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美剧《怪奇物语》前三季（目前已出到第四季，预计还有第五季），觉得可以略微记录一下。

这几年闲暇时间很多都贡献给了抖音、微信、知乎、微博、小红书，特点就是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掏出手机，这几个APP轮番切换，不断刷新，总能刷到毫无营养但略微感兴趣又不用动脑筋的内容，于是乎，时间就不知不觉溜走，虽然并没有什么收获，但又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前些天有朋友推荐了《怪奇物语》，照例先查了下豆瓣评分，第一季高达9.1分，嗯，看来是可以看一看的。正好今年五一期间注册的熊猫PT站里面有《怪奇物语》1-4季的合辑，用Nas下载，速度真是感人，很快就全部下完，然后飞牛影视自动刮削，生成海报和简介等，家里电视上、平板上都能无缝点播，很完美。

总的来说，第一季很精彩，从一个小男孩在黑夜中的失踪开始引出故事，中间是其他人围绕“营救”展开分支剧情，最后成功击败怪物，找回小男孩。异世界、超能力的设定很吸引人，而且基本上符合逻辑，不会让人太出戏。我觉得尤其值得称赞的是，里面没有太明显的“主角”，大家都是可以是主角，都很出彩。

卷发小朋友挺可爱（然而到第三季他也变成恋爱脑了，摔）

第二季和第三季质量就明显下滑了，感觉就是编剧和导演为了有后续而绞尽脑汁搞出的后续而已，怪物看起来那么的凶猛而恶心，但又那么的弱鸡（反正最终都是会被主角打死的）。

这部剧里的感情戏让我很难评。最无法接受的是，一群小朋友居然谈情说爱，还不断刻画他们腻歪在一起、接吻的画面。我并不否认小孩子（剧中的设置他们已经是初中生）也会产生懵懂的爱情，但电视上这么渲染，实在是是没必要。卢卡斯（黑人男孩）、麦克斯（白人女孩）成为小情侣纯粹是为了政治正确，好吧？完全看不出他俩有任何成为CP的可能性和意义。让威尔的妈妈和警察局长飚感情戏也完全没必要吧，这三季中，威尔妈妈都是处于高度紧张、神经质、崩溃边缘的情况，根本无法静下来谈恋爱，偏偏编剧安排警察局长爱上她，所以一转到他们的场景就是吵闹个不停，而我，只想快进。

唯一正常点的CP又是狗血的三角恋：南希、乔纳森、史蒂夫。我能接受是因为这三人都是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也该谈恋爱了。而且众所周知，白人相对要早熟得多，在剧中，南希打扮得和office lady没有两样，漂亮的发型、首饰、高跟鞋，跟史蒂夫好的时候自然而然和他上床，跟乔纳森好的时候两人又立马如胶似漆。最狗血的是在科学家家里，两人开始还扭扭捏捏不承认的情侣，乔纳森还要睡沙发，被科学家一眼看穿，结果半夜两人都滚床单滚到了一起……

飞牛影视APP配合nas使用挺不错

剧中也充分展示了美帝腐朽的生活方式，不得不说，令人神往。

按照故事背景，这是发生在1980年代的事，而且是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上，然而，各家各户的房子、室内布置、出行条件、商场可以说超过现在国内很多地方。主角们都是住的乡村大别墅，前庭后院，史蒂夫家还有游泳池。

乡村的公路都是硬化得很规整，而且保养干净。

家家户户都有车子，而且不止一辆。还在上高中的学生们很多都是开车上学，史蒂夫还是开的宝马。乔纳森家算是比较穷的（单亲妈妈在超市当收银员，还带2个儿子，在国内租房都困难吧？），也不影响住别墅、开车（乔纳森的车看破烂程度，估计是个二手车，妈妈的车也很普通）。

总的来说，这部剧还是值得一看，特别是第一季。后面的几季接着看的话，可以打发时间，不看也没啥损失。

这篇文章打算从一个中年男人的角度谈几点男女亲密关系之道的粗浅思考，或许对那些被男女亲密关系折磨的人有所启发。事先说明，文章并不试图对这一问题或相关问题给出任何意义上的不同方面和不同视角的讨论。我得承认，我的观察和思考带有很深的个人印记，不过我相信，许多中年人都会于这篇文章心有戚戚焉。

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回想下，在我们小时候，长辈夫妇们有多少不是在争吵中度日，父母是否三天两头拌嘴负气，甚至要拿菜刀砍了对方？我印象中，小时候村里的年轻夫妻打架、喝农药、上吊、离家出走的事时有发生。那个时候的人再深的矛盾也罕有离婚。我们这一代人结婚后无非也是哭天抢地、要死要活，所不同的是，这一辈人选择离婚，上一辈人选择隐忍。

亲密关系最为吊诡的一点是，明明它的主题是爱与宽容，而现实是冷漠与怨恨，就算不是大吵大闹的关系，那个人也是日常给你最坏脸色的人。古人讲夫妻“相敬如宾”，或许就是对避免互相折磨的告诫。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首要的原因是个性的独立。男人和女人，这两种生物，具有相当独立的思想、欲望和脾性，聚到一起，难以避免会产生龃龉。任何一个大爆发又其实只因为一个小燃烧点。想一想之前谈恋爱时为什么会和对方闹脾气？有可能仅仅是约会时对吃什么的问题产生分歧。有可能是对方把从别处带来的情绪撒到你身上。对彼此咬牙切齿的最初原因，可能不过是一个表情、一个语气、一个眼神。

如果能够平和相处，亲密关系就已经成功了 60%。很可惜，我观察到的大多数恋爱很快就会演变成互相折磨。亲密关系可能是现代年轻人最坚韧的妥协，直到欲望被耗尽，或者变得忍无可忍。

上一段恋爱关系失败之后，我痛定思痛得出的第一个重大教训就是，一段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互相折磨。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问题，但好像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这件事。这不仅意味着不要争吵紧张，而是轻松愉悦。任何持续压抑、局促、沮丧、失落的亲密关系，其实都是互相折磨。

第二个原因是人格不健全。事实上，男女亲密关系是普通人一生中要处理的最大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书读的很好，生意做的不错，但就是男女亲密关系处理不好，并因此陷入巨大的家庭精神内耗。

要获得健全的人格，除了必要的阅历、一定的年龄（很神奇，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思想和脾气自然变化），还要有健全的知识，对人生、婚姻、爱情、欲望、责任等等有一套成熟的想法。

有许多人过着未经省察的人生，他们的工作可能成功，但家庭关系一塌糊涂。他们与伴侣的糟糕相处方式，扩展到他们对子女的糟糕教育方式。

我见过太多人，他们言传身教，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不懂礼貌、撒谎成性、阴晴不定、不讲公德、贪图便宜、不辨是非的人。人格不健全的人，不仅无法获得和谐的家庭关系，还无法成功教育子女。

最后，对感情甚至说爱情的过分投入也导致了情绪的失控。他怎么会不知道我需要这个？她还爱我吗？我们还有爱吗？这些问题在无数所谓生活细节中被反复追问，几乎无一例外都会以情绪显露。

我想说的一点是，如果互相折磨的是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那么以爱情为基础则是最大的幻想。至少成年男女之间是这样。爱情是一种现代幻想，而婚姻是古老的制度。对此，我不会讨论太多，这其实是每一个成年男女最终或多或少会明白的道理。没有快乐，没有性爱，但婚姻关系仍然维持的很好，不为别的，只为维持一种有复杂原因的社会制度。

