，而且道光在经历了庄亲王吸食鸦片的事情后，他越发需要林则徐这种敢于突破官场阻力的执行者，除了林则徐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了。

（二）主张投降之罪

说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琦善和林则徐的关系如何。从《林则徐日记》里完全能看出。俩人认识最早始于1825年6月，仅仅是工作上有过交集，也没有什么过节，之后各自为官一方，一直没碰面。而在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又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在1837年3月，一次是1838年12月，两次见面琦善对林则徐都很热情，两次见面，琦善都与林则徐“谈至傍晚”。而且，林则徐也曾因为琦善在直隶搞禁烟，公开夸奖过琦善，并与之一起研究禁言举措。

而说林则徐与琦善关系不好的事情多指以下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是说，林则徐在道光帝召对时，曾倡言畿辅水利，后又奉旨上奏。所以负责治水的琦善妒恨林则徐越俎代庖，从此结怨。但从林则徐的《畿辅水利议》、《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来看，林则徐的治水计策比较冒险，而琦善本来就因为治水被革职过、丢过脸，心理阴影很大，没有百分百把握他不敢用林则徐的奇策，所以要说琦善就因为这个事情嫉恨林则徐，也似乎没有必要，这个计策不合适，琦善完全可以奏明情况即可（而且琦善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要是件件小事都记恨在心，那琦善可有的忙了，而且与他十分善于人情世故、斡旋官场的形象风格不符（张艺维《道光朝陋规整顿与朝政困局探微》）。

第二件事是说，林则徐于1838年12月偶遇琦善（即上面说的第二见面），琦善跟林则徐聊了很久，然后有句说道“勿启边衅”。也不知道谁听见的，谁传出来的，均没有出处，而这句“勿启边衅”，其实出自民国年间雷瑨所编《蓉城闲话》一书引用的戴莲芳所著《鹂砭轩质言》。之后有人就说琦善这是在威胁林则徐放弃严禁鸦片的立场。或许存在没有记录的情况。那么，假如真有“勿启边衅”这句话，到底是威胁还是提醒也都很难说。

而这次见面，俩人对于禁烟也产生了分歧，比如林则徐在吸食鸦片者处理的问题上一直很激进，要求“法当从严”，而琦善作为直隶总督，为了京师安全，反对激进的政策，会“激起民变”。

所以，林则徐和琦善是不是朋友很难说，但还不至于是水火不容，嫉恨整死对方的关系。

而主张投降这个说法说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琦善因为嫉恨林则徐，乘机打击林则徐，并主张投降。但据当时递交的英方文件的内容来看，后据“叠遭广东攻击”一语，其实是编造的。而至于惩办林则徐、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事，那是道光帝下命令的，跟琦善八竿子打不到。

但十分蹊跷的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官们，却将原本应附于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折之后的照会，误植于其8月17日奏折之后。

这就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议惩林则徐的。我们若将佐佐木正哉所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的中英往来文件相对照，就不难发现此中的错误。 可以说，琦善完全是遵旨办事的。

（三）拒不派援之罪

这个罪名说的是，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接替林则徐后，采取妥协政策，裁撤防御力量，导致虎门防御空虚。但据琦善奏折，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从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想通过“开导”解决清英争端。12月26日，在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后，次日起琦善4次增兵虎门（存在贻误战机的行为）。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最后虎门地区总兵力11000余名，琦善还调拨了火炮，最终虎门火炮高达660余门，已经是当时清朝之最了。但是，由于虎门炮台的设计局限性，导致琦善已经把增援的炮台、士兵塞到“炮台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的程度了。

而说琦善拒不派援，根据瞿巍教授的《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上写到，虎门主将关天培在看到与英军的实力悬殊后，就已经准备好以身殉国了，并给琦善写了信，信中关天培没有要求琦善再派兵增援，还是让琦善“勿以我为念”，我们现在难以得知琦善此时的感受。但根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琦善得知虎门形势严峻后，又加急派出了贵州援兵1000人，但因为英国人攻势太快，援兵没能及时赶到。至于撤防，琦善的相关奏折里并没有出现过这个字眼。

