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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森美兰的江南梦

火车上的兵荒马乱还没完全褪去,我已经站在芙蓉的土地上了。导师在zoom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师兄答辩的幻灯片因为信号卡顿变成一格一格的,耳机里传来的每一个单词都需要我调动所有注意力去捕捉——本来打算在火车上小憩的一个钟头,就这样在脑袋晕沉沉的状态中抵达了这座有着 “花城” 之称的小城。

火车站

提前在KTM官网订票是J人的本能,虽然现场买还能省点手续费,但不允许没计划好的行程这件事,刻在了性格里。一大早先去看了因为连更敲字而复发的网球肘,医生一边给我按压一边摇头,那种无奈的表情我已经见过好几次了。接着赶去TBS等火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Serdang站最近都没有往那边的车,只能绕远。

芙蓉这个名字来自旧称“双溪乌绒”的粤语音译,意为“河流源头”。

街景

我被这个名字吸引——一个小城市竟然有气象万千花中之王的名头,况且这里还是梁静茹和李佳薇的老家。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音乐一直让我惊叹,从概率来讲,华人占比只有20%,但前辈有巫启贤、光良、梁静茹,中生代有Tank、戴佩妮、曹格、李佳薇,新生代有尤长靖,这个比例实在高得让人好奇。

这些歌声里藏着的马华与台湾的千丝万缕,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聊。

下车后打车去志元堂。这是一座道教寺庙,比较新,但很难想象居民区里藏着这样一处世外桃源。竹林之间的风骨,是马来西亚少有见到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殿里手绘的壁画,古韵十足,笔触细腻得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

整体修建的风格都是小桥流水,看得出很希望在热带打造出江南的气息——这种努力有些可爱,又有些固执,就像那些离开家乡很久的人,总想在异乡重建记忆中的故园。

肚子开始咕噜噜叫,从志元堂出来进城,去了林子祥炸烧麦小吃档口。超级便宜,很多人来买,而且男士比女孩子还要多,这倒是少见。不过不能多吃,炸物和榴莲都让我上火,点到为止就好。

芙蓉老城的建筑都很有年代感。大多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配上古旧掉色的、形形色色的招牌,还有一些在中国都快找不到的老行当——修钟表的、打金饰的、钥匙店、杂货铺。这里随处可见米南加保人的建筑痕迹,那种屋顶两端向上延伸的尖角状,如同水牛的双角般翘起。时间好像在这里特别慢,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打算往前走。

芙蓉还有一个壁画街区,规模不小,题材广泛。我和小伙伴讨论说,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壁画街?可能因为他们都不创文哈哈哈。这话说得有点坏,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槟城带起了这股风潮,其他城市纷纷效仿,仿佛壁画成了“我们也是文化城市”的标配。不过话说回来,壁画确实给老城区增添了几分活力,那些色彩斑斓的墙面,多少抵抗了些岁月的灰败。

潮州会馆

在炎热的热带下午闲逛,既庆幸今天没下大雨,又对这烈日当头无可奈何。偶遇了拍综艺的节目组,主持人卖力地在太阳下说话,化妆都快花了,也是不容易。我本来打算去新大洲餐室吃个下午茶吹吹风,结果下午三点半就关门了,只能去当地人甚爱的哈芝沙里煎蕊店吃个冰坐坐。

如果是节假日可能会排队,我去的时候虽然店里几乎坐满了,但没有人排队。菜单没有英文,只能随机点。印度人开的百年老店,最主要的口感就是甜,甜到让人怀疑自己的味蕾是不是出了问题。幸好我坚强的肠胃没有闹别扭,听好多人说吃了都闹肚子,我算是幸运的。

吃完稍微缓了一下,步行去看森美兰图书馆。这一带都是行政中心,地上特别干净,我都怀疑是不是被谁专门擦拭过。

这里的建筑拍照效果很好,森美兰的政府建筑也带有米南加保风格的牛角屋顶,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偶遇一个拿着专业相机来拍照的马来小姐姐,也是专程来拍照的,我们相视一笑,算是同道中人的默契。

接下来打车去蜈蚣山天师宫。天师宫建于1864年,倚山而建,俯视整个芙蓉。几乎搜索芙蓉的旅行攻略都有这里,但真正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开车的巴基斯坦大姐到了山下就坚决不愿意开上坡了,告诉我她害怕上陡坡。我看了一下,真的很想自己拿过方向盘,但最后只能叹气一声——这大太阳下爬山,而且毫无遮挡,真的是热到怀疑人生。

我一鼓作气上山。可能是因为下午了,几乎没什么人。碰到一个华人大哥给我打招呼,问我是爬上来的吗,我气喘吁吁地说是,他让我好好转转看看。山上有风很是凉快,汗水一下子就被吹干了。无论是志元堂还是蜈蚣山天师宫都在忙着迎接新年的装饰,红灯笼一串一串挂起来,能想象新年的时候一定热闹非凡。下来又碰到大哥,问我打到车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大哥就问我去哪,顺便捎我一程,说这就是诚心礼佛的善报。

我蹭车了一公里多下山,大哥指着一家店说:“你有品位,这家烧包是我这个芙蓉人承认的最好吃的。”在“亚洲烧包”店五点半关门之前,我买到了烧包、蛋黄酥、餐包和牛角酥。

回家第二天早上用烤箱复热之后,味道完美到让人想落泪——尤其是蛋黄酥,我觉得堪称一生中吃到过最好吃的。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口味,外壳有一定厚度,一口下去里面的酥皮直掉渣,咸蛋黄是一整个,咸度刚刚好,写到这里我口水都快下来了。当时没有立马吃的原因是,我留着肚子去吃芙蓉波仔鱼头米。

鱼头米就是鱼头米粉,煎过的鱼头熬汤,白白的汤底加上米粉,加多一些胡椒,超级美味。他们家是按照人次点的,我点了一人份再另加一份鱼鳔,本来还想点酸柑蒸苏东尝尝,服务员小姐姐劝我说:“你吃完再点。”果不其然,就这一人份的鱼头米我都没有吃完。汤底浓郁得化不开,鱼头的鲜甜全部熬进了汤里,每一口米粉都裹着满满的幸福感。

吃完就去芙蓉火车站等车。马来西亚到处都有猫猫狗狗,下午太热,每一条狗子都寻到一处车下的阴凉,你走过去它都不带搭理的,懒洋洋地眯着眼,一副“热死了别烦我”的样子。我坐在候车室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还在回味那个鱼头米的味道。到家晚上九点,J人属性爆发,我又去游泳。回来收拾好都已经十二点,昏昏沉沉睡过去。

梦里还是芙蓉老城那些掉色的招牌,还有蜈蚣山上吹来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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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的月光照进出租屋的窗

什么是”作品”

几年前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有位新闻网站工作人员说我写的只能算随笔,不能算作品。我当时有些沮丧,却又说不出反驳的话。直到翻开《野村少女》,我才有了一些反驳那位前辈的底气——真正的作品,是有泥土味的,是手上沾着橡胶树乳液的,是能闻到热带雨林潮湿气息的。

梁金群的文字让我想起外婆讲故事的样子。她坐在竹椅上,一边分着麻线,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从前的事。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起承转合,但你就是愿意听下去,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活的。这种真,不是”据说”的真,而是”我亲眼看见”的真。

文学不需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正襟危坐,它可以是赤脚踩在新村泥地上的,可以是清晨三点起床去割胶的,可以是在简陋厕所门口排队的。梁金群笔下的“野村”,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少女”则是她自己的旧时记忆。

橡胶树下的秘密

《野村少女》第一章”野村传奇”里,我看到一个词反复出现——下南洋。这三个字在我从小的认知里,约等于”发财”。电视剧里那些下南洋的人,不是回来穿着绸缎戴着金链子,就是寄回大把银元修祠堂建学校。

但梁金群告诉我,下南洋的真相是:凌晨三点摸黑起床,一个人扛着头灯走进黑漆漆的橡胶园,用刀在树皮上划开一道口子,看白色的乳液缓缓流进铁桶。她的父辈们,就是在这样的黑暗里,一刀一刀地割开自己的青春。

我想起两年前刚到马来西亚时,有一次清晨五点打车,司机是个六十多岁的华人伯伯。他说年轻时在橡胶园干过十年,手上的老茧现在还在。“最怕的是雨天,”他说,“地上滑,一不小心就摔,摔了胶液就洒了,一天就白干了。”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梁金群为什么要写打猎、写吃野味这些“不太文明”的内容。因为那就是活着的方式啊。橡胶园的收入微薄,能打到一只野猪,全村都能分到肉,那是难得的蛋白质补充。这不是什么诗意的田园生活,这是真实的求生。

书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新村里的人如何上厕所。梁金群没有避讳这个”不够优雅”的话题,反而写得很生动详细。热烘烘铁皮屋顶的茅厕,在热带雨林地区一年四季的臭气熏天,小孩子们在路边一并排地拉屎。我想起十余年前在藏区支教,海拔五千米的茅厕因为空气稀薄一点臭味也无,而我坚持了一个月没有洗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脏那么不能接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吧。它不应该只写月光和玫瑰,也要写厕所和汗臭,因为这才是完整的人生。

拿督公庙前的香火

第二章”野村人,野村事”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的新村世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个族群像三条河流,在新村这片土地上汇聚,却又保持着各自的河道。

梁金群写到拿督公信仰时,我想起在雪隆见过的那些小小的拿督公庙。就在路边,红色的小亭子,里面供着神像,总有人去上香。起初我以为这是道教的神祇,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化的民间信仰——华人来到马来半岛,把对土地公的崇拜和马来民间信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绝不能拿猪肉当贡品的拿督公。这种融合让我兴趣盎然。它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适应。就像橡胶树,原本是南美洲的植物,被英国人引进到马来亚,最后养活了几代华人。文化也是这样在迁徙中变形,在异乡扎根,最后长出新的枝叶。

书中还写到印度人开的杂货店。我立刻想起我出租屋楼下那家印度人的Mamak档,虽然每次吃了他们家东西我都会拉肚子,虽然他们门口的垃圾总是不扔,但不影响一众伙计每次都对着我笑嘻嘻乐呵呵。

梁金群写这些时,没有用什么“多元文化共存”这种学术语言,她只是写印度老板如何赊账给穷苦的华人,写马来邻居如何在开斋节时送来马来糕点,写华人如何在春节时分发红包给各族小孩。这种日常的善意,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说服力。

吉隆坡的黄昏

母亲那代人的脸

梁金群比我母亲小五岁。所以我读这本书时,总是不自觉地把她和我母亲对照着看。

我母亲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是家中幺女,在小城长大。因为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跟着的每个寒暑假,母亲也是从小就跟着干活。但她在中国内陆的西南山区,梁金群在马来西亚的新村,一个在祖国的土地上,一个在南洋的异乡。可当我读到第三章“野村童年”时,我发现处于同一年代的不同地域的人童年却有惊人的相似。

都是天没亮就起床,都是要帮干活,都是在贫穷中长大,都是咬着牙读书想要改变命运。我母亲跟我说过,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外婆每个月底不再找邻居借钱。自收自足地过一生,甚至就是年少时的朴素愿望。不过这样城乡交错的生活,让我母亲很重视对我的“田野教育”。即使没有机会真正下田干活,但比起生活在城里的同龄人,我几乎能认全田地里的大多数农作物,这得益于但凡有机会到乡下时,母亲从来不放过教我认识自然的任何机会,“总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吧”,母亲总这样说。

梁金群在书里写。务农的劳动是辛苦的,童年的记忆是缺少玩具的,但那一代人都这么长大了。她没有煽情地写“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一代”,而是很平静地说:这就是我们的童年,虽然苦,但我们都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还不错。

这种平静让我想起一次和母亲的对话。我问她:“你会怨恨那个贫穷的童年吗?”她想了想说:“有什么可怨呢?还是长大了啊。”然后她笑了笑,“而且也不是全都苦的,我们也有快乐,比如跳楼梯时你外婆笑吟吟看着我的时候。”

是的,梁金群的书里也有快乐。虽然物质匮乏,但新村的孩子们也会捉迷藏,也会偷摘别人家的水果,也会在河里游泳,也会在月光下听大人讲鬼故事。贫穷没有剥夺童年应有的快乐,反而让那些简单的快乐显得更加珍贵。

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长辈那一代人,无论多辛苦都咬牙坚持。因为他们见过真正的苦,所以眼前的难不算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真正的穷,所以格外珍惜现在的一切。这种坚韧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故乡在远方

“他们对故乡的渴求比我们更甚。”我在某个思乡的夜晚写下这句话时,手有些颤抖。

这两年在马来西亚,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场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说起家乡时眼睛发亮。那个家乡可能是福建的一个小渔村,可能是广东的一个山区县城,可能是海南的一个农场。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没回去过,甚至连父母的坟都没扫过,但他们记得家乡的每一条街,记得祖屋的每一块砖。

这种对故乡的感情,和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随时回家,可以随时见到父母,可以在清明节去扫墓,可以在春节和家人团聚。但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故乡是遥远的,是回不去的,是只能在梦里出现的。

梁金群在书里没有大段大段地写乡愁,但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隐隐的疼痛。她写父辈下南洋时带走的家乡泥土,写新村里过春节时对着中国的方向烧香,写华文学校里孩子们学习的那些关于“祖国”的课文。这些细节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华人的乡愁史。

我参加过一次关于《汉丽宝》的文学讲座,分享在了社交平台上。因此有陌生人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我们是没有根的一代。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外来者;在中国,我们又是陌生人。”下面好多人给他的留言点了赞,而我的眼眶在深夜的异乡也有些泛酸。

但梁金群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她写新村,写橡胶园,写那片养育了几代华人的土地。她的笔触里有归属感,有认同感,虽然带着对祖籍地的思念,但更多的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根——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根,而是生活意义上的根。

曾经旅行路上碰到一个阿姨同我讲过:“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我也是华人。这两个身份不矛盾。”她说这话时很坦然没有任何纠结。或许经过几代人的磨合,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平衡,一种既保留文化认同又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比我们想象中更坚强地活着,也比我们想象中更柔软地“委曲求全”着。