当爱情的新鲜激情消退，即使仍然相爱，也难避免互相折磨。无论如何彼此对待，似乎那个人都是日常给你最坏脸色的人。每当和她一起出门办事，你便有机会看到她端庄秀丽、礼貌待人的美好模样。只要一回到家，那个人的脸色和语气就会恢复揶揄、嘲讽。

亲密关系，真的只能互相折磨吗？

我没有情绪，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我认为，最重要的办法是管理情绪。

事实上，亲密关系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管理情绪。亲密关系，顾名思义，是不可疏远的关系，是必须展现和必须经受彼此情绪的一种关系。亲密关系出问题，说起来最直接的原因是情绪。管理情绪之所以至关重要，只是因为离得太近太近。贴脸太紧，仅仅是一颗痣都会让你心烦意乱。

我所强调的情绪管理不同于察言观色。在情绪管理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

1. 碰到一个人情绪不好，自己自然也会情绪不好，这是本能。
2. 这样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你要求一个人和你相处的每时每刻都心情好。
3. 但是，客观事实是，一个人不可能无时无刻都是开心的。
4.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更宽容地处理一个人的负面情绪。
5. 面对一个有负面情绪的人，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是“我也不开心”，而是询问和关心。
6. 第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与此同时尽量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不相关的人，比如把工作上的情绪带给家人。

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伴侣阴晴不定的性格。基本上有两种情况，第一，没有缘由地生气；第二，没有必要地生气。面对这两种情况，自然反应通常是也会有情绪，“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就算我有错，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

情绪的本质是一种生理反应。如果眼前的人心情不好，你自然很难心情好。如果不刻意管理情绪，任何一方哪怕一丁点儿的负面情绪都会点燃彼此。

我从上一段失败的亲密关系之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做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做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所谓没有情绪，就是在伴侣闹情绪时，完全不要有任何平等对待的想法，完全忘记自己也是有脾气的人——完全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既没有积极的也没有消极的。我不能用着急、沮丧、后悔、气急败坏等情绪来回应对方。最佳做法是，毫无情绪波动地采取行动：去询问，去道歉，去安抚，去补偿。“我没有情绪，我在此时此刻就是一个石头人。”

为什么这个诫命如此重要？我们事实上已经知道了许多原因，比如摧残亲密关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情绪，比如情绪反应是自然的生理反应，因此在亲密关系中管理情绪至关重要。

此外，许多人以负面情绪回应负面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分看重亲密关系的份量。如果发现自己的爱人不开心，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暗淡，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因此，面对女人的负面情绪，许多男人最后几近崩溃，并不是因为女人不开心本身，而是对自己失败恼羞成怒。

此时，你应该想到，亲密关系的最大目标是避免互相折磨，同时也应该想到，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个男人，人生不是只有卿卿我我，即使亲密关系崩塌，人生也不至因此崩塌，因为你有自己的事业、爱好、圈子等等。

除此之外，男人或女人都会因为觉得对方不够关心、理解或照顾自己而有负面情绪。对于现代中国男人来说，宠妻模式可能培养了骄纵，在亲密关系中营造了“男人无条件爱女人”的氛围。在疯狂宠爱的日常之后，许多男人不免感到一丝悲凉，怀疑这样做的价值。对此，我还是建议每个男人牢记那一点，男女亲密关系在你的人生中是否真的应该占据那么大的位置。不被关爱但去爱她，又有何妨？

这里还要回到健全人格的问题上。只有人格健全的男女才可能在亲密关系中享有爱情（哪怕仅仅意味着不互相折磨）。所谓人格健全，就爱情而言，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一个人也过得快乐；有了她（他），我会过得更加快乐。一个人的快乐靠的不是别人的给予。她的关爱不够又怎样呢？如果恰好关爱的多些，我不过是更加快乐了而已，而不是因此快乐。

如果还对多一点或少一点关爱这所谓“细节”耿耿于怀，那早晚会尝到互相折磨的苦果。爱情，对于婚姻，可有可无，婚姻也不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你的一切幸福的根基都在于自己。亲密关系，使我们有机会奉献爱、成就人，而不是变成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怨天尤人。

婚姻没那么重要，所以不要想着出轨

婚姻不能决定你的人生的幸福，更不是人生的全部。如果情绪管理是对亲密关系的战术重视，那么提醒自己亲密关系不是人生全部就是一种战略藐视。

我已经指出：

1. 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2.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不健全；
3. 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情绪管理的忽略或失控；
4. 情绪管理失控的原因之一是过于看重亲密关系在人生中的份量。

这四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亲密关系持续恶化，最终长期互相折磨，许多人就会试图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他们会出轨或离婚。

我们有时候会过于简单化和道德化地看待出轨这件事。诚然，出轨是绝对的性道德错误之一，特别是当一些人仅仅把亲密关系当成寻求刺激快活的工具。但是，仔细思考这样一种情况，互相折磨的男女难道真的不想重新来过？要知道，互相折磨是亲密男女的一般日常。

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可谈。对于亲密男女而言，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为换一个人就会快乐。然而真换一个人之后，才会发现事情一样的糟糕。也只有真的经历了不同的人，每一个男女才在这个方面变得成熟、现实。

我想详细讨论的一种情况是，有些中年男人，打算在年轻漂亮女人身上“弥补缺憾”。近年来爆出的一些大学老师，本来事业有成，受人敬重，实际却深藏一个不完美婚姻或爱情的“缺憾。¹抛开其他问题不谈，这些男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们想要真正快乐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婚姻），这对于他的整个人生至关重要。然而，他们可能至少犯了以下三个错误：

1. 没有认识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关于亲密男女关系的一般真相；
2. 把包括婚姻在内的亲密关系看作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
3. 妄图在新的亲密关系之中逃脱互相折磨的一般规律的约束。

然而，激情过后不仅仅是归于平淡（如果不是如同仇雠），还会是互相折磨。如果当初他们能够懂得管理情绪，并合理看待亲密关系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份量呢，还会想要“弥补缺憾”吗？

你应该选择的人，或许并不是那个你最爱的人，而是最不太可能与你互相折磨的人。这或许也是伴侣抉择最重要的思量之一。

此外，重新开始一段婚姻，会对许多人造成一生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对女人和孩子。中年离婚女人在婚姻市场的价值骤降，这对于女人是不公平的（尽管女人也要为自己的结局富有一定的责任）。男人的试探性活动，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不但耽误事业，一不留神还可能会身败名裂。另外，在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引发情杀等悲剧。²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在重建婚姻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产生损害。

两个案例

下面简单讲两个案例，一个是战略上的，一个是战术上的，以深化我们前面的讨论。

第一个案例，战略上的。前不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肖医生的出轨事件得到广泛关注。从曝光的资料看，肖医生年轻有为，长相帅气；其妻子事业有成、面容姣好。关于这个事件的各种评论都有，但凡对于出轨，公众的声音都是一致谴责。有一种批评声音是，肖医生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不知足，竟要出轨？个中情形外人不可能知晓。

我们从今天讨论的主题出发，能够说些什么呢？至关重要的是明白，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与男女的优秀与长相无关。即使不是如同仇雠，即使相爱，激情散去的日常，也布满荆棘。