所以不派援兵，致使关天培孤军困守以致失败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而虎门之败是注定的，地理位置没有优势（无屏障，容易被迂回包抄），加之武器差距过大，清军虽然在炮台塞满了火炮，但是射程远不及英军先进的火炮，根本打不到英军的军舰，最终导致关天培率众英勇战死。

（四）割让香港之罪

割让香港可以说是琦善最被很多人熟知的事情了。很多书上都写到琦善擅自签了《穿鼻草约》，割让了香港。而私许香港，也是道光帝革拿、抄家琦善的主要原因。

那么，到底琦善有没有割让呢？

在我看过的材料里，茅海建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最有理有据的。为此我还花了时间去查阅了茅海建先生引用的资料，也证实确实如此。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端的大角、沙角。英国人义律随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此时的琦善在见识到英军的坚船利炮后，逐渐由最初的趾高气昂变得软弱起来。琦善复照称，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上奏道光帝，请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英军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非现在香港，而是现香港西南一隅）两地。琦善答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等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

可是，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收”。其实在这份照会后面，还附有另一照会，以“私情致请”释放两名外国商人。

1月18日，琦善照会义律，用词很模糊，“照得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均已阅悉。现在诸事既经说定，所请释放港脚黑人那密及法兰西国人单亚泥二人，本大臣爵阁部堂即饬去员，带交贵公使大臣释放可也。为此照会。”同日，琦善上奏道光帝，请求仿照澳门先例，准许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并称已派人前往“勘丈”，待道光帝批准后，再与英人“酌定限制”。从琦善照会内容来看，这明显是琦善回复义律请求放人的照会。

而义律却不顾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现在诸事既经说定”一语，于1月20日宣布，他已与琦善达成了共有四条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条是“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予英王...”。

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擅占香港。1月28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照会清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驻守该岛的清军撤回。

而那头，广东巡抚怡良一听伯麦致赖恩爵照会时候说的内容，气的立马上奏弹劾琦善“私许”香港。从佐佐木正哉研究证明，琦善未与英方达成任何有关香港内容的条约或协定，而且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还斥责义律的行为太鲁莽，缺乏常识，并说道一个没有经过他国君主批准的割让是无效的。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的是，琦善有让英国人“寄居”香港的意思，有怀柔妥协的意思，但并没有“割让”的举动。

所以琦善本想通过含混其词、文字游戏的外交手段拖延时间，期望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但在绝对强大实力的侵略者面前，他们可不一定有耐心等的下去。所以，英国人只是找个由头完成侵略目的罢了。

现在我们来看，琦善卖国说的本质在于他中后期不主张用武力对抗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前期是主张打的，但见识到英军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后，完全是两个层面的较量，这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而是企图用妥协和谈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把国家损失降到最低。不过在香港问题上，无论他怎么选择，无论是妥协，还是强硬打下去，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因为弱国是没有外交的。

但这种极其羞辱的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必须有人来负责任。

于是，就只有琦善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那么，琦善的这种“妥协”就自然被视为 “投降”，而“投降”又给“升级”为“卖国”。

可以说，道光只好“含泪”把琦善给撤职严办了，抄家拿问；而英国则将战争威慑升级为了更上一层楼的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清朝一败涂地，不得已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承受了比《穿鼻条约》更惨重的割地赔款的损失。

而琦善被关进大牢后，可倒了大霉了，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朝廷上下认为他吃里扒外，串通英国人出卖国家；英国人认为他是个骗子，谈判桌上说话不算数；而士大夫、文人墨客们都更是痛心疾首，觉得如果是林则徐，肯定就不是这种结局。

而道德性的批判下，至于事实也少有人追究了，导致这种结论一直延续到了历史教科书上，不过教科书上没写完的是，如同琦善之前犯错两次被贬，这次事件后不久，琦善就又被道光帝赦免了，而且还做了两任封疆大吏。