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坦白说,如果不是想更了解马来西亚华人,我可能不会拿起这本书。它没有悬念迭起的情节,没有精心设计的结构,没有华丽的文字技巧。它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讲父母的故事,讲一个村子的故事。

但我读完了,而且读得很慢,因为我想记住每一个细节。

我想记住凌晨三点的橡胶园,想记住拿督公庙前的香火,想记住印度老板的笑容,想记住那些在泥地里奔跑的孩子,想记住新村的月光和星空。

这些记忆不是我的,但现在它们成了我的。这就是阅读的奇妙之处——你可以活很多种人生,可以看到很多种可能,可以理解很多种选择。

两年前我刚来这里时,我以为自己会很快适应,因为这里有20%的人说中文。但我错了。我们说的中文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文化有相似也有差异,我们的历史记忆完全不同。我需要学习,需要理解,需要放下自己的预设和偏见。

《野村少女》帮我完成了这个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通过梁金群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是新闻里的政治议题,不是旅游宣传片里的和谐景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是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什么是文学。曾经那位前辈说我写的不是作品,或许他是对的。但现在我知道,如果我想写作品,我不需要去模仿那些晦涩深刻的名家,我只需要真诚地写自己看到的、经历的、感受的。就像梁金群一样,不装腔作势,不无病呻吟,就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

那些被记住的人

读完这本书,我想起很多人。

  • 想起我的母亲,她和梁金群是同龄人,虽然成长在不同的土地上,但都经历过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丰富的年代。
  • 想起旅行路上认识的阿姨,她的父母就是下南洋的那一代,在橡胶园干了一辈子,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 想起那个清晨五点的出租车司机,他的手上还有割胶留下的老茧。
  • 想起楼下印度餐厅的伙计们,他们的的笑容和书里写的那个摇头晃脑的印度人一模一样。
  • 想起在社交平台上给我留言的每一个人,他们键盘下闪烁的光芒和梁金群笔下的新村月光一样温柔。

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我这样的外来者的。它告诉我们: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故事需要被讲述,那些在艰苦岁月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值得被记住,值得被尊重,值得被书写。二十岁就离开马来半岛的梁金群却做到了。

当我合上这本书时,窗外正好是傍晚。马来西亚的热带阳光透过椰树的叶子洒进来,洒在书页上,洒在我的手上。我想象着梁金群笔下的那个新村,傍晚时分,割胶的人回来了,做饭的烟火升起来了,孩子们在泥地上奔跑,大人们坐在门口聊天,拿督公庙前的香火还在燃烧,印度老板正要拉下杂货店的卷帘门。

那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却因为这本书,变得如此清晰,如此亲近,仿佛我也在那里生活过,也在橡胶树下站过,也在新村的月光下走过。

这就是文学的魔法。它让陌生人变成友人,让异乡变成故乡,让历史变成当下。而我这个从中国内陆山区来到这块土地的外来者,终于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理解这片土地、理解这群人的钥匙。

写在最后:马华文学近期很火,我都遇到好几个求我代购黎紫书作品的朋友了~不过我想分享一个冷知识,温瑞安也是初代马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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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小猫和我的小狗

姐姐的小猫走了。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心里像是被扎了一下。据说是肠梗阻,为了不让它受苦,最后选择了安乐死。姐夫原本还想等出差回来再做决定,但姐姐的情绪已经快要绷不住了。

那是去年初春的事了。南方的春节前后,气温只有几度。小猫就在那样的日子,不知从哪里流浪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它瘦骨嶙峋,显然已经在外面漂泊了很久。

姐姐的办公室开着暖风,是个温暖的角落。小猫到了姐姐的工位上,就再也挪不动道了。姐姐刚离开座位不久,皮垫子上还留着人的体温,小猫就这样鸠占鹊巢,蜷缩在那一方温暖里。

我们请来养猫的兰兰来看,兰兰说这还是一只品种猫,应该是走丢了挺长时间。她给小猫带来了猫条和好吃的,小猫又馋又怕。

我并没有养小动物的打算,办公室其他人应该也是。所以我私心里寄希望于姐姐,希望她可以收留这只小猫。那时候姐姐刚来办公室不久,各种事情都还没来得及理顺,心情也总是不太好。但姐姐是很温柔的人,是我见过的极少数那么温柔的人。她好像从来没有暴怒过,就算心情不好,也只是安静地坐着不说话。

姐姐说要回家和姐夫商量一下。我有点担心,姐夫是个胖胖壮壮的外科医生,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读书。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忙碌的家庭,是否还愿意接纳一只流浪的小猫。没想到当天姐姐就带来了好消息。姐夫同意了,还带着小猫去洗澡体检。小猫就这样,在流浪了很久以后,有了新家。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小动物是很有灵性的,它们会自动靠近气场单纯的人。姐姐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在职场上打拼二十年,但她身上就是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气质。小猫大概也是感受到了这份温柔,才会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选择停留在她的座位上吧。

小猫到姐姐家不久,有一次和小朋友玩耍时,不小心挠伤了孩子。姐姐当时很害怕,担心姐夫会借此把猫送走。没想到姐夫很生气,却是生气地说:“以后让两个小朋友和猫猫保持距离!”姐姐笑着对我们说,那就是只准姐夫一个人逗猫玩,没有人和他抢了。

后来姐姐时不时会分享小猫的近况给我们看。它胖了,毛色也亮了,眼睛里不再有流浪时的惶恐。我真心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缘分好奇妙,一个灵魂和一个家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接了起来。

前几日,办公室小余同我说,猫猫走了。我不敢和姐姐多问,怕她说起来伤心。只是默默翻开了手机里存下的照片和视频,那是小猫刚来时候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起了另一只小狗。

那是今年初的事。小狗不是我养的,是我常去洗头的一家店里养的。它好可爱,每次见到我都会蹭我的裤腿,摇着尾巴,眼睛亮亮的。我本来没有计划在那家店充卡的,但因为想常去看那只小狗,就充了卡,当作给它买吃的。那几个月我几乎每周都会去,生活因此有了一些希望和盼头,我真的好喜欢它的鼻头靠近我的样子。

直到某一次我再去,工作人员说小狗被送回农村老家了。我当时有些失落,但总还是替小狗开心,因为农村的小狗总是自由快乐许多。又过了两周,我再去的时候,店主告诉我,小狗在几个星期前,在店门口被车撞死了。

那一刻我愣住了。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小狗啊,它尾巴摇摇的样子还在我的相册里、我的脑海里,但它却不在了。本来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平复了。但在写姐姐的小猫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只小狗,眼泪忍不住打转,最后还是掉了下来。

姐姐的小猫走了,我常去看的小狗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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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慢吞吞地去尝最正宗的肉骨茶

题目名为《巴生》,其实目的地只是巴生南区的老城,北区并不曾到访。

火车误点了十几分钟。站台上人不多,我索性跟着手机视频做起运动来。在外面这些日子,我发现自己的胆子莫名其妙大了起来——在国内时那些万万不敢做的事,到了这南洋的土地上,竟然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做了。也许是异乡人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奇怪的自由,又或者只是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

KTM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是马来西亚典型的风景:棕榈树、铁皮屋顶、斑驳的墙面,到巴生站下车时已是上午十点多日头正烈。没有急着找阴凉,而是沿着导航往旧巴生的方向走去。第一站是观音庙,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头倒是响亮,但我更在意的是那个模糊的记忆——拜佛要在午前。

五条路观音亭

1.5km的路程,走了20分钟。巴生的街道窄而旧,骑楼下偶尔有老人坐着乘凉,眼神懒洋洋地扫过路人。观音庙到了,朱红色的门楣,屋檐下的雕花极尽精致。庙里不允许拍照,倒也乐得收起手机专心看那些细节:梁上的彩绘、门上的雕刻、香炉里袅袅的青烟、供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水果。

一家三口正在拜神。年轻的华人父亲领着一儿一女,认真地教他们如何上香、如何跪拜。小男孩大概五六岁,动作笨拙却一板一眼;小女孩跪在蒲团上仰着头看爸爸的嘴型。华人的文化在这异国他乡,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不是靠什么宏大的仪式或慷慨的宣言,而是一个父亲弯下腰,手把手教孩子怎么握香、怎么磕头、怎么在心里默念祖先的名字。

五条路开封府

观音庙出来右拐就是开封府,也就是包拯祠。崭新得有些突兀,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马来西亚怎么会有开封府?包拯是安徽人,跟南洋八竿子打不着。

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包公曾在广东肇庆做过官,而巴生的华人又多是广东、福建一带过来的,这层地缘关系就这么隐隐约约地连上了。但更让我意外的是,在这个人人都在学习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如何人情练达的时代,居然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推崇包公。欧阳修说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指的不是知识,而是世故人情。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大概是要处处碰壁的。可还有谁偏偏喜欢铁面无私、不通人情、只认道理呢?

开封府里,一个中年男子正在掷杯筊。他站在神像前,双手合十,嘴唇翕动,也不知在念叨些什么。掷出去,捡起来,再掷,再捡。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有上前打扰。人生为何,求神拜佛。这世上大概没有人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所以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寻找答案——有人掷杯筊,有人远行,有人写字,有人沉默。

巴生肉骨茶

出来时已经十二点。肚子饿了,开始提醒我该去填饱五脏庙。巴生肉骨茶的名头早就听说过,今天终于有机会去尝尝”祖师爷”的手艺。

去肉骨茶店的路上,经过了双层哥打桥。这座桥建于1957年,是巴生的地标之一。上层走车,下层曾经是铁路轨道,现在已经废弃。桥身是灰褐色的,桥墩粗壮,有一种工业时代的笨拙美感。我站在桥边吹风,看巴生河缓缓流过,河面上漂着些垃圾和枯叶。

桥底下有个年轻男子。他用纸皮箱搭了个简陋的遮蔽所,蜷缩在阴影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我看了一眼,没敢多看。拍照给小伙伴看,他说,大概是被割完韭菜走投无路了吧。

沿着铁路和河边走,不一会儿就到了盛发桥底肉骨茶。店面很小,藏在桥墩下,招牌也不起眼。十二点半到的时候,店里已经没剩几样了——人家下午一点就关门,晚来的客人只能碰运气。我点了两种,其中一个是猪肚、大肠、粉肠的三掺。

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先闻到了药材的香气——当归、党参、枸杞,还有说不出名字的草药。汤色深褐,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我舀了一勺尝,暖意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猪肚切得厚薄适中,软糯而有嚼劲;大肠处理得干净,完全没有异味;粉肠最绝,轻轻一咬,汁水就渗出来,满口都是卤料和药材的香气。

我之前也吃过肉骨茶,觉得还不错,但今天吃到这一碗,才明白什么叫”祖师爷”的手艺。原来肉骨茶是可以这么好吃的——不仅仅是药材汤加排骨那么简单,而是每一样食材都恰到好处,每一味调料都不多不少,最后汇成一碗让人喝完还想舔碗底的汤。

印度街

吃饱喝足,我在街上溜达。巴生的印度街大概是马来西亚最全的印度街了。街两边都是印度商铺,卖纱丽的、卖香料的、卖神像的,店铺门口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料,在风里轻轻飘动。空气里弥漫着香料和熏香混合的味道,浓烈得让人有些晕。

兴都庙就在街角。这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兴都庙,据说还有鸟巫占卜:把鸟关在笼子里,让它叼出一张纸签,算命先生再根据纸签解命。我没进去,只是在门口看了看。庙门上雕满了神像,密密麻麻,每一尊都色彩艳丽、姿态各异。

我鼓起勇气走进了一家印度服饰店。店主是个印度姐姐,不会热情过度。她给我推荐纱丽,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要怎么穿。我试了一条深红色的,她帮我裹好,然后把我推到镜子前。镜子里的自己有些陌生。纱丽的明暗光线遮挡下,身上的肉变成了丰腴,腰身也显得纤细了些。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是那个在国内沉沉浮浮小心翼翼生活的自己了。

最后在那家店买了一条连衣裙,又在街边的小破店里买了一条产自印尼的batik连衣裙。花色过于艳丽,红橙黄绿蓝靛紫一股脑儿全堆上去了。卖衣服的阿姨使劲夸我,说我皮肤白,穿起来肯定好看。我心里想这裙子我大概只敢当睡裙穿,绝不敢穿出街,但嘴上还是笑着说谢谢。

还逛了一家三层楼的印度小商场。这栋楼建于1874年,原来是巴生的第一家渣打银行,也是巴生的第一家金融机构。现在改成了商场,卖各式各样的纱丽和首饰。我在三楼看到了标价几十万的纱丽,金线密密麻麻绣满整条裙摆,宝石镶嵌在领口和袖口,华丽得像是要穿去见国王。我用眼睛看了看,过了一把瘾,然后转身下楼。

印度街旁边的小巷子里藏着巴生的壁画街。壁画的主题是热带雨林的动物——老虎、犀鸟、巨蜥。画得很逼真,色彩鲜艳,几乎要从墙上跳出来。我在一幅巨蜥的壁画前停了很久。那只巨蜥趴在树干上,眼睛半闭,舌头微微伸出,一副慵懒又警觉的样子。很像巴生这座城市——看起来慢吞吞的,实际上什么都看在眼里。