一方或双方可能就想要寻求新的亲密关系。然而，他们要逃避的所谓“不美满”，实际上只是互相折磨的关系，而互相折磨是任何亲密关系的一般日常。如果肖医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又会怎么做呢？也许更好的做法是，用心经营好当前的婚姻，致力于解决互相折磨的问题，而不是寻求“更完满”的婚姻。

有许多事业成功的男人，在战略上过分看重婚姻的份量，即使婚姻并不糟糕，也会积极寻求“更完满”的婚姻。我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也理解婚姻的复杂，但我自己的一般想法还是，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所谓”不完满“婚姻的症结，可能仅仅是情绪管理失控。如果能够妥善解决更好，而如果无法完全解决，或许更好的选择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业当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或许到那个时候，家庭反而也会更幸福。相反，单纯只是换个人来过，只是会继续重复悲伤的剧情。

第二个案例，战术上的。两年前我在网上听过一期播客访谈³。女嘉宾谈到自己一段亲密关系的心路历程。这位女士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做流程优化之类的工作。她很长时期以来都没有谈恋爱的打算（当然，有许多考虑和顾虑）。她有一个网站⁴，经营了两三年。有一次她的个人网站可能因为改版出了问题，就在什么地方透露自己遇到了难处。她的一个网站读者联系到了她，帮她解决了问题。这么一来一往，就渐渐熟悉了。终于有一天，她感觉自己闲下来时有找他聊天的冲动（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喜欢上了对方的表现）。于是就想把这想法和对方透露一下。她用和客户接洽的方式，和对方约定进行一次视频通话。第一次通话之后，双方感到关系还可以推进一些。于是第二次第三次的通话，更正式地谈论，自己认识对方以来的心理变化，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担忧等等，这些沟通信息会事先详细列出，就像平时开会讨论项目那样。这样，双方对自己的情感，对感情的期待和担忧都有了充分理解，明白该如何对待彼此。之后，建立正式关系之后，他们约定，每周进行一次小的复盘，每月进行一次大的复盘，内容包括，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怎样的，自己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对方的什么支持，对方最近的什么表现让自己不开心或不舒服，希望对方未来一段时间有怎样的表现，等等。

出于某种职业习惯，这位女士像经营项目一样经营亲密关系，开展细致、理性、冷静、公开的谈话。我讲这个故事不是建议我的读者学习他们，而是把他们的故事看作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从中看到，如果愿意在战术上重视亲密关系，我们可能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开展更多的冷静的交流而不是情绪化的抱怨，可能会事先或事后把一些本来可能当时爆发的情绪变成和谐的沟通。我们事实上有很多方法让我们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好，实现亲密关系的初衷：“一个人很好，但两个人更好”。

结语

男女亲密关系事实上是我们要处理的最大的人生挑战之一。许多人能够处理好事业问题，却难以处理好家庭问题，因此陷入无尽的内耗。我们应当从战略上藐视、从战术上重视。最重要的战略，不要把亲密关系看的过分重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最重要的战术是，在亲密关系之中做好情绪管理，避免被情绪卷入无尽的深渊。总结起来，我们的要点是：

1. 亲密男女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2. 所谓互相折磨，不仅仅是大吵大闹，还表现在激情过后的压抑、揶揄与冷漠，那个人可能是日常中给你最差脸色的人。
3. 如果一段亲密关系实际上是互相折磨，那么它就必须要么被终止，要么被改变。
4. 互相折磨的根本原因是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不健全。
5. 个性的独立指的是，最富有丰富思想和性情的男女个体所建立的关系，是所有生物之中最容易冲突的关系，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语气，都会把双方的情绪引向深渊。
6. 人格的不健全指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人生阅历和实践智慧，许多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给予或回应之上，并且缺乏基本的反省意识或能力。
7. 互相折磨的直接原因是忽视情绪管理，最终把两人卷入无尽的深渊。
8. 避免互相折磨是经营亲密关系最根本的目标；如果亲密关系陷入互相折磨，就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如果无法共同解决，就至少一个人解决，在亲密关系中做一个没有情绪的人。
9. 避免互相折磨不仅在于避免大吵大闹，还在于使亲密关系轻松、自在、愉悦。
10. 不要高估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不要为你的亲密关系的不佳而恼羞成怒，从而加重负面情绪，导致情绪管理的失控。
11. 一个人格独立并健全的人，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快乐。
12. 这样的人和一个人格独立并健全的人在一起，会更快乐，彼此都知道管理情绪。
13. 这样的人和一个不那么人格独立并健全的人在一起，也可以更快乐，前提是自己先管理情绪，并通过理性、冷静的沟通来引导对方。

前言

当大学老师快一年了。我对教学有原始的热情。我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开拓视野，激发兴趣。具体而言就是，让学生了解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问题，事情还可以这么思考，由此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部分原因也在于，我知道我所能掌握的东西，对于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极其片面乃至错误的，我最多向他们展示我所拥有的思考，这些思考绝不是像课堂上展现的那样确定、全面乃或正确。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开拓，学生可能就没机会了解，更不用说爱上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说自己不爱一个东西，可能仅仅是因为还不了解这个东西。教师的使命之一在于向学生揭开某个世界的一角面纱。至于学生会不会最后感兴趣，则是要看学生的性情偏好。在这篇文章中，我选取了几个要点，简单谈谈我的一点个别化、不完全观察。

教师的 KPI，学生的灾难

此学校是一个教学型而非教学科研型学校。不卷科研卷教学，但卷教学可能更难受。课堂教学仅仅是“教学”的一个子项，指导学生参加各种竞赛也算教学的一部分，而且是职称晋升必要的项目。我正赶上学校对三年前入职的教师的阶段性考核。讲师至少每学年 170 学时的教学量（评副教授还需要至少 240 学时）。这个要求在同事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按照学校的规定，老师每学期开课不超过 3 门，大多数课程的课时在 34 学时左右。这意味着每位老师至少每个学年要开 5 门左右的课。这看起来也不算太多。不过对于有的专业的老师而言，他们的课本来就少，经常是一个学期就开 1 门课。

这种考核的出发点是什么？第一，学校的总课程量足够所有老师开设的；第二，老师可能因为不想开课而使学校无法完成教学计划。我不清楚学校是否弄清这两个出发点。根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师开课热情高涨，一年能上三四百学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部分老师少上一些课呢？

这样的考核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原先上课少的老师积极寻求开课。之前不开的选修课也开起来了。之前给其他老师机会的必修课，现在也要拿回来。由于这种考核，总的开课量可能会有一定比例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有人只关心自己的 KPI，而没有人关心学生的需要。学生真的需要那么多课吗？大多数照本宣科的课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良心问题。本来，上课的出发点是教育，而教育的出发点是学生的需要。但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过程中，学生的需要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对此，有必要提几个关于大学课堂教学的事实：

• 大学的一部分课程是帮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一般设计为必修课程）。

• 另一部分课程是帮助学生开拓视野、激发兴趣、了解方法的（一般设计为选修课程）。

• 大多数老师平庸或懒惰，其必修课所教根本超不出教材的内容。

• 大多数必修课的作用仅仅在于强制学生在一个固定的场合学习。这对于相当一部分没有学习动机或自律能力差的学生是必要的，但对于相反情况的学生而言是多余的。

• 大多数必修课根本无法起到开拓视野、激发兴趣、了解方法的作用，仅仅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混取学分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今天这个互联网和 AI 时代，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逼迫平庸的学生学习，主要结果是浪费优秀学生的时间，且许多课程的课堂教学并非不可替代。