而之后，中国付出的代价是《南京条约》，而琦善付出的代价是背着秦侩式的骂名一个多世纪。

有人看到这里，或许还会认为林则徐如果在那，就肯定不会输，这种观点我完全可以理解，过去我也这样认为过。林则徐的公正廉明值得我们学习，不过他也有着当时的思维局限，我就简单说几点，比如林则徐当时对于英军实力曾有过很离谱的认识，一是他曾认为外国士兵都穿紧身裤与绑腿，就错误推导出英军 “腿足裹缠，屈伸不便，一仆不能复起” ，而在 1840年定海失陷时，林则徐仍认为英军 “一至岸上，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这都反映出其军事研判存在严重逻辑闭环。二是林则徐曾提出 “火轮船吃水过深难以逆流”“潮退则搁浅待毙” 等论断，他甚至建议通过 “堵塞航道、沉石锁江” 等传统手段对抗蒸汽动力战舰。这种基于地理决定论的防御策略，也完全低估了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军事技术突破。三是他并没有了解彼时国际形势的变化，错误的停留在过去朝贡思维体系中，比如对鸦片贸易的定性以及“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论调，都脱离了时代。四是战争形势的误判，比如“夷船倏南倏北，总不远离粤境，显系虚作恫吓”的想法，也直接导致了清廷错失战略预警期，未能在长江流域提前布防。

但这些问题都随着他被提前撤职，被琦善给赶上了。

我并不是想说林则徐也很菜，他的贡献和在中国历史上代表的意义是与众不同的，也不可磨灭的。但人是很复杂的，世界是复杂的，历史是更复杂的。这种局限性从闭关锁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一个人的错误，所谓一步错，步步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皆是如此。只不过当人们听到门外不断的炮响后，或许才会意识到，原来这个金玉其外的国家，早就在时代洪流里败絮不堪了。

虽然我不认同历史学家蒋廷黻对于琦善外交能力的夸赞，不过蒋廷黻先生一段话很值得品味——

那么，关于琦善卖国论的背后逻辑，就留在下篇来讨论 ——

海蒂·拉玛的早期人生

海蒂·拉玛，原名海德薇希·爱娃·玛丽亚·基斯勒（Hedwig Eva Maria Kiesler），于1914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当地知名的犹太银行家，母亲是布达佩斯的钢琴家。拉玛自小学习钢琴和芭蕾，对电影非常感兴趣，而她的父亲不仅是位银行家，而且爱好机械相关的知识，这也让海蒂小时候便懂得一些机械知识。为此海蒂在大学的时候也读了通信专业，不过拉玛一直有一个电影梦。

1930年，海蒂为了梦想，放弃攻读通信专业，跟着一个导演来到柏林，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同年，年仅17岁的拉玛就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街上的钱》（Geld auf der StraBe），之后拍了几部电影，不过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直到1933年，拉玛出演了一部名为《神魂颠倒》（Ecstasy）的电影，而因为这部电影她成为了世界上最早裸露出镜的电影演员之一，不过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保守，对这种大尺度电影很排斥。

军火商丈夫

不过，也有一些人看完这部电影后对海蒂真就神魂颠倒了，其中就有一个腰缠万贯的奥地利军火富商——弗里茨·曼德尔，这位富豪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交际密切，有着“奥地利军火之王”和“死亡商人”的称号。但彼时拉玛并不清楚这人的底细，但因为这位富豪的的疯狂追求，于1934年成功赢得海蒂芳心。

结婚后，海蒂才发现这个丈夫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不仅支持纳粹，而且还是一个病态的控制狂，因此她被丈夫禁止涉足电影行业，并被软禁在家中。在禁足的时间里，丈夫弗里茨经常带着海蒂出入各种武器商谈会议，并因此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装备。由于拉玛本身就有一些机械基础知识，这也让她无意间更加深入了解到了当时的武器和无线电通讯知识。

不过对于丈夫弗里茨的禁足，她并不是没有反抗，而且一直在谋划逃跑，但几次都被丈夫抓了回来。不过海蒂始终没有放弃，并于1937年的晚宴上，找到了机会—这一天，海蒂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提前回房，把侍女迷倒，穿着侍女的衣服坐火车连夜逃到了巴黎。

对于这次婚姻，海蒂曾在自述中写道：“我就像一件东西，某些艺术品必须被守护，也必须被关押，没有头脑，没有自己的生命。”