皇家博物馆

最后一站是皇家博物馆。这座白色建筑物建于英殖民时期,现在是雪州苏丹纪念先父的地方。谷歌地图上写着中午不闭馆,但我一点半到的时候,门卫告诉我要两点才开。

我只好去附近的Play Klang Cafe坐了一会儿。店员应该都是义工,凑过来介绍巴生的历史。我这才知道,原来巴生的咖啡是英国人种的,而那些到处可见的乌鸦,也是英国人带来防止害虫吃可可果的。殖民者带来的东西,最后都留了下来,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两点钟,博物馆开门了。里面展出的都是雪州皇室的私人收藏——华丽的服饰、精美的武器、古老的照片、手写的信件。墙上挂着雪州皇室的家族树,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年份,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我在一张老照片前停下来。照片上是1900年代的巴生,街道泥泞,房屋低矮,马车和人力车在街上穿行。那时候的巴生还不叫巴生,而是叫Klang,是雪兰莪州的门户,是锡矿的集散地,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英国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巴生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移民史、奋斗史。1870年代,英国人为了控制锡矿贸易,在巴生建立了行政中心。华人矿工从中国南方漂洋过海而来,在矿井里挥洒血汗;印度劳工被英国人从印度带来,修铁路、建码头、种橡胶;马来人原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看着外来者一批批涌入,改变着他们祖祖辈辈熟悉的生活。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巴生从殖民地变成了独立国家的一个港口城市。锡矿业衰落了,橡胶种植业也没落了,但巴生还在。那些早年来这里讨生活的移民,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的儿孙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华人开肉骨茶店、印度人开纱丽店、马来人开杂货铺,各自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也共同守着巴生这座城市。

博物馆里不允许拍照,只能用眼睛记录那些展品。一把镶金的马来短剑、一套华丽的苏丹礼服、一张褪色的英文委任状、一本泛黄的账册。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权力、财富、荣耀,以及代价。

从博物馆出来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天色还亮着,热度也没退些。我慢慢往火车站走,经过印度街、经过那些骑楼和老房子。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店铺开始亮灯,空气里飘着下午茶的香气。一家叫中国酒店的餐厅打烊了,我本来还想来一杯黑咖啡的。

火车又迟到了,我坐在站台上等,身边是一群放学回家的中学生,嘻嘻哈哈地打闹。他们说的是混杂着马来语、英语、华语的”Manglish”,只能听懂一半。但他们的笑声我听得懂,那是我曾拥有过的,只有少年才有的、无忧无虑的笑声。

火车来了,晃晃悠悠地开。我靠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在暮色中渐渐模糊。累了一天,眼皮开始打架。混在一车厢学生的嬉闹声里,我迷迷糊糊却又在异国他乡格外警醒不敢睡着。

在异乡,我们敢于成为另一个自己。而当我们回到故乡时,那个在异乡学会的勇气,会不会也跟着我们一起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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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胆岛:马来西亚的华人小岛

周末的早晨,天还未亮透,我已经站在了门外。这个决定来得突然又迟疑——是该窝在这间租来的屋子里,让时间像热带雨后的水汽那样蒸发掉,还是出门去。

最终我还是出了门,像一条被什么东西牵引着的鱼,不由自主地游向那片陌生的海域。

从住的地方到巴生港,地图上五十多公里的距离,坐MRT转LRT,在subang jaya站下车,本该有KTM直达巴生城内,但从今年一月开始,那条铁路就像这个国家许多事物一样,在某种不可名状的理由下停摆了。Google地图上显示的班次时间表像是一个过时的笑话——一早一晚,对于我这种光是到subang jaya就要花一个半小时的公共交通选手来说,根本不可能赶上。

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出发,心里带着一种久违的忐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妈妈说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十岁不到跟着一大堆人去黄龙,我一个人就冲在最前面,四千米的海拔对我来说就像平地,完全不担心会走丢。那时候的世界在我眼里是没有边界的,所有的路都通向未知的惊喜。现在我三十几岁了,反而畏首畏尾起来,却说不清在害怕什么。也许是害怕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也许是害怕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无所畏惧的孩子。

到subang jaya后,我从LRT站右手边的楼梯下去,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公交站,几个人影在马来西亚难得的阴天里模糊地等待着。我找到了KTM停运后的补救方案——免费接驳巴士。等了十几分钟,九点刚过,一辆白绿色的小巴驶来,我和一个华人阿姨一起上了车。

整辆车就我们两个乘客,阿姨坐在我旁边,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她是去巴生港看她的姐姐,姐妹俩一个月见一次面,风雨无阻。我问她祖籍哪里,她说海南,然后笑着说,中国她去过好多地方,北京、上海、西安都去过了,唯独还没回过海南老家。

“堂弟他们经常从那边过来,每次都说要带我回去看看,但总是没有合适的时机。”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望向窗外,那里是一片片迅速后退的油棕园,在晨曦中泛着暗绿色的光泽。

阿姨很健谈,像是许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华人那样,带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告诉我这车很不准时,“有一次我按照时刻表来等,等了快两个小时车才到。我就问那个马来司机为什么这么晚,你猜他怎么说?”阿姨笑了起来,“他说’auntie你知道蛇吗’,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他们偷懒了一次没出车。” 她说完自己就笑了,那笑声里有无奈,也有习以为常的达观。

“而且啊,”阿姨继续说,“这免费巴士2026年1月就没有了,到时候就得自己想办法去巴生。”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Grab,至少25令吉的车资,暗自庆幸今天赶上了这趟免费的车。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学生的优惠票就会没有了,哪条路会突然封闭,哪个政策会突然改变,但人们还是活着,想办法,找出路,让我这个J人震之憾然。

巴士在立交上飞驰,不多一会来到了城镇应该就是巴生。车速开始缓缓前行,窗外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城郊景观——破旧的店屋、铁皮屋顶、褪色的招牌、零星的清真寺尖塔。阿姨继续和我聊天,说起十年前去吉胆岛,来回船票才15令吉,现在涨到25令吉了。“什么都在涨,”她说,“只有工资不涨。”

下了车,往海边走,左边就是码头,空气里混合着海水的腥味和柴油的气味。码头上停着快艇和轮渡,我选择了轮渡——25令吉来回,据说是官方运营的,虽然慢一些,但稳当。轮渡大约一小时一班,但周末人多,坐满了就提前开船。

在码头等候的时候,看着陆陆续续到来的人群。华人居多,也有印度人,马来人倒是很少见到。这让我想起在这个国家生活的这些年,慢慢意识到的一个事实:这片土地上有一些地方,是属于某些人的记忆和情感的,而另一些人,即便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却未必会到访。吉胆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华人的岛,是那些在一百多年前从南中国海漂洋过海而来的渔民的后代,在这片浅海上搭建起来的家园。

轮渡终于启程了,船很新,我看到设备更新时间用中文写的25年11月。

船离开码头,驶入巴生河的河道。河水是浑浊的黄色,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两岸是茂密的红树林,在退潮时露出了长长的气根,密密麻麻地扎在淤泥里,像是这片土地的触须,牢牢地抓住什么不愿放手。

船上的人一开始都很兴奋,拍照、聊天、指指点点。但渐渐地,在柴油机单调的轰鸣声中,大家都安静下来。我坐在船尾,看着河道两边的风景缓缓后退。这条河通向大海,通向那个被叫做吉胆岛的地方,但它也来自内陆,来自那些山林、村落、小镇,来自这个国家复杂而混杂的心脏地带。

四十五分钟的航程中,船会先经过五条港,一个连警察局都没有的小村落。那是一片高脚屋,零零散散地建在水面上,看起来岌岌可危,却已经在那里屹立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想起某个作家笔下的砂拉越河流,那些在原始森林中蜿蜒的水道,承载着人们的生活、死亡和所有的秘密。

终于,吉胆岛在前方出现了。那是一片低矮的建筑群,在海面上如同漂浮着的一个梦境。下船踏上了这座岛,立刻被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包围。这里的一切都停留在某个过去的时刻——也许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也许是五十年代,也许是八十年代,很难说清楚,因为时间在这里似乎是混乱的,不同的年代层层叠叠地堆积在一起。

街上到处是小电瓶车,发出嗡嗡的声音。游客有一些,但不算多,如果想要安静,只需要走出主干道,转进那些狭窄的巷弄,就能找到遗世的静谧。没吃早餐的我在一家临海的小餐馆坐下,点了炒米粉和咸蛋黄苏东。本来是想吃这里著名的螃蟹的,85令吉一公斤,一个人实在没办法下单。

食物端上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分量大得惊人,苏东新鲜得一看就知道是当天捕捞的,不是那种在冷冻库里躺了几个月的货色。我吃了一半,剩下的打包带走,放在挎包里,想着晚上回家当晚餐。想起路上遇到的阿姨说,这里现在游客多了,什么都变贵了。也许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这样的价格确实是贵的,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实惠了。

吃完饭,我在街上走。路过一家做啦啦煎和蚝仔煎的店,店面装潢停留在上世纪的风格——木质的门窗、褪色的招牌、贴着老旧海报的墙壁。我租了一辆电动摩托车,15令吉一小时,比我平时骑的小电摩大得多,有些难以掌控,尤其是在岛上那些只有两人宽的、架在海上的木板路上行驶的时候。

幸好是阴天,虽然正午时分依然闷热,但至少没有被毒辣的阳光晒焦。我骑着车在岛上转悠,经过一座又一座庙宇——天后宫、大伯公庙、观音庙、卫理教堂,各种信仰在这个小岛上和平共存。有趣的是,几乎每座庙宇门口都有Carlsberg的赞助牌子,这种我信什么东西但也不全信什么东西的感觉,莫名地贴合这个地方的气质。

边骑车边停下车,走进那些高脚屋之间的小巷。许多人家的门楣上还写着祖籍地——陇西、颍川、河南、福建。看到“陇西”我就知道这家大概率姓李或者彭,看到“颍川”就知道大概率姓陈。这些在中国已经被遗忘得差不多的郡望,在这个距离故土千里万里的小岛上,却还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刻在门楣上,写在族谱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黎紫书《流俗地》里那些锡都小镇上的华人,他们在异乡扎根,在异乡繁衍,却始终记得自己来自哪里。这种记忆不是为了回去,而是为了知道自己是谁。在这个身份暧昧、归属模糊的土地上,这些来自祖籍地的名字,就像是一个锚,知道自己不是无根的浮萍。

小渔村的日常就是这样——晾晒的渔网、停泊的小船、在小道里跑来跑去的孩子、坐在门口聊天的老人。这样的场景常常让人误以为这里的生活是宁静的、岁月静好的,但谁又不是在大风大浪里挣扎求存呢?海上搭建起来的房子,每一根柱子都要对抗潮汐和风暴;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人,每一次出海都要面对未知的风险。

在岛上待到下午,依依不舍地往码头走。回程的船上,大家都疲惫了,整艘船安静得很。我坐在边上的位置,看着吉胆岛在身后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海天交接的地方。船顺着巴生河往回开,两边的红树林在落潮时露出了更多的根须,像是这片土地的血管,在阳光下泛着黑色的光。我一直很好奇,如果走进红树林深处探索,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是更深的泥沼,还是某种隐秘的生机。

回到巴生港口后,才发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那班免费的接驳巴士迟迟不来,我在车站等了一个半小时。巴生港口的车站很小,蚊虫很多,即使穿着长袖长裤,还是被叮了好多包。周围陆续有人来等车,都是些看起来疲惫的面孔——大抵都是外劳,其他人大都习惯了驾车出行。每个人都沉默地等待着,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询问车什么时候来,就那样静静地等着,像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等待。

天色渐渐暗下来,车站的灯亮了起来,发出昏黄的光。我站在那里,突然觉得有些恍惚——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我还在那个租来的房间里犹豫,现在已经是傍晚了,我去了一个岛,看了一些庙,吃了一些食物,租了一辆电摩,然后又回来了。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像是做了一场梦。

巴士终于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回程的车还是来时的那个司机,只是乘客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摸了摸背包里装着的打包食物,还有点温度。想起今天在岛上看到的那些门楣上的祖籍地名,想起那些高脚屋下密密麻麻的木桩,想起那些在红树林里穿行的白鹭,想起阿姨说的那句“堂弟他们经常从那边过来,但我还是没回去过”。

不是回不去,而是回去的路已经不是原来的路了;不是忘记了故土,而是故土已经忘记了你。那些写在门楣上的地名,与其说是指向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不如说是指向一种身份、一种归属、一种在这个暧昧的土地上安身立命的理由。

车到了subang jaya,继续转MRT回家。地铁里冷气很足,我裹紧外套,看着车窗上倒映出来的自己的脸,疲惫、茫然,却也有一丝满足。今天的旅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遇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也没有什么深刻的顿悟,但我确实去了一个地方,看了一些东西,体验了一种不同的节奏。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我打开打包回来的食物,食物还是美味的,虽然已经凉了。我一边吃,想起最近看过的那些关于记忆、关于时间、关于在异乡寻找自己的文字。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会忘记,不是因为它有多美,而是因为在那里,你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想我今天在吉胆岛意识到的,也许就是此:我们都是离散者,都是在寻找某种归属的人,都在试图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而那些写在门楣上的地名,那些搭建在海上的房子,那些还在说着古老方言的老人,他们就是这种寻找的证明。

窗外的夜色很深,远近都有灿烂的灯火,像是漂浮在黑暗中的星星。我关上灯,躺在床上,迟迟不能入眠,睁着眼直到听到了阿訇的祝祷声,脑海里那些画面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贴近的奇特质感,明天我还会继续这样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写论文、吃饭、睡觉,偶尔出去走走,偶尔想起故乡,偶尔怀疑自己的选择。

在睡意袭来之前,最后想起的是那片红树林。密密麻麻的气根牢牢地扎在淤泥里,既是支撑,也是束缚;既是归属,也是囚笼。但还是在那里,在潮起潮落之间生生不息。

两边的泥淖里都是螃蟹,不愧是螃蟹岛。

炸虾饼,里面的白虾很新鲜,比我在福建吃的炸虾饼不刺嘴。

岛上唯一的金融机构Maybank,大抵是证明这仍是一个社会化的地方。

鸡蛋卷是这样一张一张手作卷起来的,并且贩卖得也很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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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翻滚碰撞!