所以，每一个课程制度设计者都要自问：“我们这些课程真的是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知识所必需的吗？”而每个教师个人也有自问：“我在这门课上能够提供超出教材以及互联网资源的东西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课堂教学就其实是学习知识的阻碍。课堂教学就只有一个可辩护的理由：逼迫平庸的学生学习。确实，对于许多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他们为了真正和自主学习而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每一个优秀的学生都在想方设法最大化利用课外时间，而课堂教学是他们沉重的负担。

许多老师是上课狂，但开课的目的完全只是挣课时费，甚至到了完全不顾学生死活的地步。这绝不夸张，请看两个学生的课表：

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学生哪还有喘息之机？为数不多的完整时间，还要被班主任训话和各种创优活动挤占（要求学生搞这些，同样只是为了自己的 KPI。）。他们还需要休息，还需要娱乐，还需要健身，还需要社交，还需要恋爱。这样的课程密度，学生上大多数课只能即听即走。

在看到这样的课表之后，我不能奢望我必修课的学生在上课之前抽出完整的两个小时来预习，更不用说课后抽时间复习了。我对选修课的定位是：选修课就是一台戏，教师就是戏子，学生就是观众。不要指望观众来看戏之前还把你的剧本预习一遍，当然也不要指望观众看完戏之后还把你的剧本复习一遍。所以我甚至不怎么敢布置阅读材料。即使布置有限的材料，也不强求学生阅读。

万恶的题库

我来到这个学校后，发现超星这个文献阅读软件已经开发出了学习通这样的教学管理软件。这个软件的一个重大特色是极大便利了题库建设以及学生的刷题学习。异化也因此而始。过去没有这样方便的系统之前，对于教师，他没有办法把教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测试过程，对于学生，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学习变成一个纯粹的刷题过程。习题册确实早就存在，但所谓上课只是把习题发给学生反复测试是难以想象的。学生也只是在学期末时打印习题册疯狂背题，平时还是以看教材和听课为主。回想我本科学医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方式。这也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来本科医学几乎全是死记硬背；而本来医学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本业。但对于与此同时要学习的法学来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习题册，老师也从来没有释出这种东西。

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课程教学围绕题库进行。平时的教学并不用来研究理论问题而是用来刷题。期末考试设置了 70% 以上的客观题，主观题的分值少的可怜。一道简答题的分值只有区区 3 分，以至于让人想起了“性价比”。我从一位老师那里了解到，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是学生普遍不及格。所以除了让学生刷题和大比例客观题，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我所在的学科法理学则是另一番奇观。法理学被院领导兼学科带头人建设为国家一流课程。这个课程依托学习通建设。在上面建立了上千道的习题库。每个章节都有知识点讲解视频、章节应知应会、课件、章节测试。总之，学生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系统自学。课程因此也采取所谓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学生线上学习这些资料；教师上课只测试学生的自学效果。

这个课程的设计的初衷我先不谈。先说一下最终的效果。我第一学期完整听了这位领导的课。他上课首先是给学生发第一个测试， 20 道选择题，5 分钟内做完。然后花费一到两堂课来讲题。讲完之后，他会再发一个测试，是更简单的二选一判断题，用于测试学生对刚才讲题的听课情况。然后继续讲这第二个测试。如果还有时间，就会继续发第三个测试，也是 20 道 5 分钟，用于测试学生对下一章节的预计效果。下次课，继续讲上次课的第三个测试。如果上次课没有能够发第三个测试，则上来又是新的测试。

我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在听了半个学期甚至到了期末之后，我才惊讶地意识到，原来他一个学期 51 个课时，居然始终不断地测试和讲题。我于是想，一流课程评审专家坐下来听听他一两节课这么讲题，考虑到整个课程资料和架构的设计，倒也觉得非常好，但他们的失误就在于没有一整个学期都去听课。

怎么评价呢？首先，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无论任何阶段、任何学科、任何性质的教学，它都开创了全新的案例：始终不断测试和讲题。数学竞赛班不至如此，法考培训班也未这样，何况，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其次，这种围绕题目进行的法理学教学与法理学完全无关，甚至说是反法理学的，是对法理学的戕害。法理学有一系列的重大主题，比如什么是法律、法律与道德关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法治是什么，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各国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同，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同。这些重大主题没有一个有确定的答案。它们都是充满固有争议的，而不能被切割成一个确定无疑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了解这些主题的相关争论，为他们提供一些可用的思路，开拓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培育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学生了解这些，未必要自己也能完全明白讲出来，甚至不必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教育。不是只有能够做题的教育才是教育。

再次，法理学的教学与法理学的重大主题几乎无关。出于试题导向的设计初衷，这门课大部分内容都是教义学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法律的渊源部分还其实是中国立法学导论的一部分。这些教义学对各种法律概念进行了特别细致的分类。比如把法律关系分成纵向-横向、主-从、第一性-第二性，把法律概念也分成描述性概念、评价性概念、论断性概念、描述不确定性概念、规范不确定性概念等等。把法律事件分成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等等。大部分内容都是各种分类。题目也是围绕这些概念和分类进行的。比如有题目会让学生决定“张三被殴打致重伤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答案是自然事件），有题目会问《监狱法》第七条是不是权义复合规则（然而这是大白话就能理解的问题）。

这些教义学分类有什么作用呢？当然是有些用处的。然而首先，它们不应该成为法理学的主流。第二，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几乎没有作用。部门法有自己精致的教义学，并不会以这些教义学为基础。我不知道张三被殴打致重伤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也能正确处理这个事情，甚至说，知道了反而徒增认知负担。我不知道法律规则的三要素还是四要素的逻辑构成，或许能更好理解法律规则的意思。第三，这些教义学分类，实际上来自相当不同整全法理学框架，要真能起到理解和指引的作用，必须在一个确定的法理学框架内提供。但是，这是目前任何教材都无法提供的。据我所知，舒国滢和雷磊还在不断增加分类，似乎这能彰显法理学的高超技艺一般。

第三，我们所以需要一些概念或分类，是因为有了它们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或运用对象，或者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理解或运用对象。概念分类不是目的本身。但是，像中国当代法理学教材中的法律规则逻辑构成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法律规则包含“可为模式”“勿为模式”“应为模式”是不是就不能理解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法律规则的意思了？我不知道一个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法律规则所提供的指引是不是所谓“不确定指引”就不知道它对我们提出的指引的内容了呢？最后，这些教义学概念本身充满着矛盾和问题。还是以三要素说为例。“可为模式”的一个例子是“应当排队”，但行为模式是一个事实性概念。针对一类行为（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法律对这类行为有所要求（禁止或许可等），因而有了规范。所以任何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是对事实的处理或要求，因此，“应当排队”本身构成一个规范，其逻辑结构是“规范算子+事实”。如果“不得排队”是行为模式，那么法律规范是什么呢？法律规范是对违背“不得排队”之行为模式的回应，“应当拘留”。很好。但是说公民的行为违背一条包含三要素的法律规则的意思是什么？违背的哪一个要素？违背的是“应当排队”这部分，但没有违背“应当拘留”这部分吗？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拘留”却不是对公民提出的要求，而是官员提出的要求。因此看来一个所谓的法律规则事实上包含了两类规则，义务性规则和制裁性规则。