离开第一任丈夫弗里茨后，海蒂终于重新回到了她热爱的影视行业，并出演了不少佳片，有了名气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她并不开心，似乎冥冥之中有些大事必须由她来完成。

发明家

彼时正值二战，世界各地战火肆虐，海蒂的祖国奥地利也已沦陷，而此时身处好莱坞的海蒂虽然远离战场，但她越发对世界战争感到担忧，她经常日夜听着收音机无法入眠。如海蒂在电影《真情流露》中那句台词“我能做点什么就好了”，于是她重操旧业捣鼓起了机械研究，还认识了很多发明家朋友。

比如当时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钢铁侠”的原型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就是海蒂的发明家好友之一，霍华德·休斯曾对拉玛夸下海口说，自己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飞机卖给美国空军。但拉玛看了后，认为休斯的飞机仍然太慢了。于是拉玛根据鱼类和鸟类的书为霍华德·休斯的飞机设计了一个新的机翼，使其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这个设计也让霍华德·休斯连连称赞拉玛·海蒂是个天才。另外海蒂曾发现战争期间，很多人难以喝到可乐，于是她突发奇想，想把可乐压缩成一个立方体，这样人们只要把压缩的可乐放到水里就可以喝到可乐了，不过因为当时各个州水的硬度不同，效果没有达成预期成果。（这两段故事出自纪录片《尤物：海蒂·拉玛传》）。不仅如此，后来海蒂的合作人，德裔美国作曲家乔治·安塞尔（下面会再次提到这个人）后来曾回忆说，海蒂还有很多奇思妙想，包括新型的弹药和武器等等，不过具体是什么，只有彼时的美国军方知道了。

不过真正让海蒂下定决心做一个改变世界的发明的契机是因为一个惨案。

1940年9月，英国班轮贝拿勒斯城号（City of Benares）被德军鱼雷击中，325名乘客遇难，其中有77名儿童。德军的U型潜艇似乎是永不沉没，成功躲避了落后的英国鱼雷袭击。这场惨案也震惊了远在美国的海蒂·拉玛。海蒂开始了全身心针对遥控鱼雷的研究，并想到了无线电技术，并自费买了一款菲尔科落地式收音机（Philco Console-modelRadio）（当时零售无线电市场的第一个无线遥控器，可以在固定频率上与两种型号的控制台收音机中的任意一种进行通信）进行科学研究，同时，海蒂也想到了在第一任军火商丈夫那里听说过的滑翔炸弹（也是无线电控制）。

四周后（这点需要说明，正确与合作人安塞尔见面时间应是1940年10月左右，并不是1940年的夏天，这点国内很多关于海蒂的资料都存在错误），海蒂·拉玛遇到了一个同样爱好的钢琴家乔治·安塞尔（George Antheil），而乔治·安塞尔曾担任过美国政府军需品监察员，对武器知识比较熟悉。因为很多共同爱好，两个人相投甚欢，也就聊到了鱼雷。海蒂希望乔治可以帮助完善自己根据第一任丈夫那里的武器见闻而构想出的一个秘密武器，然后提供给美国政府。

这里我们要了解的是，早在一战的时候，鱼雷已经成为仅次于火炮的主要舰艇武器，被鱼雷击沉的舰艇占被击沉的舰艇的一半，所以各国军方都很重视鱼雷。到了二战前期，鱼雷已经有了很多改良，但可操控性仍然不太行。在当时，你要想使用鱼雷，得在发射之前就设定好鱼雷航行的方向和深度，发射后听天由命。虽然大家有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去改善鱼雷，但没人愿意这么做。因为周期性变化的电场可以产生电磁波，电磁波可以以无形的方式在空间里不受遮挡物的影响随意传播，但是，电磁波是需要占用无线电频段的，而当时的电磁波整个传输过程只能在一个无线电频段上完成。这就相当于一条路上有很多条车道，但这辆车只能在一条道上跑。因此，在那个年代，如果用电磁波去引导鱼雷，敌方很容易就能够探察到，然后对这个信号进行干扰，鱼雷就会偏离目标。