这一年的时光,像黄桷树下筛落的光影,明明灭灭,已经淌过去了。

这个世界的纷扰颠簸,从来不曾停歇。巴勒斯坦的孩子在硝烟里等面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冻土上终于有了和谈的声音——那声音微弱得像阴雨天里漏进来的一线光,不敢说它能照亮什么,但它就在那里,也不能假装看不见。美联储降息了,黄金白银应声而涨,那些亮晃晃的金属光泽里,藏着的无非是人心对安稳的渴求。这些大事离我们很远,又很近。最动人的还是那些烟火气里的故事。重庆荣昌有个卤鹅哥,穿一身大花袄濒临破产,却还借钱追五站路去给人送吃的。就凭这一碟卤鹅的香气,他不但救活了自己的生计,还让荣昌这个地名传遍四方。这大概就是真诚的力量吧。小人物的坚持,有时候真的能照亮一片天地。而大时代的浪潮里,总还藏着别的可能性。

世事如戏,可这戏从来没有写死的结局,就像老房子的窗棂,它以为它挡不住挡得住风雨,可它也偏要漏进几缕意外的晨光。
筷子小手又陪你走过一年了。明年会更好吗?谁知道呢。但愿我们都能更从容一些。

拥抱不确定性

有这么个故事,说醉汉夜归,路上丢了钥匙,该怎么办呢?他知道自己把钥匙丢在了街上某个黑暗的地方,可他却在路灯下苦苦寻找。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灯光。

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致使我们追求看似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路灯下寻找钥匙。我们不敢冒险走入黑暗之中,无论现状多么差。我们天生就对不确定性有着同样的恐惧。

但是,只有当我们抛弃掉确定性答案,敢于冒险远离路灯去找钥匙,才能真正实现突破。就像卤鹅哥当初借钱追车时,未必想到会火遍全网,可他们都肯带着一份孤勇往前走,这便是与不确定性相处的最好模样,把未知当成未拆封的盲盒。

确定性的终点,就是进步的起点。

积极与世界碰撞

改变人生的事情,你必须冒险;意义非凡的事情,大多碰巧发生;不重要的事情,才有周全的计划。世界不会迎合我们,就像做投资一样,亏了就得认,挨打了就立正。

你说例子?

当年沪上小姐们脱下旗袍换上洋装,或是小贩放下担子闯南洋,哪一桩不是揣着几分忐忑,赌上几分孤勇?那些能改写命运的机缘,从不会乖乖等在计划周全的路口,它们更爱藏在雾霭沉沉的岔道后,要你敢走进不确定的道路,敢接住那未知的牌。

筷子小手家族中也有这般孤勇的人,他们远渡重洋,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从零开始,这份与世界碰撞的决绝与勇气是我非常钦佩的。但说回来筷子小手是个写吃喝玩乐的公众号,我们是绝对不会向流量妥协的。写作是一件半衰期很长的事情,筷子小手应该坚持写自己的体感,找到能够共鸣的读者,而不是写热点、去迎合。每当我们2023年的历史文章被读者检索到,被再次阅读、评论、转发时,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不必追热点,坚持长期主义。

世界不会迎合我们,请积极和世界碰撞💥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皮相无关紧要,才华可以慢慢培养,唯有勇气是毕生倚仗。

明年

未来的日子,大约也还是这般,华丽而苍凉,热闹而空洞。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在时代的锣鼓点儿里,努力听清自己心跳的声音,在无尽的流转中,抓住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刹那。

希望明年我们能慢慢解除追求“确定性”的思想钢印,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翻滚碰撞,找到一叶孤舟走到对岸。

季度回顾

年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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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翻滚碰撞!

这一年的时光,像黄桷树下筛落的光影,明明灭灭,已经淌过去了。

这个世界的纷扰颠簸,从来不曾停歇。巴勒斯坦的孩子在硝烟里等面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冻土上终于有了和谈的声音——那声音微弱得像阴雨天里漏进来的一线光,不敢说它能照亮什么,但它就在那里,也不能假装看不见。美联储降息了,黄金白银应声而涨,那些亮晃晃的金属光泽里,藏着的无非是人心对安稳的渴求。这些大事离我们很远,又很近。最动人的还是那些烟火气里的故事。重庆荣昌有个卤鹅哥,穿一身大花袄濒临破产,却还借钱追五站路去给人送吃的。就凭这一碟卤鹅的香气,他不但救活了自己的生计,还让荣昌这个地名传遍四方。这大概就是真诚的力量吧。小人物的坚持,有时候真的能照亮一片天地。而大时代的浪潮里,总还藏着别的可能性。

世事如戏,可这戏从来没有写死的结局,就像老房子的窗棂,它以为它挡不住挡得住风雨,可它也偏要漏进几缕意外的晨光。
筷子小手又陪你走过一年了。明年会更好吗?谁知道呢。但愿我们都能更从容一些。

拥抱不确定性

有这么个故事,说醉汉夜归,路上丢了钥匙,该怎么办呢?他知道自己把钥匙丢在了街上某个黑暗的地方,可他却在路灯下苦苦寻找。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灯光。

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致使我们追求看似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路灯下寻找钥匙。我们不敢冒险走入黑暗之中,无论现状多么差。我们天生就对不确定性有着同样的恐惧。

但是,只有当我们抛弃掉确定性答案,敢于冒险远离路灯去找钥匙,才能真正实现突破。就像卤鹅哥当初借钱追车时,未必想到会火遍全网,可他们都肯带着一份孤勇往前走,这便是与不确定性相处的最好模样,把未知当成未拆封的盲盒。

确定性的终点,就是进步的起点。

积极与世界碰撞

改变人生的事情,你必须冒险;意义非凡的事情,大多碰巧发生;不重要的事情,才有周全的计划。世界不会迎合我们,就像做投资一样,亏了就得认,挨打了就立正。

你说例子?

当年沪上小姐们脱下旗袍换上洋装,或是小贩放下担子闯南洋,哪一桩不是揣着几分忐忑,赌上几分孤勇?那些能改写命运的机缘,从不会乖乖等在计划周全的路口,它们更爱藏在雾霭沉沉的岔道后,要你敢走进不确定的道路,敢接住那未知的牌。

筷子小手家族中也有这般孤勇的人,他们远渡重洋,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从零开始,这份与世界碰撞的决绝与勇气是我非常钦佩的。但说回来筷子小手是个写吃喝玩乐的公众号,我们是绝对不会向流量妥协的。写作是一件半衰期很长的事情,筷子小手应该坚持写自己的体感,找到能够共鸣的读者,而不是写热点、去迎合。每当我们2023年的历史文章被读者检索到,被再次阅读、评论、转发时,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不必追热点,坚持长期主义。

世界不会迎合我们,请积极和世界碰撞💥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皮相无关紧要,才华可以慢慢培养,唯有勇气是毕生倚仗。

明年

未来的日子,大约也还是这般,华丽而苍凉,热闹而空洞。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在时代的锣鼓点儿里,努力听清自己心跳的声音,在无尽的流转中,抓住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刹那。

希望明年我们能慢慢解除追求“确定性”的思想钢印,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翻滚碰撞,找到一叶孤舟走到对岸。

季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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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FRIM)徒步记

雪隆的雨季总是翻云又覆雨。午后气温上升,并无烈日当空,坐在开往北边的MRT上,为了省钱才用了MRT+打车的方式去到目的地。吉隆坡的钢筋森林不远的地方,有另一种”天际线”——由树冠编织而成的、属于热带雨林的天际线。

目的地是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英文名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Malaysia,简称FRIM。

名字听起来应该是科学家们做研究的地方,实则藏着一片545公顷的人造热带雨林,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再生森林之一。

预约方式

如果想深入FRIM的森林步道,有一件事必须提前准备——发邮件预约。

这不是那种随性的”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去爬山吧”的地方。FRIM的管理相当严格,森林内部的徒步路线必须由专业自然向导陪同。需要提前至少三个工作日发邮件到frim_enquiry@frim.gov.my,说明参观日期、人数、想走的路线。如果是10人以下的小团队,流程相对简单;超过10人的团体则需要更早申请并等待审批。

邮件回复的速度取决于运气和工作日的忙碌程度。我是参与的小伙伴提前预约的,约了周四下午两点的森林徒步。向导费用是150马币,门票对于外国人是5马币/人,当地人是1马币/人,没有在线支付系统,需要通过银行转账到指定的政府账户,(如果你也想去,我可以帮预定及支付😊)有时候会觉得”不够现代化”的方式让整件事多了几分仪式感,就像是老派约会的古典情感。

记得:如果想要中文向导,一定要在邮件里面强调“只能听明白中文”,这样工作人员就会尽量安排会华语的向导,毕竟一共40多个向导只有十余个会说中文。

这片森林不是公园也不是景区,而是科研机构的一部分。它对游客开放,但从不过度迎合。要来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克制反而让人更加期待。

从吉隆坡市中心出发,车程大约30分钟,FRIM就坐落在甲洞区,紧邻武吉拉贡森林保护区。这里距离著名的黑风洞不过十来公里。整个园区在早上六点就对外开放,一直到晚上七点。我们预约的森林徒步在下午两点钟正式开始,向导准时出现在访客信息中心(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门口。

向导

向导姓杨,我觉得得叫一声杨伯伯,毕竟他比我爹地年纪都还要大。他是退休作为志愿者来做兼职的,退休之前是一名工程师,退休后就成为了FRIM的自然向导,穿着一件绿色的T恤,速干裤和劳保运动鞋,还有竹制的登山杖。

杨伯伯给我们介绍他旁边的阿姨是他的师姐,刚刚带完上一个团,爱户外和爱公益的人都显得很年轻哇。”今天会走Keruing Trail,那是kapur树最密集的路段。蚊子不少,但风景值得。”杨伯伯笑着说。

我问会不会有蛇,他笑了笑:“别惊慌。它怕你胜过于你怕它。”

一座从矿坑里长出来的森林

很多人不知道,FRIM这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曾经是一片伤痕累累的锡矿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来亚的锡矿业如日中天,甲洞一带被挖得千疮百孔。露天开采留下了巨大的矿坑,植被被连根拔起,土地变得贫瘠而荒芜。直到1929年,时任森林研究所的所长F.W. Foxworthy博士启动了一项大胆的实验——能否在这片废弃的土地上,重新种出一片热带雨林?

这不是简单的植树造林,而是一场精密的生态重建工程。研究人员从马来半岛各地采集种子和树苗,引入了超过2500种树木,包括龙脑香科的巨树、竹子、热带果树等等。他们模拟天然雨林的分层结构,让高大的乔木形成林冠层,中层是灌木和小乔木,底层是蕨类和地被植物。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片人造森林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233种鸟类、62种哺乳动物、82种爬行动物、34种两栖动物和21种淡水鱼在这里繁衍生息。从卫星图上看,FRIM的绿色与周边的城市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像一块被时光遗忘的飞地。

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FRIM)旗下的雪兰莪森林公园已于 2025 年 7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马来西亚第 6 个世界遗产,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生物多样性,更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即使是被彻底破坏的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科学的方法,也能重新长出森林。

树冠间的”社交距离”

进入徒步最初一个小时,我们路过了英国修建于1929年的楼,路过日本人当年侵略栽种下的树木。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湿润而清新,带着泥土和腐叶的气息。
杨伯伯走得不快,常常停下来,指着某棵树介绍它的学名、用途和生态特征。他的知识储备惊人,仿佛整座森林都装在他脑子里。

这个是蚁类用分泌物把树叶粘起来的巢穴,近看还能看到一粒粒的虫卵。

树叶巢穴

处处可见白蚁的巢穴,有小伙伴问会不会伤害树木,杨导说白蚁只会啃食腐烂的木头。

黑色是被啃食的

一种特别的蚂蚁,头部是深色,身体呈浅色。

长在树上的老虎斑胡姬花(兰花),是新加坡的国花

虎斑胡姬花

这是蚂蚁从树干上建起的巢穴的入口,有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这么个小口

需要10个人合围起来的榕树。

颇像《甄嬛传》里允礼爱的合欢花,其实是叫“滨玉蕊”。

滨玉蕊

杨导突然加快脚步,抬头望向树冠,“前面就是crown shyness最明显的区域。” 然后他俯首拾起一粒像毽子一样的东西,告诉我们这就是这种植物的种子。

Crown shyness,中文叫“树冠羞避”或“树冠害羞现象”,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某些树种的树冠在生长过程中会刻意避开彼此,即使挨得很近,树梢也绝不接触,从而在天空中形成犹如拼图般的缝隙。我们继续向上爬升了一段距离,来到一片kapur树(Dryobalanops aromatica,婆罗洲樟脑树)林下。杨伯伯示意我们抬头看。

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头顶上方,树冠层形成了一幅天然的拼图画。每一棵kapur树的树冠都保持着独立的圆形或椭圆形轮廓,它们的边缘彼此分离,留下清晰的缝隙。阳光从这些缝隙中倾泻下来,像是天空在树叶间画出的白色线条。

整个画面既有规律又充满随机性,既是几何的也是有机的。

“这些树是在1950年代种下的,” 杨导说,“它们现在大约有70岁,高度超过60米。科学家对这种现象有很多解释——有人说是风吹导致树枝相互碰撞后自我修剪,有人说是树木通过感光系统避免遮挡彼此的阳光,还有人认为是为了防止害虫在树冠间传播。但人们普遍更愿意相信,这些树是真的“害羞”,它们在保持礼貌的距离。”

这片kapur树林曾被《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Ian Teh拍摄,照片刊登在一篇题为《有些树木可能会“保持社交距离”以避免疾病》的文章中。那是2020年疫情期间,树冠羞避现象被赋予了新的隐喻意义——即使是植物,也懂得保持距离以保护彼此。

我们在树下站了很久,一行的妹妹们拍了几百张照片也舍不得移开目光。会这种景象的树木全世界也就十余种,除了kapur树,园区里还有一片Shorea resinosa(重瓣娑罗双树)也展现出类似的现象,位于Perah露营地入口附近,那些树龄达83年的meranti树同样在空中编织着令人惊叹的图案。

森林的呼吸

离开树冠羞避区域,我们沿着Keruing Trail继续深入。步道逐渐变得狭窄,铺设的木板被天然的泥土路取代。脚下的落叶松软而潮湿,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