问题就在于，在一些整全法律理论中，“应当排队，否则应当予以拘留”这样的法律规则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一个法律规则。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教义学概念不是对理解问题没有用，而是必须以确定的法律理论为框架。把法律体系划分为义务性规则和制裁性规则或者划分为义务性规则、制裁性规则、授权性规则，这背后依靠的是一个深厚的整全法律理论。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初阶法理学教学所能处理的。没有理论，只有空洞的概念，最终我们从未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概念，除了考试。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整个学期被上千道选择题浇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了解这些概念区分的理由和实质。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一个学期之后根本不知道法理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见到法理学的一角。由于学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反而认为法理学就是这样，这是何其悲哀？

学生仅仅被告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学生隐约感到民法需要刑法的支持，但由于根本不告诉他们法律体系的一般结构，他们永远停留于朴素的疑惑中。而提供一套关于法律体系的一般结构的理解，需要提供一套一般法理学理论基础。而提供一套一般法理学理论基础，就要涉及法理学的一系列重大的主题和讨论。而这些主题和讨论又几乎是开放的。

我的领导自豪的说，法理学由此消灭了不及格。你不能自己设定任何目标，然后让学生完成这个目标，之后说这个效果本身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有可能，你设定的这个目标本身就与你要做的事情无关。这是法理学教育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跟同事开玩笑说，如果我有机会决定这个学科的建设，那么我在上任的第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删除题库。这是对法理学最重要的挽救和最诚挚的道歉。

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爱

这个学期发生了几件小事。第一个是在答辩时，我听那个院领导亲口说他知道的几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他自己写的。当然为的是为了成为优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不明白，一个快退休的人、一个教授、一个做到了最高院领导的人，为什么还有对这样蚊子腿大小的荣誉汲汲以求？他得到的这个荣誉可能对他来说只是一滴水落入了一缸水，但对于他的这些学生的损害就像一个老鼠投进了一锅粥。通过弄虚作假来获取荣誉和利益，这种直接示范，可能对当事学生以及他们知情的同学产生持续一生的恶劣引导。

第二个是在期末期间，有班主任希望我给他的两个“得力干将”打高分。小小的举动教会了学生谋取特权。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这样的举动使得任何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成为学生心中默默嘲笑的对象。

第三个是一起吃饭时听同事谈起一个“问题”学生，说他上课戴耳机、喝水吃东西、不听管教。这个老前辈——向来以上课纪律严厉著称——听到之后，就立马打鸡血一般地大谈特谈如何整治这个学生。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是，教育不应是展现权威的场合：一遇到学生有问题，马上本能地施展自己的权威，打压、嘲弄学生。教育的起点和归宿应当是爱。所谓爱，是基于学生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遇到这样的学生，教师的第一反应是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的关心，看看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变成这样，而不是本能地向其施展思想拳脚。学生毕竟未成熟，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遇到许多在我们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来就很正常。如果他们都能正确处理，那还需要教育者做什么呢？

还有一个可以思考的例子。我们这里的班主任经常会把学生集结起来训话两三个小时。有什么问题需要反复训斥两三个小时？学生的课业负担已如此沉重，整块时间本就不多。训斥是真心想解决学生的问题，还是行使自己的权威？有的班主任还会要求学生参加各种创优活动，把学生本来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弄得鸡零狗碎，而出发点大概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学生碍于集体的压力，不得不参加各种创优活动。大部分的学生可能四年都没有看过一本课外书，整个四年专注于刷题和考试，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最大的烦恼是没有完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

另外一件小事是，一次四六级监考，一个学生竟然把去年的准考证拿来考试。和我一起的主考官看到后，本能地带着厌恶的语气对略显尴尬的学生说“真是有毛病”。我可以想象这样的老师对待学生的一般态度是怎样的：常年的教育工作已经让她形成了展现权威的本能。

人们说教师的最高准则是“行为世范”。我们这个学校，由于特殊的性质，可能有更多的人和做法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走的。前些年，在学校的政治环境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党员这些名额都是明码标价。也出现过班主任私收班费达几万元用于私人消费的，或者占用学生奖助资金的。在当时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一百门专业课、一千堂思想政治教育课，亿万次领导讲话也无法修补学生们年轻心灵所受的创伤。他们只会觉得这个世界虚伪、丑陋、不公。

结语

无论是从学校的绩效考核，还是课程的建设，或者日常的管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始终谨记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教育的起点和归宿。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但是当教育异化为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异化成施展自己的专横权威，那么伤害的不仅是这些学生，还可能是整个民族的心灵。

我知道，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教育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没有一点现在比过去的教育更堕落的意思，尽管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让我有所怀疑。教育风气的败坏，根源在于教育者心灵的败坏，而这又根源于整个时代精神的败坏。

我听我在乡镇上学的侄子说，他们食堂采用学期预付制，他们每次领到的鸡蛋几乎都是臭的。但是当上级来检查时，他们将吃到那学期最好的饭菜。另一件事是，他们的班主任不准他们课间休息出去，对上课去上厕所的学生极力打压。这导致我侄子三天都不会排一次便。（众所周知，如果便意来了不及时排便，就会很快消失，排便不规律又会导致便秘。）前几天我在短视频也刷到，一些学校的学生大面积便秘，原因就在于老师过于严格的管理。我还听侄子说，他们的数学老师会让他们像朗读语文课本一样对着黑板朗读数学题答案，以至于最后全班人的嗓子都哑了。

这个个案观察加深了我的忧虑。至少这在我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班主任要多不考虑孩子的需要才会这么骄横地使用权力。一个学校要多么败坏才会将教育变成一种敛财工具？我总觉得，比起我们当年的老师，我们这代人的孩子的教师整个精神面貌变差了。到底是什么使教育工作者变成这样？教育工作者也曾是被教育者，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自己也处于一个他们无法改变、与之共谋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之中。

一

我最近阅读了赵博士的最新力作《一般法理学的社会科学化：动因、路径与反思》(以下简称“赵文”)。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证引起我的困惑。其中最大的困惑在他对哈特自己及其所引领的当代“一般法理学”的框架的描述。他说：

“首先，他(哈特)将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转变为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在哈特所开启的这一传统中，概念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核心工具。他的学生拉兹认为，概念是关联我们和我们所谈及的外部世界对象之间的中介。 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法律的概念就等同于分析法律本身。”

“其次，他将有关法律概念的分析转变为对于法律(概念)性质的讨论。所谓法律的性质(nature¹ of law)指的就是法律的本质必然属性，抑或法律之为法律必不可少的特征。在哈特开创的传统中，法律理论究就是有关法律性质的研究。 比如，拉兹认为构建法理论就是构建有关法律性质的理论；科尔曼认为……”

“其三，有关法律性质的分析被等同于一般法理学。……法律的本质必然属性就是法律在任何时空下都会具有的特征……”

我曾非常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过去的结论是，哈特的工作是一种概念阐明工作，旨在说明概念的一般使用而不是说明概念所指事物的一般性质。后者将导向形而上学，而这是哈特所拒绝的。

为慎重起见，我重新翻阅了哈特的文本。我首先在《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94², CL)中发现了哈特的相关论述。赵文给第二个论点提供的注释指向 CL 正文第 2 页。这页的第二自然段确实出现了“nature of law”的字眼；但更重要的是，CL 整个第一章都在阐明这个问题。