这就是当时各国军方都不愿意用无线电波去引导鱼雷的原因。

而海蒂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同步，同时改变它们的频率，从一个频率到另一个频率随机地跳在一起，那么在它们之间传递的无线电信号就 不会被干抗，海蒂把这个想法称为“跳频（德语： Frequenzsprungverfahren）”。发出控制鱼雷的简单信号很容易被截，但是如果在瞬间的时间间隔信号的频率不断变化呢？如果有人试图偷听或干扰，就只会听到随机的噪音，就像旋转的无线电拨号一样。但是如果发送方和接收方频率同步，信号就会很清晰。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好朋友兼合伙人乔治·安塞尔的一个特殊经历帮了大忙，1927年，乔治曾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Hall）成功使四架钢琴同步。因此，当海蒂·拉玛把她的想法透露给他时，他就突然想到了与钢琴类似的方法，打算把它变成实用的形式以申请专利。

1940年秋，乔治和海蒂开始合作，将自己的钢琴知识应用到创建跳频无线电信号的问题上，并将其频率变化同步到一艘船或一架飞机和一枚鱼雷之间。

这个过程也让海蒂的儿子安东尼·洛德（Anthony Loder）一直印象深刻，后来接受《福布斯》（Forbes）采访时曾回忆道，当时自己的母亲和乔治·安塞尔坐在一起。乔治敲击钢琴键盘，海蒂也跟着敲，俩人“坐在地板上，设计出了全部。”而就在这时，乔治建议使用钢琴卷来确保钢琴的两面同步。

1945年，海蒂在接受军报《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采访时谈道：“她和乔治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用一个银色的火柴盒，里面的火柴模拟了‘发明的东西’的线路。”（火柴盒和火柴模拟一艘目标船和一枚无线电控制鱼雷的连续位置；据此海蒂和乔治提交了这样的图纸作为他们专利申请文件的一部分。）

被遗忘的发明

20世纪30年代，欧洲（以及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许多不同国家的军事领导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寻找先进的武器技术，以便在不断升级的对敌行动中占据优势。可是当海蒂和乔治把他们的共同专利发明呈现给美国国家发明家委员会时，却遭到了拒绝，而且委员们还建议，海蒂这样“电影中最美丽的女人”不如担任战争债券的代言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于为什么没被采纳，乔治·安塞尔后来回忆道：“在我们的专利中，海蒂和我试图更好地解释我们的机制，它的某些部分就像钢琴演奏的基本机制。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华盛顿的牧师和黄头发的绅士们研究了我们的发明，他们只读了‘钢琴演奏者’几个字，天哪，我听到他们在说，我们要把一架钢琴放在鱼雷里。”委员会的官员认为，这个观点是“可行的（viable）”，但是“还需要在上面花功夫 （work needed to be done on it）”。这说明，当时这种技术理念得到了部分认可，但是委员会最终认为这个发明过于先进，现在的技术条件可能无法完成实施过程（当时还没有晶体管及集成电路支撑这个技术的实现）。

不过这个发明让当时的国家发明家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凯特林 （Charles Franklin Kettering，1876-1958）眼前一亮，并描述这个发明“很火爆（red hot）”。但他认为，如果把这项由电影明星和作曲家发明的技术提供给海军，海军并不会被重视（主要是对电影明星、作曲家身份的不认同因素，另外也有一种说法，军方对于海蒂·拉玛第一任丈夫是纳粹，所以很排斥），事实也确实如此，多种因素下并没有引起美国军方的重视。

反而在美国军方看来，海蒂这么漂亮，士兵们都很喜欢海蒂，搞这些发明不如去卖战争债券更有用。

但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也并没有打灭海蒂为了结束战争的决心，海蒂还真的积极参加了战争券的义卖，并卖出了2500多万美元的惊人成绩，她甚至为了卖出其中两万多美元的债券，献吻了一名富豪并登上了报纸。

不过，这项发明也引起了小部分人的注意，根据查询资料显示，比如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助理教授塞缪尔·麦基翁（Samuel Mckeown）就做了一些试验。

直到1957年，西瓦尼亚电子系统部（Sylvania Electronic Systems）的工程师们开始采用了海蒂和乔治的发明，之所以能够用上，是因为他们把新发明的晶体管用于电子系统。