杨导的讲解变得更加细致。他蹲下身,指着一株看似普通的蕨类植物,说他们背后的种子形态各异,这是热带雨林底层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他拨开枯叶,露出一颗圆圆的像核桃大小种子让我们嗅,又拿小刀把种皮割开,居然和我们平时吃的大蒜味道一模一样。

树上的大蒜

“FRIM是个活的图书馆,”他说,“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寸土壤都在讲述自然的故事。每次走进森林,还是会有新发现。”

一开始我们经过了一个小水塘,曾经是锡矿开采时留下的矿坑,如今已被雨水填满,成了淡水鱼和两栖动物的栖息地。杨导指着水面说,这里还引入了巨骨舌鱼(pirarucu),一种原产于亚马逊河流域的大型鱼类,体长可达4.5米。

“为什么要引入外来物种?”我问。

“这是早年的实验项目,”他解释,“目的是研究不同物种在热带环境中的适应性。不过现在我们更谨慎了,生态平衡比科学实验更重要。”

森林里的时间流逝得很慢。我们走走停停,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走出了森林主干道,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有几栋传统马来高脚屋,屋顶是尖尖的,墙壁是木制的,四周种满了热带花卉。这些建筑是FRIM的教育展示区,用来展示马来西亚传统建筑与森林资源的关系。

“需要休息吗?”Johnson问。

其实并不需要,整个行程的话也就1公里多,对于经常户外的我而言很简单。杨伯伯掏出记录本,开始记录今天的观察数据——鸟类种类、树木健康状况、游客数量。这是FRIM向导的日常工作之一,每一次带队都是一次科学记录。

森林之外

如果你爱刺激,对树冠徒步不感兴趣,这里还有其他选择。森林空中走廊(Forest Skywalk),位于森林内的甲洞植物园(Kepong Botanic Gardens)内。这是一座长250米、高50米的悬空步道,蜿蜒在树冠层之上,让游客可以从鸟类的视角俯瞰森林。走在上面,脚下是摇晃的钢索桥,两侧是伸手可及的树冠,远处是雪隆河谷的城市天际线。

空中走廊需要单独预约,可以通过官网skywalk.frim.gov.my在线订票,10人以下的团队建议选择这种方式;10人以上则需要发邮件到访客信息中心。每周五是维护日,不对外开放。门票价格不贵,成人35马币,儿童和老年人有优惠。

此外,FRIM还有多条不同难度的徒步路线,比如适合家庭的Salleh自然小径、相对陡峭的Engkabang步道,以及通往Sungai Kroh瀑布的长途路线。瀑布那边有野餐区、简易餐厅和洗手间,适合带小孩的家庭。

如果对观鸟感兴趣,FRIM是雪隆地区最好的观鸟地之一。不过,四人以上的观鸟团队需要在访客信息中心登记,并且不能使用录制的鸟鸣声引诱鸟类。

下午四点多点,我们结束了徒步,回到访客信息中心。杨伯伯给我们看了看园区地图,上面标注了所有步道、植物园、露营地和科研设施的位置,真的很值得在旱季再来探索一次,相信和雨季一定有不同的风采。

建议

如果你也打算去FRIM徒步,这里有一些建议:

预约:

  • 森林步道徒步必须提前预约,发邮件frim_enquiry@frim.gov.my,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
  • 空中走廊可通过 skywalk.frim.gov.my 在线预订(10人以下)或发邮件(10人以上)。
  • 周五是维护日,植物园和空中走廊不开放。

关于费用:

  • 向导费150马币(团队共享,不按人头计算)。
  • 入园费:本地成人1马币,外国游客每人5马币。
  • 停车费5马币。
  • 空中走廊门票约35马币。

关于时间:

  • 建议预留3小时进行森林徒步。
  • 园区开放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7点。

关于装备:

  • 穿长袖长裤,即使天气炎热——森林里蚊子多,偶尔有水蛭。
  • 带上防蚊液和防晒霜。
  • 穿防滑登山鞋,雨后步道会很湿滑。
  • 备足饮用水,森林里没有补给点

关于交通:

  • 自驾最方便,可在Google Maps或Waze搜索”FRIM Kepong”。
  • 公共交通:搭KTM通勤线到Kepong Sentral站,再打车约10分钟。
  • 从KLIA机场打Grab约70分钟,费用80-90马币。

其他注意事项:

  • 禁止采摘植物、捕捉动物。
  • 不要偏离既定步道,私自开辟新路线。
  • 森林里手机信号不稳定,提前下载离线地图。

城市里的绿地越来越少,但FRIM却证明了一件事:人类有能力修复自己造成的破坏。那些从矿坑里长出来的树木,那些在空中保持”社交距离”的树冠,那些在森林里安家的鸟兽,都在提醒我们——自然从不缺席,只要我们愿意给它机会。

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吉隆坡的人潮,厌倦了商场的冷气,不妨去FRIM走一趟,也许会遇到真正的森林和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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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书店:马来西亚的纸墨宇宙

最近看了前辈们分享的论文写作经验,坚持每天500的输出量,像写日志一般,希望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

可是写论文哪有写日志舒适呢,写日志的体验胜于写小说、写散文,更胜于写论文了。但是写论文又胜于做数据分析,做数据分析又胜于人情世故,所以一切都是两害取其轻罢了。有此生来,久坐或者久站都已经不是老胳膊老腿的舒适区,散步学由此生长开来。

每次去大众书局(Popular Bookstore)逛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太欢喜,虽然从理性上来说应该多多支持,毕竟唱片、DVD出租、纸媒和这些大型连锁书店是时代文化快要消失的产物。大众书局之于马来西亚人大抵就是新华书店之于中国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味同嚼蜡但有些东西诸如教科书工具书之流却唾手可得。

除此之外的连锁书店还有茑屋书店(Tsutaya Books),和无印良品(Muji)一样充斥着日式的气息,有咖啡馆有售卖周边倒也洋气,但里面的人大多是拍照的和浅尝辄止的,少了读书的趣味,诚品书店(Eslite Spectrum)也一个道理。

马来西亚还有一家比较出名的书店叫“BookXcess”,很多商场里面都有这家连锁书店,华文书籍不太多,为数不多的华文书籍中大多数都是教煮饭等生活向的书,我都逛书店了还让我囿于厨房,实在不是放松心情的书店散步学理想地点。

之前我还去过一家”Junk Book Store”(参看:《吉隆坡的旧书店》),在这里也很好待,我喜欢翻阅老东西,过去的我未曾经历的和未来的我未曾经历的,都一样地吸引我。不过这里的气味因为是故纸堆不太好闻,加上老板和阿姨实在是像生意人一般,缺了一些我想象中的“读书人”的气质,我偶尔来逛但并不以为是让人舒服的地方。

直到逛到这几家店,让我怦然心动了一下。第一家是叫作学林书局(Intelligentsia Book Station),在富都车站附近,之前我路过过,但是因为门脸不在临街,所以没上去瞧瞧。这家书店的风格和旧书市场比较相似,在Shopee上也有店,新书旧书各占一半,大多都是内地版的图书,如果是想来找一些马来西亚的华文内容是不太多的,可能更适合当地华人逛逛。

不过对于我这样经常穿梭于各个书摊的假读书人,关键是可以淘到一些大陆不太好找的书籍,捡漏一些遗珠。甚至还有一些过去的DVD、台式电视机的维修书籍等等,可能对于念旧的人是极有帮助的,只是在中国买一部新的比修一部旧的更便宜更轻松,所以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已经不再愿意修补,转而选择重新开始。

书店营业时间每周一到周六10:00-17:00,周日休息。

第二家是我也路过两三次都没进去过的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Book),这家书店应该是我觉得整理来说比较舒服的书店,也许是逛起来的感觉和中国的书店比较相似。不过书店开辟的专区和分类很棒,近期门口的分区应该就是为了致敬金庸老先生,所开辟的武侠专区。

其中谈武侠又不仅是武侠,很多和武侠相关的历史、人文地理乃至更深入的法律人性哲学探讨诸如此类,脑洞很大和我很搭。另外这家书店还有明晰的马华文学区,有好几个架子,这次时间匆忙就只买了一本新马华人诗人鲁白野的《马来散记》,下次值得花一整天坐着慢慢看。

书店也有一部分漫画书,我不太懂所以没有细看。店员给人感觉比较舒服,书店营业时间周一到周日10:00-18:00。

第三家是躺在我的收藏夹里很久了的一家叫作月树(Moontree House)的书店,我跟着导航在门口确认了好几次才敢沿着小楼梯上去,确定这里是一家书店。

这里应该可以被叫做一间独立书屋了,因为书籍的选择都很具有个人风格,有很多女性主义、LGBTQ+的内容,能看出老板真的很有个性,其实我也想当一个那么有个性的人。

不过需要消费才能坐下来品读,可以吃点小饼干、小蛋糕和咖啡,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个顾客,所以坐了一会老板也没说啥。不过在这家书店我读到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越讀越覺得詩是一種天真的表現,好詩必定天真無邪,詩人越天真寫出來的詩越可貴。但天真最容易變質,會腐蝕天真的便是世故。(席慕容)”

最后这附近还有一家叫作永恒智慧书局(Eternal Wisdom Bookstore),是一家基督教书店,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逛一下,据说有很多教义类的书籍和装饰品,和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很搭。

这次书店散步提到的四家书店都很近,离MRT站也不远,哪怕是来旅行的朋友们也可以逛逛,毕竟书店散步也是旅行的一种嘛。

逛完之后觉得自己又文艺了一点点,不过在纯文学的世界里我总是被嫌弃的那个。写论文时的焦虑,做数据时的麻木,人情往来时的疲惫;在书店里却短暂地把这些身份放下,像把沉重的外衣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却没有人听见它轻轻地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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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认真做自己

老旧的办公楼里,窗外是病人的呻吟和家属的叹息,还有同事们紧缩的眉头。有阳光的秋天才能清晰地感知雾气,清晨雾一层层升起。常感觉被困在一架缓慢运转却不能停下的机器里,每个齿轮都精确却冷漠,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紧绷。

30+的女性,并不缺乏继续稳妥地生活下去的能力。可稳妥,像一块覆着碎尘的玻璃,把我与更远处的光隔开。当时的感觉是,如果继续留下,会被一种透明的疲惫慢慢覆盖,那疲惫没有形状,也没有声音,却真实地存在。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去哪里,也没有明确的下一步计划。读书并非某种宏大的志向,只是当下唯一能看见的一条路,我知道自己需要一种彻底的变化,而不是局部的修补,人生总要有一处不同。

于是,锁掉办公室门的那刻觉得空气清澈。离开像一枚种子悄然裂土,那声音小得无人能听见,却足以改变它此后的生长。

辞家千里又千里,一段1000km+的红眼航班加上另一段2000km+不睡觉航班,并非为了争气再争气,甚至只是为了在争气之前降低一些以防争气失败的成本。勇气是亲人加持然后自己信以为真的,泪水是深夜里一边脱发自己体会。在成年人看结果的年龄,过程好像不再重要,但又有很多人说你要做过程管理,不再敢说自己的优点是勇敢和努力,虽然前者我是真有后者是真没有。

过程不知何时成了一种,拿不到结果的人的托词。可我真的觉得过程很美啊,去目的地的路上开车两旁的风是自由的,为了科研成果看的文献是充盈的,还没有结果之前的嫩芽和花朵都是极富美感的。所以我不会美化我的过程,我会坦诚接受,我当每一份经历都是塑造独一无二自己的催化剂,我不会被任何一种预设的命运所钳制,我不会被智子窥探到下一步的安排。

这次离开,家乡的银杏叶几乎是都黄了,我让某人给我拍一张照,他说明年还会黄不必拍,可我却觉得再也看不到2025年的满城铄金了,所以那天在爸爸的车后座,我拍下了这张2025的家乡的秋天。

想到这点我有些伤感,与年少时的决绝相比,似乎越来越女儿气了。但我又是实实在在地爱着不确定,每一次未知让我感到轻微的恐惧,也带来一种奇怪的平静。我并不期待未来给出明确答案。我只是想在更大的空间里,重新寻找一个能与自己对话的方向。

其实我不是个争气的娃儿,比起我的父母辈之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是真正实现了层级的跨越,而我好像没能实现更上一层楼。那天和某人聊绩效考评的设置问题,虽然学的就是这个,但说实话我从内心来说又不信这个,被绩效控制的人生有种人工智能味儿,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够逃过成为绩优股的环境呢?

