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从朋友那里继承了一批书，其中包括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和《津轻》。我很快读完了大名鼎鼎的《人间失格》，被深深震撼，人竟然能堕落到这种程度。为此我还特意去了解太宰治的生平，把这部小说当作他的精神自传。

最近准备处理一些书，才发现《津轻》一直没读。打算读完再送人，没想到翻开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体验。这本书的氛围一如它的封面，明媚的白色夹杂细碎的天蓝，有着回忆特有的雾霭重重，却难掩微光闪烁。最让我意外的是，太宰治在书中很幽默。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女人缘这么好。单凭这本书的观感，如果在现实中认识他，想必是个风趣又博学的人。

故事很简单：长居东京的小说家回到东北老家，见儿时的朋友，在故乡漫步。这本受邀创作的风土志，记录的是太宰治1944年实际返乡的见闻。能把如此简单的行程写得层层推进，又自然融入风土人情，可见他的写作功力。

最打动我的是他与故人重逢的片段，还有不断出现的“配给酒”。战争末期物资配给，他每到一处都会问“有酒么？”战争的阴影淡淡笼罩在看似欢快的相聚之上。但这其实只是描绘战争苦难的隔靴搔痒。想到同一时期中国人的境地，再想到一年后日本战败，不禁感慨：即便太宰治信奉共产主义，痛恨自己的地主出身，纵使他敏感多思，终究难以完全超越自己的立场。

不过，书中与旧友重逢的描写确实动人，充满对人际关系的细腻观察。他刻意只写美好的部分，剔除了灰暗。如果说《人间失格》是刮骨刀，《津轻》就是温柔的腮红刷，轻轻一扫，镜中的一切都美好起来。老朋友重逢时最初的生疏，到对上暗号后的“一点没变”，时间造成的隔阂最终化作回忆共鸣的欢欣，读来甚至有些“爽文”般的治愈。毕竟身而为人，我们都渴望着不会被时间磨灭的纯真友谊。

然而合上书页，我不禁对这份被文学滤镜柔化的重逢产生了一丝怀疑。现实中的久别重逢，当真如此？

23年回国时，我鼓起勇气联系了一些旧友，结果每个人都让我若有所失。我一直以为，人除了社会角色，总还有属于“人”本身的部分。只要兴趣相投、思维相近，不管身份怎么变，总能交流。可重逢时，过去的朋友们都把社会角色长进了皮肉，只剩生疏。

太宰治能拥有那样的重逢，大概是因为他功成名就：既是大地主的儿子，又是知名小说家。反观我自己，十年前离开中国时就已痛失社会角色。如果回乡不报上什么响亮的名头，难免只能被当作旧桌椅处理。我们似乎早已习惯认为，只有成功的人才配被温柔相待。

同年，我回大阪时却是另一番光景。

原实验室的日本人朋友G请我吃旋转寿司。吃完出来，天微微暗，她把手搭在方向盘上问我：“接下来去哪？京都去不？”我说算了。她又问：“那奈良？还想去哪里都可以哦。”

我说算了。

那一刻真的快哭了，哪都不想去。那天下午她提前偷溜下班，我们已经去她家玩过，还一起去狗狗公园遛狗。

回去住的是朋友L家，抵达的当晚她给我煎了饺子。她是内蒙人，早上还给我煮奶茶。我说想去Nitori，她默默跟我去了。我看上一个大抱枕，她鼓动我“喜欢就买吧”，还找来压缩袋抽成饼子好让我带回美国。

我寻思，在大阪，我既不是大地主的儿子，也不是有名的小说家。

《津轻》写的是归乡，我却读到了人对“以真我存在”的渴望。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并非耀眼的头衔，而是一个可以安然卸下它的地方。真正的“津轻”其实并不在地图上的某个坐标，只在那些不需要头衔、不问成就、只凭心意相待的人之间。

9月19日，烟火艺术家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脉为品牌“始祖鸟”进行了一场名为“升龙”的烟花表演。活动后，舆论的批评声迅速涌来，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对当地脆弱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二是活动审批过程的不够公开透明。事后，有专家指出此类烟花表演确实存在环境风险，现场证据也显示清理工作可能不到位。蔡国强与品牌方均发表了公开道歉。

网络上已有许多从环保和审美变迁角度出发的深入讨论。我对蔡国强本人了解不深，只知道他擅长烟花爆破艺术，并参与过北京奥运会的烟花设计。此事在短短几天内发酵成舆论热点，让我产生一个疑问：为何蔡国强能瞬间点燃众多“环保人士”对青藏高原生态的关注？仔细想来，我认为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于环保争议，它更像一个信号，标志着在当今时代，那个曾经被认为可以自由穿行的“全球村”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高筑的壁垒。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提议大幅提高H1B（美国工作）签证费用，也看到了日本右倾的政治姿态转向。蔡国强的事件为何与这些政治经济事件共享同一种底色？答案或许就藏在他的个人身份里。蔡国强1957年生于中国福建，在日本成名，最终定居纽约进行艺术创作，多次因大型烟花爆破艺术作品获得国际奖项。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之子”，成功收割了中国崛起和西方市场的双重红利。

然而这种成功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中国官方希望向外展示一个繁荣、友好的形象，而西方世界则更期待中国艺术家能展现社会的“另一面”。蔡国强展现了高超的平衡术：面对西方，他常谈及“文革”经历，将烟花的爆破升华为对体制的反抗与个人创伤的疗愈；面对国内，则强调火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的传统，着力表现民族自豪与文化传承。此次的表演命名为“升龙”，作品本身无疑是想契合国内语境。可惜这次他并没有讨好到观众。

蔡国强的“翻车”并非偶然。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下，艺术家也正在被迫选边站队，原先左右逢源的空间正急剧缩小。他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信任消失，对话不再，不仅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受阻，连艺术所追求的普世价值与跨文化理解，也变得举步维艰。甚至“环保”这类本应超越政治的议题，也极易被工具化，成为各方进行身份认同斗争的话语武器。

我成长于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那时人们普遍相信明天会更好，“地球村”的概念让我们忽略了国际秩序本身的脆弱。疫情的冲击远超预期，停工停学的狂欢过后，是严峻的经济现实。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守与内向的政策。

政治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划分“我们”与“他们”。当资源充裕时，这种界限可以模糊；但当蛋糕无法做大，分配的矛盾便会激化，寻找“外部原因”就成了最便捷的出路。

蔡国强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夹缝中挣扎的符号。遗憾的是，当下各国似乎都选择了收紧而非开放。这起发生在世界屋脊的烟花事件，如同一则寓言：那些试图照亮夜空的短暂绚烂，最终只留下了更深沉的争论与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