1962年，在海蒂和乔治的专利已经过期了三年，而此时根据他们的专利研制的系统被安装在派往封锁古巴的船只上，其主要用途是安全的军事通信，而不是远程控制鱼雷。而在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上，海蒂的技术并用在了投放的遥控无人机上，比如霍夫曼无线电公司开发的跳频机械设备，AQM-34“火蜂”无人机等等。

而随着快速、廉价和小型计算机芯片的广泛使用，跳频开始发挥了广泛作用，也被美国军方使用，包括美国政府的米尔斯塔国防通信卫星系统（Milstar Defense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System ）。

而此时，海蒂也得到了来自许多技术科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评价，她被称赞为“拥有创造性的头脑，发展了关键的无线技术”、“发明了跳频技术，这已经成为无线服务未来的核心”、“虽然存在技术上的差异，但高通最终借鉴其基本概念开发了CDMA 技术。”

不过，此时海蒂已到晚年，而她这些年因为一直经历着被媒体的污蔑和攻击，而媒体对她外貌的过分关注也导致了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并为此做了很多次整容手术。

据纪录片中海蒂的孙女讲述，当时的报纸曾写过很多不堪的内容，“64岁的海蒂拉玛：可悲的隐士＂、“海蒂·拉玛忧伤孤独的最后时光，“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不敢开门”等等，加之海蒂六段婚姻的失败，这让海蒂后半生一直很孤独敏感，更加幽闭了自己。

1991年，当人们再次看到海蒂的新闻时，她被认为是一桩盗窃案的小偷。昔日追逐她美貌的媒体开始扒出她晚年的黑料：偷窃、沉迷毒品、被指控诬告强奸，以及是一个严重的整容手术成瘾患者。

这无疑让海蒂的晚年经历了无数的嘲笑、谩骂与讥讽。

迟到的荣誉

而在另一头，彼时庞大的工程师团体认识到海蒂·拉玛和乔治·安塞尔的发明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后，他们立即发起了为海蒂·拉玛争取应得荣誉的大型运动。

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比如电气工程师罗伯特·普莱斯（Robert Price）就曾两次尝试为海蒂·拉玛申请荣誉和奖励。第一次是申请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Z（Institute of Bectrical and Bectronics Engineers）的奖项，第二次是尝试申请学会的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但均以各种理由而失败告终。

而现在不是单打独斗了，这次工程师团体发起的大型运动空前盛大，终于在1997年，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授予专利第一申请人海蒂·拉玛的发明“电子前沿基金会先锋奖（EFF Pioneer Award）”，承认其在计算机通信方面的贡献。而海蒂的儿子代表她领奖。在领奖台上，海蒂·拉玛打来了电话。海蒂·拉玛在电话中只说了这一句话：“这一刻终于来到了（It‘s about the time）＂。

之后，科学家们也尊称海蒂·拉玛为“CDMA之母”（也有“WIFI之母”、“蓝牙之母”的称号）。

也在这一年，以CDMA（码分多址）通信技术为基础的2G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它拯救了早前通话不清晰、接通率堪忧、背景音贼大的通话时代，让人们使用手机的体验有了质的飞跃。这得益于在1985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一大堆文件中翻出海蒂当年的专利，并以此为基础，悄悄研发出了CDMA无线数字通信技术，而这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就是现在的世界500强 —— 高通。

而高通为了感激海蒂·拉玛做出的伟大贡献，在其官方传记《高通方程式》（The Qualcomm Equation）中写道：“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你就有必要了解并感谢她。要知道，这位性感女明星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所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1998年，WiLAN买下了海蒂·拉玛尔49％的专利所有权。海蒂·拉玛也成为了一些科技行业热衷的代言人。

1998年12月1日，Corel公司宣布就海蒂·拉玛1998年3月提起的诉讼达成和解（涉及肖像权）。海蒂最终了授予Corel五年的独家许可，并在Corel的图形软件包装上使用了海蒂的肖像。当时Core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考普兰德（Michacl Cowpland）博士，夸赞“海蒂·拉玛尔的形象是优雅、美丽和不可思议的艺术性的独特结合。”