那么 CL 第一章是怎么阐明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第一章第一节，他指出法律理论的困惑之源是“什么是法律”(what is law)这个问题。他首先论述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通常情况。尽管这个理论争议无休无止，“大部分人却都能够轻易且自信地举出法律是什么的例子”(CL, 2)。他指出，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轻松识别出我们常说的法律体系，而且这些法律体系确实存在类似的结构。但是这不足以熄灭理论争议的热情。争议聚焦于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上。从哈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法律体系”的问题与“法律性质”的问题如影随形，以至于我们不清楚的是，“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核心究竟是否就是识别法律体系及其成员(任何规范是不是特定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而且还要补充的一点是，他的整本书都致力于阐述法律体系存在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及其基本结构，简言之，提供一个关于法律体系的模型。

然后，在第一章第二节，哈特讨论，在争论“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中三个反复出现的议题。他在这一节的第一段的表述语气是中立的。他说，我们将要区别三个反复出现的议题，然后说明，为什么三个议题结合在一起，要求定义法律或要求回答“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法律的性质(或说本质)”(What is the nature (or the essence) of law)的问题。(CL, 6)单纯从这里的论述不能得出结论说，哈特自己的问题根本上也是这些问题，而只能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起来产生的要求也是客观存在的，哈特首先致力于呈现这一事实。最为重要的，即使这也是哈特自己的问题，相同的表述背后却可能是不同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与拉兹的对照中能够发现）。因为对于这样根本的问题，有时候最重要的分歧反倒不是人们的答案是什么，而是人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一章第一节的主要目标正是澄清和重定向这一问题。

最后，在这一章的末尾，哈特总结说，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作为规则的对于“法律”这个概念的定义，而是对于国内法律体系的独特结构提供一个改进的分析(analysis)，并为法律、强制和道德这些社会现象类型的类似和不同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同样可以看到法律的性质的问题和法律体系的结构的问题如影随形。

在 CL 的其余许多地方，哈特事实上聚焦的还是法律体系的存在条件和结构。完全可以说，即使法律体系的这些问题不等同于“什么是法律”或“法律的性质”的问题，也构成解决的核心和关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法律体系是最能发现要素和结构的地方，绕开这个东西而扑向“法律”这个东西，他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所做的工作也不是概念分析。而哈特恰恰也成功地通过对法律体系的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对我们的法律概念的分析：法律体系有一个双重异质结构，法律是人们通过事实探求规范的实践。)

二

再次，翻阅《后记》(Postscript)，我发现了这样的论述：“在(CL)这本书，我的目标是要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什么是法律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以下意义上是一般性的，它不联系于任何特定的法律体系或法律文化，而是要对法律，作为一种复杂的，包含着以规则治理(在规范性的意义上)的面向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做出阐释和厘清。……这个制度……有着相同的一般形式和结构，……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普遍拥有……关于现代国内法律体系的显著特征的常识”。(CL, 239-240)

到此，我们能得出什么初步结论呢？

第一，CL 的中心问题确实是“什么是法律”；

第二，哈特不避讳将这个问题等同于“法律的性质或说本质”的问题；

第三，他把这个问题重定向为对法律与强制、道德等社会制度不同或类似之处的问题的探讨，以将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

第四，他当时主要是通过提供一个法律体系的模型来阐明法律体系的存在条件及一般结构来开展这个工作的。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追问：

第一，哈特是否将“法律的性质”的问题等同于“法律系的结构”的问题呢？

第二，哈特是否或在何种意义上认为“什么是法律”或说“法律的性质或本质”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第三，哈特是否将法律的性质问题看作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以探寻就在宇宙那儿的法律那个东西的性质？

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是完全清楚的。在我看来，首先，哈特只是指出，人们争论法律的性质的问题是一个事实；其次，他的哲学工作要求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再次，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他聚焦于阐明法律体系的存在条件及其一般结构；再次，他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对法律概念的阐明或者说分析；最后，他把他的这些工作成果看作，与其说对法律性质的问题直接或完全的回答，毋宁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通过回应，这个问题首先得以澄清，其次得以重定向。在《后记》中，他明确提出自己的法理学致力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如果这就是“法律的性质或说本质的”的问题，那也是在受过教育的人的一般常识的层面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说的。日常中，当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说“这件事的性质是……”，他们并没有预设或谈论任何实体，而是要将对一件事的描述放入一个语境之中来考虑它的意义或影响。

可能有人会反对我上面的观点，认为哈特的工作无疑就是对法律性质的问题直接而完全的回答，也就是说，在完全清楚这一问题的含义和完全赞成这一问题的价值的前提下，直接和完全地回答它。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一问题的含义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它假定法律是就在于宇宙那儿的一种东西吗？因而所谓法律概念的分析就是对法律那个东西本质的形而上学探究吗？

我们看不出哈特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态度。但不幸的是，这就是拉兹及其后学的明确态度。拉兹们认为哈特的概念分析还只是初步成功的，要彻底成功，必须把法律的概念分析工作与法律的形而上学研究联系起来，探究就在宇宙那儿的那个东西的本质属性、必然属性，在所有可能世界(例如在“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中设想的天使的法律)都有的属性。“一个东西包含的必然属性”，闻闻其中浓烈的形而上学福尔马林气味，这会是哈特喜欢靠近的东西吗？

三

在仔细讨论拉兹的态度之前，我们要再回顾下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分析问题上的观点，以说明为什么我上面说“最终态度”而不是“明确态度”。在 CL 这本书发表的八年前（1953 年），在就职演说“Definition and Theory in Jurisprudence”(“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EJP), 1983, 21-48)的文章(简称 “DTJ”)中，哈特指出法理学理论建设当中的定义问题。DTJ 指出，所谓定义，实质就是，首先，假设语词所指示的对象是作为实体独立存在的，因此，第二，通过定义就能实现对这个对象的指示的同义词替换。哈特反对定义这种理论建设方法。

他以公司为例阐明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公司下一个定义呢？公司到底存不存在或以什么方式存在？传统处理有三种方式，“公司法人，1)仅仅是有关普通人的某些复杂但仍然平实的事实的一个集体名称或缩略语，2)或者是一种虚构有人格的名称，3)或者恰恰相反，是一种以真实意志和生命存在的真实人物，但没有自己的身体”。这实际上是为“公司”、“权利”、“法律”等这些抽象语词提供的标准三件套(triad)定义。”(EJP, 24)

可以总结说，三件套就是(1)一系列日常事实的集合；(2)虚拟或观念上的构体(entity)；(3)形而上学的超验实体或性质。

哈特进一步论证(让我们省略他的许多论证细节)，对于“公司”、“权利”等这些语词，至关重要的是弄清楚它们在实践中的普遍使用。这就要确定它们使用的典型场合。边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提示，他提出要把语词放在典型的句子之中而不是单独理解它的意义(即所谓后来分析哲学家指出的并归功于边沁的哲学洞见——意义的单元是句子而不是语词)。

以“权利”、“义务”等词为例，看看包含它们的典型句子的情况。“A有权利被B支付10英镑。”“A有义务为其机器做挡板。”“A公司与B公司有一个合同。”这些句子假设一个复杂的设定，即法律规则及其所在法律体系的存在，这是无声且没有被说出的假设。考虑类似的例子：“他出局了”(He is out)，在恰当的语境中，暗示了选手和游戏官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般服从游戏的方式。但是，没有说出这个游戏正在进行，或者选手和官员服从游戏规则。