20+时我以为成长是靠意志一寸寸逼出来的,如今才知道,它更像一朵水面上的花,靠着风势、靠着阳光、也靠着暗处的力量。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过程里尽量温柔,在变动里尽量诚实。父辈的跨越是清晰的,是时代的力量。他们的成长是垂直的,带着骨子里的重力。而我的跨越是横向的,是在看似稳定的生活表面裂开一道缝,那道缝让我看见另一种可能。我没有他们的决绝,也没有他们的方向。

评价体系终究只是别人眼中的“结果”。而在屋内灯下,我的努力像一些碎片,散落在书桌前的每一篇文献、流过的每一次泪、想家的每一秒,都在悄悄把我带向一个更真实的自己,不必层级层级往上爬,能向内走一寸,也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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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个重型汽车博物馆,车迷朋友可免费参观

又是繁忙的周末。周五晚上在试错3次后终于成功的肉包子,周六一天的志愿活动体验了暌违久矣的射击,周日也不敢过于懈怠,八点多起床已经算骗自己睡了个懒觉。

车启动,导航锁定“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筷子小手少了仪式感,车轮滚起来,目的地就成了自然延伸的一部分,三十来岁的我们少了犹豫,多了“只管出发”的笃定。

从荣昌往双桥经开区走的老成渝路车特别多,最近邮亭段还在修路,抵达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时十一点多,门口的停车场车位不超过10个,自驾的便利是能直接停在室外展区旁的专用停车场,车位正对着那台标志性的CQ261军用越野车。这辆2021年博物馆开馆时就矗立在此的卡车,漆皮剥落处露出暗红底色,比宣传照里更显筋骨。

没等预约的讲解,我先绕着展区走了半圈,4000吨液压机独占半亩地的体量令人屏息,正午的光线切在钢铁躯体上的锈层分层清晰。

路过的每个上年纪的人都是随机的讲解员,比如路遇戴着老花镜的大爷,自述是原来汽车厂的老职工,讲起历史如数家珍。他指着室内序厅的老照片说,1965年“三线建设”浪潮中,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带着图纸和棉衣扎根大足,在荒坡上搭起油毛毡棚开工。

展柜里的搪瓷缸印着“抓革命促生产”,帆布工具袋补了三层补丁,最动人的是本1978年的生产日志,泛黄纸页上的红色批注“超额完成12台”力透纸背。“筑梦重车展区”的CQ4160卡车格外醒目,大爷说这是1983年国产首款16吨柴油卡车,曾参与青藏公路建设,车身上“海拔5231米”的字样,是它闯过的勋章。

临近出口的地方,旁边两位白发老人用普通话话交谈,耳朵竖起来听到他们是当年从长春来的技术员,退休后每年都来看看。“冬天靠煤炉取暖,晚上就着煤油灯画图纸,现在看傻气,当时只想着‘不能拖后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相信“傻气”会成日后的底气,只觉得这世界没有了公平和正义。

从博物馆自驾去长河煤矿约半个小时,导航从“车城大道”切换到“邮亭镇”,路牌渐渐从“工业旅游区”变成“长河社区”,巴岳山的淡墨轮廓逐渐显现,车子驶过刻着“长河”二字的石拱桥,桥下溪水飘着梧桐叶,两岸426亩的矿区映入眼帘——2.6万平方米的建筑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红砖房,墙面上“安全生产”的标语虽褪色却清晰,这便是1959年诞生的长河煤矿核心区域。

其实作为在矿区长大的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长河煤矿这个名字,当时大家都叫它“长河碥”。直到我看到旁边的这条小河,才知道了这个名字的由来,没有”长河落日圆“的瑰丽,只剩下枯藤老树昏鸦的破落。

进入矿区核心区,平硐井口被铁丝网围挡,乱糟糟的藤蔓和植物覆盖了这片区域,还有刺鼻的气味。汽机检修班的小楼二楼甚至养上了鸡娃子,不远处立着的黑色铭牌详细标注着技术参数:采用平硐加斜井开拓方式,配备混合式通风系统,历史上隶属于永荣矿业公司,是区域内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矿区巅峰时期核定产能达30万吨/年,那些从井下开采出的煤炭,曾源源不断供给周边工厂与电厂,为工业发展提供核心动力。不远处的矿用卷扬机静静矗立,斑驳的钢缆缠绕在滚筒上,锈迹沿着钢缆纹路蔓延,在阴雨绵绵中看不到终点。

长河家属区的楼宇虽然老旧无人修缮,但楼排列整齐有当年国企的风范。楼体残留的“职工宿舍”标识和现场的导览图可知,这些建筑多为上世纪80年代统一修建,每层楼的阳台护栏样式一致,不难想象当年家家户户在此晾晒工装的场景。

导览图上标注的“子弟学校”“职工食堂”旧址就在不远处,根据矿区配套建设的常规规划,鼎盛时期这里还应有浴室、俱乐部等设施,形成了完整的生活服务体系。最热闹的时候,矿区有近千职工,加上家属,跟个小社区没差。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连永荣矿务局都不在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返程时天已擦黑,车灯照亮山路两旁的梧桐树,影子在车窗上忽明忽暗。焦虑偶尔会冒头,但此刻突然通透,乾坤未定,皆是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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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游灵岩,何以言泰山?

自明代以来,就有“灵岩寺为泰山背幽绝处,游泰山不游灵岩不成其游”之说。于是车行泰山脚下,一夜酣眠后,一行四人分列两队,一队开拔向泰山,一队寻古灵岩寺。

泰山是五岳之首,5元人民币纸币的背面也是印着泰山,作为国家形象向世人展示。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盘古死后其头部化为泰山。古代历朝历代统治者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并在泰山上下建庙塑神,刻石题字,留下诸多古迹和文物。所以泰山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如果选择特种兵的方式感受泰山,可以去夜爬泰山看日出;如果是登山爱好者,可以选择红门登山线;如果是家庭出行,可以选择桃花峪登山线。总之,泰山很大,路线很多,玩法很多样。

泰山小队因为这次时间不是特别充足,而且队员膝盖不好,选择桃花峪路线。提前一天到达桃花峪,在最近的泰山脚下歇息一晚,感觉腿脚都有力了。酒店旁边就是一条小河,拦河坝的水面映着高山绿树,红红的山楂果点缀岸边,宁静而充满生机。为了赶上最早的车进入景区,泰山小队6点就起床,天蒙蒙亮,气温还很低。走600米当热身到桃花峪游客中心,转乘景区的中巴车进山,途中欣赏美丽的山色。中巴车的终点就是缆车的起点,乘坐缆车上山的时候第一批夜爬泰山的人还没有下来,所以上行缆车是满载,下行缆车是空载。

泰山小队的小伙伴就这样和他的”老泰山“一道“毫不费力”地直达泰山玉皇顶,海拔1545米。此时山顶雨雾弥漫,大风不止。我们随手捡了一件别人丢弃的雨衣,套在身上至少不被雨水打湿。因为山东近日连连阴雨,前一天和后几天泰山局部都是阴雨天气,今天至少还是多云才得以登山,算作是不幸中的万幸。

另一队寻古小队七点半出发,启程前往泰山北麓长清县万德镇灵岩峪方山之阳的灵岩寺。这里并非无名之刹,而是唐代起就与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当阳玉泉寺并称天下“四大名刹”。

难得晨起访古寺,看到牌坊后一路顺着古柏而上,晨雾刚从灵岩山的石阶上退去,脚边苔衣还带着潮气,山门内的古柏就把影子斜斜铺在地上。远远听见檐角风铃轻响,混着山雀的啁啾,倒比寺外的人声更清晰。这是梁启超先生1922年游过的古刹,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1936年寻访过的地方。

千佛殿的门槛被千年香客磨出浅凹,烛火在罗汉像上流转,西壁角落那尊皂色泥塑忽然撞入眼帘。眉骨高突,腮边短须虬结,左手按膝指节泛白,分明带着几分猴相,而真正的取景地,要往殿外的塔林去。

从千佛殿绕到西北侧,辟支塔的轮廓便撞进视野。这尊隋代始建、唐代重修的佛塔直插云天,塔身砖石泛着青灰的光泽,每一层檐角都挂着风铃,风过时分,清响能漫遍整座山谷。仰头细看,塔身雕刻的飞天与力士虽已风化,衣纹的褶皱却仍清晰可辨,砖缝里嵌着几星枯草,是岁月漏下的胡须。

忽然想起梁思成考察日记里的话:“灵岩之塔,兼隋之雄健与唐之秀逸”,此刻才懂这评价的分量——没有浮夸的雕饰,却把千年光阴都砌进了砖石里。

沿塔侧小径走,《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塔林便铺展开来。

三百多座石塔高低错落,最古的隋塔裂着细纹,却仍倔强地立在晨光里。我蹲下身抚摸一座元塔的碑刻,字迹已模糊,却能辨认出“重修”字样。灵岩寺墓塔林数量仅次于河南登封少林寺,为我国第二大墓塔群。

梁思成和林徽因1936年冒酷暑测绘的考察报告,为辟支塔和千佛殿的修缮留存了关键数据,“两位当年的记录和照片,现在还在《中国建筑史》里,游戏里那些写实的塔檐结构,其实早被先生们记下了”。

坐在塔林的石阶上歇脚时,阳光穿过辟支塔的檐角,在石塔上投下细碎的影子。身旁有小画家们对着石塔写生,纸上的古塔与实景重叠,忽然就懂了梁、林二人不畏暑气而来的深意,也懂了游戏团队取景于此的缘由——这些砖石从不是冰冷的古迹。辟支塔的斗拱里藏着力学的智慧,塔林的每一道裂痕,都记着守护与传承。就像游戏里用数字技术复原的塔林,和梁、林二人用笔墨留存的古建图纸,本质都是一种延续。

下山时穿过氤氲的古泉,拍掉鞋上的苔衣,手机里恰好收到泰山小队的消息——他们裹着捡来的雨衣,在玉皇顶的雾里拍了张模糊的合影。

我对着屏幕笑了笑,忽然觉得这趟分路而行的旅程,恰是一体两面读懂了泰山的两面,一种是玉皇顶的巍峨,刻着帝王封禅的厚重;一面是灵岩寺的幽邃,藏着凡夫俗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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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桥禁地:从野水沟到重庆三钢厂

为了不让加班小伙伴眼红,遂放弃了野外徒步活动,转为睽违已久的城市漫步。重庆的秋天非常非常短暂,通常只有两周时间。周末的观音桥,时尚男女们匆匆穿梭于奢侈品橱窗之间,我却在地下通道上上下下了好几次后,拐进了一条向上的阶梯,不过百米之遥,却仿佛穿越了半个世纪。

这里是野水沟——观音桥最发达的商圈背后被神秘化妖魔化的灰色地带。

汗水很快浸湿了衣衫,黏腻地贴在背上。石阶两侧是密密麻麻的筒子楼,晾衣杆和电线横七竖八地伸出窗外,挂着各色衣物,像极了某种奇怪的万国旗。

菜市场的腥味混杂着熟食摊的香气扑面而来。摊主们赤膊坐在小凳上,用印着XX生殖健康医院广告的塑料扇扇风,胸前的金项链随着呼吸起伏。买菜的婆婆们精挑细选,为几毛钱讨价还价。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孩小心翼翼地踮脚走过积水处,表情纠结。这就是野水沟的日常——重庆最魔幻的城中村之一。

因为紧挨着观音桥步行街,常有喜欢探索城市的游客误入此地,将见闻发到XHS和DY上,让这里意外走红。社区顺势立了个“野水沟记忆老街”的牌子,但里面的环境没有任何改造,比起没有改造前的谢家湾民主村(参看:《建设厂:百岁大厂的辉煌与落寞》)更脏更差。

但野水沟远不止于此。除了菜市场、脏乱差和出租屋,这里还藏着一段被遗忘的辉煌历史。

沿着野水沟继续往下,景象悄然变化。红砖老楼取代了简易棚户,虽然同样斑驳,但能看出曾经的规整与气派。这些是原三钢厂的家属区。

重庆第三钢铁厂——在老重庆人口中,它简称为“三钢厂”。重钢是一钢,特钢是二钢,三钢就是江北这个。当年也是江北数一数二的大国企,从华新街到大兴村沿线大片区域,都是它的地盘。最鼎盛时期,三钢厂不但有自己的电影院、职工医院、活动中心,还有江北最大最标准的游泳池还有5米深的标准跳台,据说跳水皇后高敏也在这里展示过风姿的。

很多人一直以为三钢厂是解放后才有的,是计划经济产物(当年叫104厂)。但其实三钢厂历史更早,可追溯到抗战陪都时期。
1939年,著名爱国民族资本家胡子昂创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在江北相国寺成立钢铁厂——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到现在都有一片区域叫“中兴段”。

作为大后方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企业,华联钢铁厂在日军轰炸下仍坚守岗位,产量逐年提高。1943年,华联钢铁厂生产了4000多吨钢及100多吨钢铸件,占当时大后方钢产量的25%,铁产量的10%,有力支持了抗战。解放后,钢铁厂改为国营,命名为重庆104厂,后更名为“重庆钢铁公司第三钢铁厂”。

三钢厂鼎盛时期,创造了多个工业奇迹: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弧形连续铸钢机、远东地区第一台立式铸钢机和我国第一台钳式行星轧机。三钢厂独家生产铁道垫板,是冶金局定点生产无缝钢管的企业。在野水沟深处的密林里,还隐藏着三钢厂当年的干部活动中心、招待所和大片家属楼。

活动中心建筑

活动中心很有特色,招待所也修得很不错,一楼一底,灰绿相间,砖木夹壁,木质楼梯和扶手保存基本完好。活动中心现在是江北区第四批拟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我遇到了一位摇着蒲扇乘凉的老工人,他在这住了四十多年。“以前这里都是领导干部休养的地方,”他指着远处的建筑,“那个活动中心,周末跳舞、下棋、打乒乓球,人多得挤不动。”

到上世纪末,三钢厂效益逐渐下滑,比重钢差不少,当然比特钢要好——毕竟特钢垮了,三钢还在。是的,三钢没垮,只是由于生产污染大,而观音桥附近已成为黄金商业地段,于是在2004年开始,三钢厂搬到大渡口刘家坝原来长江钢厂的地方,继续生产,归属也完全属于重钢。

原来的厂区和宿舍逐渐废弃,现在的建新村、野水沟社区都是当年三钢厂的家属区,如今大多破败或是等待拆迁。曾经三钢厂下面的学校也都改了名字,现在的观音桥小学,就是当年的三钢二校。

黄色法拉利

我继续在社区里穿行,偶然路过的“黄色法拉利”给灰扑扑的老社区增添了些色彩。在这片90年代的建筑往前,不去枣儿坡,会看到中兴段1号,这是以前厂里的办公室之一(苏联专家楼),其他厂房都没了。最令人感慨的是厂里修给老红军的那栋楼,一层楼一户的大户型,一栋楼只有7户还是8户。“可惜红军后代基本没有住这里,很多都荒了。”一位阿姨告诉我。

夜幕降临时,野水沟展现出另一番面貌。红色灯光从某些小屋里透出,中年男人成群结队地在附近徘徊。这里是重庆著名的灰色地带,各种难以明言的交易在暗处进行。

但与此同时,菜市场旁的小餐馆里,打工者们聚在一起喝酒解乏;出租屋里,母亲呵斥孩子写作业的声音传来;小卖部门口,老人们下着象棋谈论天下事——这就是野水沟的日常,复杂而真实。