可是，荣誉到来不久，仅过了两年，也就是2000年1月19日，海蒂·拉玛便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6岁。

而她的专利因不受重视，早就到期，所以她的一生都没有因为自己的专利挣到应得的钱。

但纪念她的活动仍在持续。

海蒂逝世后，海蒂登上《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科技杂志的封面，科学家们尊称海蒂·拉玛为CDMA 技术之母；《卫报》则称赞海蒂的贡献：“If it wasn’t for Hedy Lamarr， we wouldn‘t have Wi-Fi.（如果不是海蒂·拉玛，我们将没有Wi-Fi。）”

而自2005年后，德国、奥地利、瑞士等以德语为母语的国家也将海蒂·拉玛的生日11月9日定为“发明家日”。

2014年，海蒂·拉玛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2015年11月9日，谷歌特地在搜索首页logo位置嵌入了一条长达1分16秒的动画视频，纪念她的101岁诞辰。

2016年，DEG（数字娱乐集团）为海蒂·拉玛设立了年度奖项：“海蒂·拉玛娱乐 技术创新奖（Hedy Lamarr Award for Innovation in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和 “海蒂·拉娱乐科技新秀成就（Hedy Lamarr Achievement Award for Emerging Leaders in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授奖典礼于2017年11月举行，以纪念拉玛尔诞辰103周年。

2017年，美国能源部表彰了五位克服艰苦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从而取得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STEM）领域的女性，而海蒂·拉玛便是其中之一，而海蒂的坎坷经历也让科学研究领域更加平等看待女性科学家。

海蒂·拉玛的那些话

• 我讨厌随波逐流。如果你总是随大流，那你就永远不会与众不同。
• 人们总说美貌是肤浅的。也许吧，但至少它不会像“愚蠢”那样持续那么久。
• 发明是我的爱好，而我不需要作为演员那样的掌声。
•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无论是演戏、发明还是改变世界。只是别让别人告诉你“不行”。
• 我不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这意味着别人会叫我“难搞的女人”。
• 好莱坞认为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却从没想过我的大脑比我的脸更有趣。
• 如果你想让别人记住你，就做一些值得被记住的事。If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do something worth remembering.
• “所有创造性的想法都始于一个’为什么不能？‘”
• “如果你不接受‘不可能’作为答案，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障碍。
• 我从不害怕尝试新事物——最糟糕的结果不过是回到起点。
• 人们喜欢给女性贴标签——“花瓶”、“天才”、“怪胎”……，但标签只是懒惰者用来分类的捷径。
• 当你拥有财富时，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当你失去它时，你才看清谁是真的。
• 社会总想定义你是什么人，但真正的自由在于拒绝被定义。
• 科学和艺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追求真理，一个表达真理。
• （谈到她的发明时）“跳频技术”不是偶然的灵感，而是逻辑的必然——就像音乐中的对位法。
• 演员用情感打动观众，科学家用逻辑改变世界。而我两者都想要。
• 重要的不是掌声，而是努力让世界变好。
• （晚年采访时）：“我希望墓碑上写‘她尝试了所有事’——而不是‘她长得真漂亮’”。

关于海蒂·拉玛的纪录片和歌曲

• 纪录片《尤物：海蒂·拉玛传》

尤物：海蒂·拉玛传 Bombshell: The Hedy Lamarr Story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7028949/

• 好莱坞知名影星约翰尼·德普就曾以自创曲〈This is a Song for Miss Hedy Lamarr〉向这名已故传奇女星海蒂·拉玛致敬。（大家可以听听这首歌哦，很好听）

Jeff Beck and Johnny Depp - This is a Song for Miss Hedy Lamarr [Official Music Video]

最后

在如今，我们的生活中无事不可有着海蒂·拉玛伟大发明的影子，但她的一生，确实让人惋惜。美貌既是上天对她的赏赐，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

我想值得我们铭记的，不只是她的美貌，更应该是她的智慧。正如海蒂·拉玛自己所说“好莱坞认为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却从没想过我的大脑比我的脸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