通过呈现包含语词的典型句子以及这些句子表达的语境(某些被暗示或假设的条件的存在，比如权利话语假定法律体系的存在)，人们能够完全理解语词的意义。以梅特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梅特兰设想一个叫 Nusquamia 的国家，欠了钱，并假设读者是其中一个债权人。问，“到底是谁欠了你的钱？”答，是 Nusquamia 。这没错。但如何把“Nusquamia 欠了我的钱”转换为能够施加具体人之上的一系列命题呢？把 Nusquamia 看成这些人的集合名称没有什么用。将债务视为 Nusquamia 员工每人一份也不是我们实际的做法。可见，探究 Nusquamia 是什么是没有用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处理“Nusquamia 欠了你 1000 英镑”这陈述的意思，所有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就变成了：(EJP, 38-39)

(1) Nusquamia 所在区域有一个正在施行的法律体系(a legal system in force)。还有相应的规则。

(2)当一些人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就获得了相应的法律效果。

(3)“Nusquamia 欠了你 1000 英镑”这个表达并不说出(state)这个环境下的这些规则，但如果它们存在，那么它就是在具体情况下依照它们得出的一个法律结论。

哈特指出，如果问题是什么是 Nusquamia ，那么以上描述就足够了。如果人们想继续知道，贯穿不同的人的一生中的同一个法体系的概念(我们就是用它来解释 Nusquamia 的)，那么问题就会转向“法律体系”。

哈特最后指出，传统那看似有吸引力的类型化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寻求以其他项目来释义或翻译指涉公司的陈述，而不是详细说明这些陈述为真的条件和它们被使用的方式”(EJP, 40)。哈特说：

“如果我们足够充分地刻画公司法人的表达式在法体系中使用的独特方式，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公司？’这样形式的剩余问题了。除非我们坚持要一种定义或阐明形式，而它是不妥当的。传统形式的理论只能扭曲对公司的表达式的意义的说明，因为它们(尽管相互之间有敌意)全都作出通常的假设，这些表达式必定代表或描述某种东西，然后将复杂、深奥或虚构的实体作为特性赋予它，而这些说明是分离和不兼容的。特性不在这里，而在于用于阐明和适用规则的表达式的独特特征。……我们应当停止谈论集团人格(以及个人人格)，好像它是一个单独性质或一组性质。”(EJP, 42)

这里不打算详细探讨 DTJ 背后的哲学预设。DTJ 的核心思想是拒绝常识做法中对抽象语词的定义工作，而定义预设了独立实体或属性的存在。如果能够呈现一个语词的普遍使用情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足够了，或者这就已经是对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阐明或分析了：普遍使用情况包含了一系列的要素和结构，其面貌足够清楚(在阐明意义上)，其结构足够明了(在分析的意义上)。至于追问其所表达的那个东西的存在或属性，通常来说是无益的。

四

现在我们要把 DTJ 和 CL 中对定义的哲学工作方法的拒绝结合起来看。在 CL 中，哈特明确拒绝定义，而赞成概念阐明。那么概念阐明是什么呢？从哈特实际做的工作看，在于拆解所研究对象一般要素及其结构，说明其在更大环境中的存在条件。这项工作没有必要反过来把这些结构收拢到一个实体当中，去追问它的形而上学属性。

因此，如果概念阐明走向寻求被相信所指称的对象的本质属性甚至必然属性的时候，还是概念阐明吗？这是不是就是定义工作？这里所说的定义绝不是单纯的词典学意义上的寻找同义词或提供典型用法的说明。这只是表面现象。在词典学中，一个词之所以能够被定义，归根结底在于其所指的对象被假定为实体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把苏格拉底的哲学努力看作是对定义工作的执着的原因。描述典型用法或规定性用法严格说来并不是定义。数学或物理学中的一个严格定义时，往往是这样的结构，定义 A 是 f(x, y,z)，这意思是，让 f(x, y,z)所描述的对象被假定是 A 所指称的那个实体(至少在特定的理论或语境之中)。

所以，我们必须说，赵文“他(哈特)将有关法律概念的分析转变为对于法律(概念)性质的讨论”的说法缺乏这种细致的区分和意识。对于一篇讨论如此重大理论问题的论文而言，太多的细节和区分被忽略或丢失了。这大大削弱了论文的说服力和价值。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哈特的概念分析工作旨在探求概念所指称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形而上学工作。

在 CL 讨论自然法理论的章节中，哈特为我们理解他的哲学态度提供了更多线索。他说，许多一直以来人及其居于其中的世界普遍存在的特征会被用来说明法律和道德必然共享某种属性。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以这种方式得到澄清：首先，法律和道德确实迄今为止共享某些属性或特征(表现为共享某些内容)；但是，要明白的是，这些内容涉及的事实的存在只能被认为是自然的必然性的存在，而不是概念的必然性的存在；法律和道德继续共享某些内容，这个命题真理依人类及其所在世界的基本特性是否继续维持不变的情况而定的(being contingent on)。

哈特甚至提出一个例子，假设人类进化出了节肢动物那样的盔甲，那么由于人与人之间难以互相伤害，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法律就会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此问题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讨论，比如有关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讨论，这些讨论尤其令人遗憾地走向与哈特初衷相悖的形态上学研究)。

尽管在这些问题上着墨不多，不考虑他的哲学谱系，我们还是能发现他对法理学的形而上学努力的态度：首先，他对形而上学工作的兴趣淡漠；其次，他认为只有自然必然性资料的现实阻挡了我们开展形而上学工作。无论如何，对于形而上学工作，哈特的态度至少是消极的、存而不论的。

现在可以说我之前为什么说“最终态度”而不是“明确态度”。在 DTJ 中，哈特明确拒绝哲学的定义工作，并且指出相应的正确哲学工作方向。他在那里还没有明确提出，这其实就是概念阐明所要做的工作；如果明确提出，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倡导概念阐明的动机恰恰就在于拒绝定义的形而上学探究。但是 CL 中，他却反复提到自己关注法律的性质的问题，与此同时强调自己做的工作是概念阐明。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哈特的概念阐明工作包含形而上学目标。

如果对概念阐明(或说概念分析)、形而上学和定义三者的细致区分不加注意，混淆或误解就会出现。如果有人认为哈特所指出的法律概念阐明旨在寻求法律那个东西的必然属性，那就是在说哈特实际上又从概念阐明转向定义。概念阐明的结果是呈现出更小的要素和更细致的结构，但不承诺所分析对象的实体地位，更无所谓其所包含属性的问题；而定义则要求最终将所要求的对象最终收拢到一个实体之上，研究它所包含的属性。

五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哈特的后学，开当代法理学形而上学之风的拉兹的态度。这部分我只能更加简略讨论³。拉兹的态度在“Can There be a Theory of Law?”(CTTL)(“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BAI), 2009, 17-46)这篇文章中。

在 CTTL 中，拉兹认为，概念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概念分析的目标则是一种哲学创造。在这个不明所以的描述之后，他马上转向“形而上学上讲的”概念(BAI, 18)，说它“位于它有关的世界和表达它的语词或用语之间，被用来谈论世界的一些面向”。然后拉兹指出，一些作家夸大了语词或用语之间的相似性，将概念等同于语词或用语的意义。另一些作家则将概念与对象的本性密切联系。