苏联专家楼

站在野水沟的高处眺望,一面是观音桥繁华的霓虹灯光,一面是三钢厂老区的破败与宁静。历史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断层。90年代,三钢厂迁移到刘家沟,实施“退二进三,退市进郊”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2004年8月,中兴实业公司钢管生产线搬迁至大渡口茄子溪。如今,观音桥街道仍保留着三钢厂的历史印记;回程时,我回头望去,野水沟的灯火与观音桥的霓虹交织在一起,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奇妙地融为一体。

如果这里的筒子楼终将拆除,坑洼的道路会被填平,菜市场也会变得整洁规范。那些关于三钢厂的记忆——工人们下班时叮当作响的饭盒,游泳池里的欢声笑语,钢厂里昼夜不息的机器轰鸣——都将深埋在这片土地之下,成为城市发展地层中的记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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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乡荣昌后,两位远征军的无声落幕

2021 年,筷子小手发布了一篇《一个荣昌人的抗日回忆录》,今年的7月,我们收到了一条格外引人注意的留言,留言者“巴巴吧”称,他自己是文中当汽车兵的李毅坚的侄女婿,他的妻子正是李毅坚弟弟的女儿。这条偶然的留言,让筷子小手把明愚和“巴巴吧”这两位远征军后代聚在了一起,揭开了两位远征军战士回荣昌后,那段如浮云般聚散无常的人生篇章。

李毅坚的父母是隆昌界石的农民,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二弟、三弟(也就是“巴巴吧”的岳父)和四妹李桂仙。当年,他被抓壮丁参军,成了远征军汽车兵,谁曾想这一去,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让二弟因同样被国民党带走而从此下落不明。

退伍回国后,李毅坚带回了一名叫夏世清的女子。夏世清个子不高,籍贯是四川泸州蓝田坝,两人如何相识的细节,从未跟后人提及,只知道当时她尚是青春模样。他们在荣昌后西街罗汉洞定居,本以为是安稳生活的开始,却不知命运的风才刚刚起来。

对于远征军时期的经历,李毅坚几乎绝口不提,唯一能让后辈触摸到那段岁月的,是一张他穿着制服站在汽车旁的照片 : 照片里的他眼神明亮、身姿挺拔,满是军人的威武神气。可这唯一的念想,也在后来的特殊活动时期被销毁,徒留遗憾。“巴巴吧”说,若是照片还在,再结合他与张德约的回忆录,定能拼凑更多远征军往事。

回荣昌后,李毅坚用部队遣散费,在后西街旁开了家两层楼的茶旅社,像古时驿站般为路人提供歇脚处。那时的他或许以为能靠这家店安稳度日,却没料到这小小的茶旅社竟成了“成分”的烙印。特殊时期里,他被划为 “工商” 成分,旅社也被征用为公私合营。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前半生的戎马与后半生的安稳期盼,在时代浪潮里轻轻一碰,便碎了。

当年荣昌著名说书人唐英曾说,李毅坚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营长或副营长。或许正是这重身份,让他在 1957 年遭遇严重挫伤,特殊活动时期更是饱受斗争之苦。

李毅坚与夏世清未曾生育,领养了儿子李天文。李天文是 64 级或 65 级高中生,高考落榜后,因养父母的 “成分” 问题耿耿于怀,远赴四川自贡天化所工作,从此与养父母断了联络。后来他又因思想问题在乐山峨边县劳改,80 年代末因病去世。李天文的儿子,八十年代考入军校成了军官,定居南京后与荣昌亲友断了联系;李天文的妻子左氏,退休后也随儿子去了南京。血脉的线索在时光里时断时续,有人远去,有人停留,恰似白云苍狗聚了又散。

人生在世,竟如尘埃般渺小,一阵风过,便没了踪影。1974 年,不满 60 岁的李毅坚去世,葬在白庙子坡。起初,侄子侄女们每逢清明生辰还会去探望,可后来一次上坟杂草引燃大火,众人受了惊吓两年未去。再后来连坟茔都找不到了。这位曾为家国征战的老兵,最终连一方安稳的长眠之地都没能留下,黄土终究掩去了他所有的痕迹。

李毅坚去世后,夏世清孤苦无依,改嫁了一位李姓退休老师。可她的晚年依旧凄凉,百年之后,竟无子女料理后事,立碑人落款竟是没有确切名讳的李氏后人。从泸州到荣昌,她的一生好似孤雏辗转漂泊,苦海中不至独处,最终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悄无声息落幕。幸而夏世清和李毅坚的墓都在白庙子,来往一个世纪,先后魂归青山,一个野草荒茔,一个只言片语墨痕。

另一位筷子小手之前写过的远征军战士张德约,回荣昌后的生活则是另一番光景。他被定为自由职业者,一生隐忍谨慎。退伍时因通胀分文不剩,却仍选择做回医生,且在人生最后关头前,对远征军经历三缄其口。曾经的战场岁月,成了他藏在心底最深的秘密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生怕一丝泄露便打破生活的平静,见过风浪的人,最懂安稳的可贵,也最怕风浪再起。

不过,“巴巴吧”的一个发现,让我们窥见了李毅坚与张德约之间隐秘的情谊。他把张德约的照片拿给家人看,有人认出,这正是当年李毅坚让后辈去永荣总医院看病找的医生。原来,两人回荣昌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只是碍于历史遗留问题,从未公开往来。这份藏在暗处的情谊,像寒冬里的一缕微光,在冰冷的时代背景下,悄悄温暖着彼此的人生。

命运的丝线总是奇妙,兜兜转转,李毅坚的四妹李桂仙,嫁给了重庆蓄电池厂安徽籍的郭姓司机,而这位郭司机,也是当年的远征军。

一场叙谈后,在座之人无论老少都感慨,如果没有明愚老师记录下父亲张德约的话语,如果张德约未曾提及李毅坚,如果“巴巴吧”没有主动联系筷子小手讲述这些往事,那么李毅坚这位戎马半生的老兵,恐怕就会被历史彻底遗忘。

若是少了这份偶然,那些鲜活的人生,便会永远沉睡在时光的长河里再也无人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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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村大集:体验青岛热热闹闹、实实在在的日子

长假的最后一天,迎来了许久未见得晴朗,而我们也要在离开青岛之前来个大的,去李村赶大集。

我也是体验过不少北方集市了(比如:《齐齐哈尔:钢铁森林肃杀 不如去早市吧》),只是这逢二逢七的李村大集确乎超出了我想象。当我到了重庆南路,陆陆续续看到热闹开始蒸腾,才知道这不是寻常“小摊儿”开会,分明是把大半个北方的生活,都拢在这一片热闹里了。

还没进集,就远远看着天桥下的五花八门,脚就有点挪不动了。眼前的路被摊位挤得只剩中间一条窄道,左边是跌打损伤药膏的带货达人,右边是挂着五颜六色旧衣服的铁丝架,往前望,铺子一个接一个,一直铺到大路尽头,少说也有几千个摊位。我原本以为大集卖的都是新鲜玩意儿,没成想最先抓住我目光的,是个摆着旧物的小摊。

摊主是个坐在小马扎上,面前的塑料布上摊着的东西,比我外婆的百宝箱还杂:泛黄的旧书里夹着几十年前的粮票,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还带着樟脑球的味儿,旧皮鞋的鞋尖有点磨损,却擦得锃亮。最让我意外的是,塑料布角落居然摆着半盒饼干,饼干盒上的图案都褪了色,还有一包开封的香肠,肠衣上沾着点干了的油星子。我蹲下来看时,老奶奶笑着说:“都是家里孩子不用的,扔了可惜,给钱就卖,没人要就当摆着玩。”

我捏着一本医古文的旧书翻了两页,纸页脆得像要掉渣,却是和小时候爸爸教我医古文的时候好似同一版本。旧物摊哪是卖东西,是在卖一段段没说完的日子 ,如今摊在这儿等着有人再拾起来看看。

顺着旧物摊往里头走,一股呛人的烟味突然飘过来,我下意识地捂了捂鼻子,抬头就看见个摆着烟叶的小摊。摊主是个黑瘦的大爷,手里攥着根没点燃的烟,面前的竹筛子里摊着各种烟叶:深绿色的像刚摘下来,浅黄的带着点焦香,还有些发黑的,据说陈了好几年。每种烟丝都在一个大袋子里面,插标写着价:5 块、10 块、20 块。

旁边大爷拿起两把烟叶深嗅,“这个冲,劲儿大,适合老烟枪;黄的软和,抽着不辣嗓子。” 我闻着味儿一股辛辣味直往鼻子里钻,呛得我直咳嗽,不过看着俩大爷凑在一起聊烟叶的样子,突然觉得这呛人的烟味里,也藏着北方人的实在,喜欢就买,不喜欢就走,自在。

正跟着人流往前走,突然看见前面盆里爬满了黑乎乎的蝎子,钳子举着,尾巴翘得老高,密恐看了头皮指定得发麻。摊主是个大娘,手里拿着个小镊子,递给我同行得小伙伴,吓得他倒退了一步。小时候妈妈的朋友送来过炸蝎子,装在罐子里,金黄金黄的,我一开始不敢吃,妈妈说 “这是好东西,蛋白质高”,我才捏起一只放进嘴里。咬下去的瞬间,酥脆的壳里冒出点油香,那股子蛋白质的香味,到现在还记得。

树荫下排着好几个理发摊,一张木头凳子,一面挂在树上的镜子,一个装着推子、剪刀的铁盒子,就是一个摊位。我数了数,足足有十几二十个,每个摊位前都坐着理发的大爷,理发师傅男女老少都有,手里的推子 “嗡嗡” 响。最边上的理发师傅是个老爷子,穿件蓝布褂,头发白了大半,手里的推子还是老式的,需要手动上劲。他给一个大爷理发时,动作慢悠悠的,先用电推子推短,再用剪刀修边,最后拿出块布擦了擦大爷的脖子。我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了会儿,发现这些理发摊都有个规矩:不涨价,理一次 10 块钱;不推销,你想理啥样就理啥样;也不赶时间,理完了还能跟你唠会儿嗑。

从理发摊往前走,鼻子突然被一股面香勾住,小伙伴的碳水脑袋瞬间挪不动脚。前面是个卖饼的区域,各种饼摊连在一起,简直是碳水爱好者的天堂。我们作为“没见识”的南方人,挨个指着问老板各种饼的名字,老板也不厌烦,只觉得我们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周围的人要么手里拿着饼,要么嘴里嚼着饼,碳水带来的快乐,在大集上最是实在。

吃完饼,就到了卖干货和种子的区域。路边的摊位上,成捆的粉条累在小货车上白花花的,像一串串小瀑布;大葱绿油油的,根部带着泥土,捆得整整齐齐;大蒜辫得紧实,一挂挂摆在地上,透着股蒜香。再往前走,偶遇卖种子的小摊,各种种子装在小布袋子里,红的、黄的、绿的、黑的,摆得像彩虹。我凑过去看,发现香菜种子居然是紫红色的,小小的颗粒,像撒了把红砂糖!

逛着逛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带着点肉香,我顺着香味找过去,发现是个卖脂渣饼的小摊。肥瘦相间得油渣盘在一起,咬下一口是炸过的脂肪的香气和瘦肉的嚼劲。

因为前几天下了雨,大集上还多了个卖野生菌子的小摊。面前的篮子里装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菌子,菌子上还带着点泥土,看着就新鲜。

从菌子摊往旁边拐,就是个卖文玩摆件的区域,跟其他地方的热闹不一样,这里安安静静的,满是大爷。摊上摆着核桃、手串、小摆件,大爷们凑在一起,手里拿着核桃 “咔咔” 转着,或者拿着手串互相看。

逛到一半,突然看见个特别治愈的画面:一个五金摊旁边,趴着一只黄狗,不管周围人来人往、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多热闹,它都闭着眼睛睡觉,尾巴偶尔轻轻晃一下,阳光照在它身上,毛软软的,看起来特别舒服。我蹲下来想摸它,它睁了睁眼,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好像在说 “别打扰我睡觉”。

这个五金摊也特别有意思,摊上啥都有:锃亮的电钻、各种型号的螺丝、扳手、钳子,还有锣鼓铙钹,金属的光泽在阳光下闪着光。旁边还有个大叔买了一套锣鼓铙钹, 摊主麻利地给大叔打包。

大集真是个万能的地方,不管你需要啥,从吃的喝的到用的玩的,都能在这儿找到,就像个装满生活的大口袋,啥都不缺。

逛到最后,就到了大集里的海鲜市场,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海腥味,新鲜的海腥味里带着点鲜气。摊上摆着各种海鲜:八爪鱼还在动,触手时不时伸一下;墨鱼的墨囊鼓鼓的,黑得发亮;笔管鱼小小的,透着点粉色;还有比手掌还大的生蚝,壳上带着海水的痕迹。

我走到一个海鲜摊前,摊主是个青岛小哥,“要点啥?八爪鱼刚捞的,墨鱼也新鲜。” 我指了指八爪鱼、墨鱼、笔管鱼,又要了几个比手掌大的生蚝,小哥麻利地称了称,“一共六十二块钱,给你凑个整,六十!” 作为内陆人我都不敢相信海鲜可以那么便宜。

回家后,我把八爪鱼、墨鱼、笔管鱼洗干净,上锅蒸了,生蚝也蒸了,蘸着醋和姜末吃。八爪鱼嚼起来特别弹还会爆头,墨鱼鲜得很,笔管鱼鲜美,生蚝一口下去满是海水的鲜,没一会儿就吃撑了,摸着肚子想,这大集的海鲜也太值了,下次一定要多买点。

临走的时候,看见个卖桃子的摊儿,摊上的桃子都是青绿色的,像一个个小疙瘩,有些桃子还裂了口,看起来品相不太好。大姐拿起一个裂口的桃子,掰成两半,“你尝尝,不甜不要钱。”

我咬了一口,桃子的汁水一下就流了出来,甜得很,一点都不酸,果肉脆生生的,嚼着特别爽口。今年北方雨水多,桃子都裂口了,品相不好看,但味道一点没差,比那些长得好看的还甜。