这一点非常紧要，拉兹在这里指出，对哈特这样的哲学家而言，解释概念和解释这些概念有关的事物的本性通常是一回事。“当赖尔讨论心灵的概念或者哈特讨论法律的概念以推进对心灵的和法律的概念的解释(explanations)时，他们意在对心灵的和法律的本性提供解释”(BAI, 19)“那些提供法律的概念的解释的人，如哈特，通常意在解释一个熟悉的社会制度的本性”(BAI, 20)。“对他（哈特）而言，正如对许多其他哲学家而言，解释概念与解释概念所指涉事物的本性之间并无区别。有些人甚至会主张，这两种理解概念的方式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彼时‘概念分析’已成为哲学探究的主要方法，且这种方法常被等同于对词语和短语意义的分析”。(BAI, 19)

拉兹认为，他自己推进的概念分析观点将容许以上两种进路包含一些真理；但是，“它们都是错误和误导人的”。(BAI, 19)

拉兹接着告诉我们他的概念分析观点是什么。他说，“概念是我们如何设想(conceive)世界的面向，介于，一方面，表达概念的语词及其意义，另一方面，概念应用于其上的的事物的本性(nature)，之间。”(BAI, 19)这个描述看起来很平常，但如果我们接着看拉兹是怎么想象这种中介关系的，就会发现他的想象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不打算详细说明拉兹的论述。让我指出一些要点。拉兹认为，对概念的掌握和对事物的把握不是相同的事情。可能有对概念完全相同的把握，却实际上把握不同的事物。甚至，不需要把握概念也能把握事物。“一个人可以知道(know)N是一种动物，但与此同时没有N的概念。一个人可能知道浅紫是一种颜色但没有浅紫这个概念。一个人也可以知道蛇下蛋但没有蛇的概念。最后一个例子表明，对一个概念最低拥有的不充足的知识可能是那些完全掌握该概念的人所没有的知识。”(BAI, 22)还有，在很大程度上，概念独立于个人对它们的使用而独立存在(BAI, 22)。如此等等。

这里我不打算考察拉兹的这些哲学发明的合理性，而把我们的问题收拢到当前议题范围内：

第一，拉兹对“一些作家”的指控是对稻草人的指控，因为这些作家恰恰不是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使用概念的，在后者那里，概念更多的与使用而不是事物相联系。

第二，拉兹的概念非常类似于事物的物理标示(physical flag)，介于概念和名称之间，心灵能够独立于概念而知道或认识事物。

第三，拉兹相信可以抛开概念而捕捉事物。

第四，拉兹认为概念和事物都独立存在，概念之于事物在拉兹那里，似乎只相当于把柄之于茶壶，从他的论述来看，显然可以说心灵能同时看到并辨别茶壶和把柄，有时候，有的人是通过把柄拿起茶壶的，有的人是通过茶壶底来拿起茶壶的，如果概念只是茶壶的把柄或者事物的幕布，心灵确实可以绕过概念而触及事物。

第五，拉兹明确否认他的概念分析（分离概念与事物）与哈特的概念分析（黏连概念与事物）是一个进路的。

最终我们看到，拉兹要比哈特走的远得多，他超过了哈特将概念粘连于事物的那种概念分析观念(如果承认哈特的弱形而上学目标的话)，即一种事物只有一种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走向了绕开概念直接寻求事物本身的形而上学。这甚至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的哲学家，甚至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尚且十分关注逻各斯(即语言性的)在思想和存在中的根本地位的问题)对形而上学设想。

拉兹的这种工作与哈特的这种工作，是如何在

“他(哈特)将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转变为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在哈特所开启的这一传统中，概念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核心工具。 他的学生拉兹认为，概念是关联我们和我们所谈及的外部世界对象之间的中介。 在这个意 义上，分析法律的概念就等同于分析法律本身。”

这样的论述中得到妥当处理的？这段话既误读了哈特也误读了拉兹，也掩盖了拉兹与哈特的学术传承上的断裂的真实情况。“分析法律的概念就等同于分析法律本身”最多只适用于哈特，而不适用于拉兹，但被用来说是哈特、拉兹等实证主义者一脉相承的理论观念。

如果哈特所发展的法理学的理论框架只是通过概念阐明或者说分析来呈现所研究对象的要素和结构而不把对象假定和收拢到一个实体，如何面临框架和目的的矛盾？即使拉兹们⁴面临矛盾，那么是不是要把他们和哈特区分开来，看看哈特是不是面临这种矛盾？更不用说还要考虑德沃金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把他的工作排除于当代一般法理学的范围之外。

六

让我们简单总结如下，赵文：

1. 对概念分析缺乏足够真实、细致和深刻的理解，以匹配它所讨论的议题；
2. 没有注意到哈特和拉兹学术传承上的断裂，而是大而化之为一脉相承；
3. 对概念分析和形而上学的联系和区别缺乏必要的意识；
4. 把似是而非、含糊其辞、张冠李戴的哈特或拉兹们的观点、立场一股脑儿塞进一个学术脉络之中，虚构了一个“当代一般法理学理论框架”。

特别地，我们可以问赵博士，“将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转变为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在哲学上到底能不能讲得通？法律概念分析为什么是对法律现象研究的转换？就算概念分析等于是探究事物性质，那么怎么就是对现象研究的转换？

最后，作为对一篇文章的评论，我应当提到赵文的其余部分。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了。问题并非赵文的起点是否成立，而在于是否有有效。不幸的是，大而化之的学术史勾勒没有超越国内外二道贩子的工作范围。这主要归因于对所要探讨的问题缺乏细致和真实的了解⁵。比如，蒯因的自然主义要点是不是如赵文所说的那样？当然不是。问题在于，赵博士是通过莱特这个蒯因的二道贩子来理解蒯因的，但当用到自己的论文当中，好像这是他自己直接通过蒯因了解了自然主义一样。宝贵的求真机会就在这样的冒失、疏忽、误读之中被错失了。

不妨概念阐明或者说分析多说一些。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语言的对象化不意味着哲学的对象化。这是康德以来的哲学、现象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自然主义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在实践当中，当我们说，“这是法律对我们的要求”，主词的使用使我们误以为真有法律那个独立实体对我们提出要求。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在某种带有特定观念和行动的实践中提出了这个陈述。我们以事实来探求规范，以特定的社会事实来探求法律规范。法律正是我们自己识别实践中展现的，而不是从“就在那儿”的独立位置向我们提出要求的。法律是什么？它恰恰展现在概念阐明所揭示的我们位于其中的带有一定结构的实践当中。我们以特定事实探究规范，这就是我们的法律概念的结构。

这种工作没有必要非得是对象化的，尽管表述和思想上必须得对象化才方便。对象化的哲学往往被语言上的对象化假象所迷惑，把所谓权利、法律、道德、正义等作为独立于心灵的既定存在的实体来考察，追问它们与其他实体的关系或者它们自身有什么属性或性质(如果属性或性质归根结底不是实体的话)。非对象化的哲学只承认心灵、观念和行动这些对象，通过研究这些对象的组合、结构和运行来研究有一定模式的现象。没有任何对象最后有必要被收拢为一种实体，独立于心灵或观念。恰恰相反，这些对象包含着心灵、观念或行动，观察和思考它们的人(也就是带着心灵、观念展开行动过的能动者)位于其中。有关概念分析、非对象化的哲学、法律的概念的问题，我将另文探讨。

近期更换了小米14，PC端也从MIUI+换到了小米电脑管家。

Vercel+LeanCloud经常出现小毛病，故决定私有化部署，再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