走出大集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我手里拎着满当当的东西。以前总觉得大集是大人和老人才去的地方,这次逛完才知道,这样热热闹闹、实实在在的日子,谁能不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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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孤东海堤之旅

长江、黄河我国的两大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的伟大文明,共同发源于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从一股涓涓细流开始,敞开胸怀,容纳来自祖国大地的大部分江河,滚滚东去,一南一北各自奔向自己的归宿。由于生活在内地,享受着母亲河的恩惠,但是却未能见识其发祥与归宿地,心中一直还有一个执念,有生之年要尽量去看看。高原的海拔和偏僻的交通,对发祥地的向往只能成为奢望,然而归宿地周边的大平原则成为可行的选择。国庆长假终于有机会实现多年的梦想。

长假还没有开始,为了减少拥挤提前出发,到达青岛后再驾车前往黄河入海口,各种导航软件都指向东营,没有精确的到达地点,就朝着这个方向奔袭。大平原上的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几个小时就感到入海口的气息,由于是黄河泥沙冲积而成的,越是往深处走,地上的植物生长状况也在改变,先还可以看见高大的乔木树,大块的田土相连,逐渐的变成低矮的灌木丛,田土也变得零散,再后来就没有了可以种庄稼的田土了,剩下零星的水坑,旁边生长的则是贴地的植被,没有水的地面则泛出白色的盐碱。

一望无垠的平原上,开始是稀稀拉拉的几台“磕头机”慢悠悠的上下起伏,随着“磕头机”的密度增加,我感到已经离我想去的目的地不远啦。虽然知道“磕头机”是抽油的设施,但是从来没有近距离的观察过,好奇心的驱使停下车来,仔细地看看,其实每一台“磕头机”都不完全一样的,还有的是两台并排的一起工作,仿佛就是一个小孩站在一个巨人旁边干着同一件事情。

此时,我国的石油盛产地之一就在脚下,胜利油田,我来啦。

经历过贫油时代的我们,曾经记得一句口号: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煤炭是工业的粮食,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了煤炭和石油工业将无从谈起。铁人王进喜的故事牢牢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童年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大庆油田,后来逐渐知道了我们还有好几个大油田,胜利油田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胜利油田在哪里确实没有去仔细想过,今天无意把胜利油田踩在了脚下。每一台“磕头机”抽出来的油量不会很多,旁边就有管道送走,好多条小管汇合成一条大管,几条大管再汇合成更大的管,怀抱粗的大管就顺着公路流向不知道去到了哪里。一望无边的天际边,数不清的“磕头机”,把地下的液体黄金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徘徊数分钟后继续向天际边出发,此时零零星星的车也汇聚成了车流,还算的通畅,慢慢的看见天和地融为了一体,天边就是水,水上就是天,最终变成一条线,车也多了起来,不再那么通畅,走走停停,来到了路的尽头,转弯爬上了大堤。

孤东大堤到了。查资料后才知道,为保证油田勘探开发的顺利进行,自70年代起,胜利油田开始建设海堤工程,孤东海堤所在地原为浅海漫滩潮汐带,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后一片泥滩,并经常受到黄河洪水、凌汛的威胁。把海水赶往更深的大海,修建堤坝围出了80多平方公里的海滩,直到90年代才彻底完工,让更多的的“磕头机”矗立在了原来的海中央。举目四望,除了背后是是一片“磕头机”,正前方是天水相连的一条线,左右则是望不到头的一百多公里堤坝,凭我这肉身凡体永远也看不到头的。

十多米宽的坝顶可供双车并行,看见有车停在路边,好奇的驱使停下了脚步。站在堤坝之上,感觉自己好渺小,虽然有禁止翻越下海的警示牌,仍然挡不住赶海人的激情。不仅是孩童的乐园,而是所有人的天堂。为防止海水对堤坝的侵蚀,无数的水泥浇筑的工字型水泥墩放在靠海的一侧,有的完全淹没于水中,有的则在岸边,有的一半在水里,呈现出一块石墩两种颜色,要想到达水边,需穿过比人还高的石墩缝手脚并用方能实现,明明看见露出的石墩,一脚站上去的时候,海浪正好涌来,保证让你的双脚洗个扎扎实实的海水浴。

还没有到大堤之前,路边好多卖渔具的摊位,鱼竿、地笼、鱼饵,还有鸡肉,此时才明白原来这里除了钓鱼,多数的人是来钓螃蟹的,傻傻的螃蟹可能是饿得太久,只要双鳌夹住诱饵是绝不放手的,哪怕你把它提出水面,还需用手将其拔掉。真的是印证了————宁做他人盘中餐,也要做个饱死鬼。由于没有准备钓蟹的装备,只能看别人的表演。

地笼的捕捞效果更加给力,一个小小的地笼,里面放上诱饵,丢在水里,数分钟后提起来,笼里就是好几只,大小都有,有的还挂在笼外双鳌则死死的抓着笼里的诱饵,起笼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兴奋的呼叫声此起彼伏。大概幸福的顶峰不过如此了,然而幸福的时光却是那么的短暂,大半天的时间转瞬即过,错过了午餐的时间也没有感觉到,天色也逐渐暗淡下来。

回程的路上在网上寻找可以吃饭的地方,没想到跳出来的满满的都是黄河口大闸蟹,路边也有人不停的招呼,有新鲜的大闸蟹,各种招牌也是满满的大闸蟹。出于对短斤少两的恐惧,仍然选择网上寻找提前联系的源头供货的卖家就餐。导航的指引来到养蟹兼帮加工的农家院落,忙碌的老板电话不断的响起,都是要求送货的,稍有空闲才与我们交谈。在我的脑海里,大闸蟹不是阳澄湖的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聊天后才知道,好多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从这里出发,到了阳澄湖里洗个澡,再发往全国各地,地理品牌从此由黄河口变成了阳澄湖。

老板全家动员,选蟹、绑蟹、装箱,有条不紊的忙碌,接待我们的小哥热情而不懈怠,一边介绍他们的养蟹过程,一边帮我们选蟹,大小都有,2.5两母蟹30元一只,3.5两公蟹35一只。按照每人4只的量选好加工,老板还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卖给我们打折的残蟹,原来捕捞的过程中,出现了缺胳膊少腿,没有了很好的卖相,就称之为残蟹论斤卖,再来上一大盆。

黄河口大闸蟹的加工方法也特别的简单,放在蒸锅上,一只蟹背一片生姜,静静的等待一刻钟,热气腾腾的大闸蟹就可以入口了,天然的蟹香无需任何调料,让人垂涎欲滴,滚烫的拿在手上左右交替,实在受不了还回盆里,稍歇片刻便大块朵颐。此时此刻此生终于实现了大闸蟹自由啦,午餐和晚餐同时靠蟹完成,双手满嘴都是蟹油。

吃饱喝足已经是月上三竿之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将赶往下个打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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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船老街:看见重庆正在缓慢消失的一帧

从轨道4号线冉家坝上车,一路晃晃悠悠坐了20多站。窗外的风景,从密集的高楼大厦,逐渐变为低矮的民居,最后是连绵的田野和山丘。直到重庆话版本的报站声响起“石船站到了”,我才惊觉——这怕是走到了重庆城区的尽头。

说起石船,很多重庆人都要愣一下:这是哪儿?确实,位于渝北东部的石船镇,距离主城核心区已有40多公里,算是重庆主城最边缘的乡镇之一。走出轻轨站,四周豁然开朗。没有高楼遮挡的天空,显得格外辽阔。几个摩托车司机在站外懒散地等着客人,问一句“走不走老街”,立马就有师傅热情地迎上来。

“十块钱,直接给你送到老街口!”

路两旁是典型的乡镇景象,零散的商铺、自建的小楼、偶尔驶过的三轮车。越往坡上走,越能感受到一种与都市截然不同的时间流速,一切都慢了下来。

一进入镇子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坐在路边的爷爷奶奶。他们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或独自一人静坐抽着旱烟,或慢悠悠地做着手中的活计。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却也赋予了他们一种都市人少有的从容与安详。老人大多是老街的原住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他们见证了老街的繁华与沉寂,自己也成为了老街历史的一部分。

来之前就听说,石船最出名的是它的“赶场”。甚至四号线都被亲切叫做“背篼专线”,每逢公历2、5、8的日子,这里就会聚集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民,摆摊设市,交易买卖。来之前在社交平台上搜集资料,为了拍摄最原生态的赶场画面,许多摄影爱好者和大学生会凌晨4点就起床,赶最早班的轻轨来到这里,捕捉那些即将消失的市井画面。可惜只有周末有空的我们没能赶上赶场日,但依然能在老街的路上,想象出热闹时的景象——摊贩云集,人声鼎沸,新鲜的农产品堆满街头,乡亲们用淳朴的乡音讨价还价……

石船老街依山而建,西高东低,青石板铺成的街道顺坡而上。历经岁月打磨,石梯的棱角已被磨平,石板也被踩出了深深的凹槽。街道两旁,是保存完好的穿斗式木结构老屋。斑驳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各个时代的印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供销社标语、毛主席语录、老式广告画……

老街上的建筑大多还保持着最初的功能:老式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所、供销社、老邮局、镇政府办公楼、礼堂戏楼……虽然很多已经废弃或另作他用,老公社的房子被传教士买下来做了教堂,但外观依旧保留着原来的模样。

时近中午,肚子开始咕咕叫。街上不多的饭馆里,既有卖荣昌卤鹅的,也有卖荣昌铺盖面的,而我们慕名找到老街上有名的“赶年饭店”,点了这里最出名渝北非遗菜品、渝味360碗的烧椒猪头肉。店面很朴素,追求环境和洁癖选手勿近,但生意却很好,十一点多就坐了好多人。一份猪头肉只要30元,端上来却是满满一大盘,分量十足。

说实话,味道没有想象中惊艳,猪头肉有点肥,就是简单的咸和极致的灼烧的辣,很传统的农村做法,我猜这种重口味的调味,是为了方便下饭,也适合干完体力活的人补充盐分。虽然不太符合我个人的口味,但这份朴实无华的家常菜,却让人吃出了一种久违的真实感,不算复合型的味道,只有实实在在的食材和饱足。

在老街转了一圈,竟生出一种“矛盾的治愈”。

一方面,你会为这里保存完好的市井生活图景而感动;另一方面,你也会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传统乡镇生活方式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现在的石船老街,还能看到老人在街边用传统的杆秤称重,还有师傅在用传统手艺修补鞋子,有传统木匠的行当,还有老式的理发店在用最传统的方式为老人理发……但这些画面,或许再过几年就将不复存在。

回程我们选择了步行,沿着一条缓坡向下走。天气不算热,微风拂面,溜达起来很是惬意。聊天上的滑翔机,聊人生的际遇与无常,没有了来时风尘仆仆的赶路。在身上保留旧的记忆和气息,不过是为了放缓一种正在消逝的秩序。至少人与土地、与岁月之间,还维系着某种温柔而坚韧的联结。而人带走的,不过是一襟晚照,几缕烟尘。

如何前往石船老街?

  • 交通:乘坐轨道交通4号线至“石船站”下车,1号口出站
  • 步行:出站后沿石龙路向上步行约1.5公里
  • 摩托车:轻轨站外有摩托车可搭乘,到老街价格约10元
  • 最佳时间:如果想体验赶场,可选择农历逢2、5、8的日子前往(记得早点出发);如果只想安静地逛老街,建议避开赶场日

重庆老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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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北青草坝走进地下重庆,刺激得很

走在北滨二路的人行道上,朝天门大桥的钢索像巨人的琴弦绷在头顶,江风裹着长江的水汽往衣领里钻时,没人会想到脚边那片被铁丝网围着的荒坡里,藏着重庆地下上世纪的大厂。

找了半天才摸到入口,这几天下了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能看见一道被锈迹裹住的几指厚的大铁门,根本推不动,旁边却正好没有门。一步踏入,欢迎来到青草坝的地下世界,一座藏在大桥下的 “防空洞城市”。

打开手电筒,光柱戳进黑暗里能看见浮尘在飞,地面的积水映着光,走一步就溅起细碎的水花,鞋底蹭过布满泥沙和水的路面时,会发出 “哒哒” 的响,像有人在身后轻轻跟着。洞壁上还留着当年的凿痕,手摸上去是粗糙的凉,凑近了闻,能闻到一股混着霉味的机油香 —— 那是近百年前工人们在这里干活时,渗进墙里的味道。

遗留的电灯泡

支洞像树枝一样从主洞岔出去,有的洞口被砖块封着,有的还敞着,黑黢黢的看不见底,手机早没了信号,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洞里撞来撞去,回声绕着耳朵转。

其实这地方的根,要扎到 1927 年的冬天。那时候卢作孚先是在江北城金沙门外的水月庵办了民生机器厂——这是江北第一家船厂,专门修轮船。可那里交通太不方便,10 月刚搬到三洞桥的地藏庵,又觉得地势太挤,转过年 11 月就再往长江边挪,最终定在了青草坝。那时候的青草坝还是长江边的一片野地,长满齐腰的茅草,风一吹就晃得像绿色的波浪,14 个工人推着 4 台旧机床过来,16 马力的柴油机一打响,就把这片坝子的热闹给唤醒了。

后来看到网上的朋友说,他 1999 年刚到重庆时,和工友在猫儿石天原化工厂下面的洞子里迷过路。“上午九点进的洞,一直走到天黑才出来,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最后在华村立交下面的弹簧厂找到路 —— 那洞子居然穿了嘉陵江底!” 现在站在青草坝的防空洞里,才真信了他的话。

主洞长 1500 米,宽和高各 3 米多,混凝土浇的墙敦实得很,抗战那几年,日本飞机的轰鸣声天天在重庆上空转,民生机器厂的工人们把车床、钻床拆了,一件件搬进这些刚凿好的洞里。白天躲轰炸,晚上就着煤油灯接着造轮船零件,长江上的民生轮船要运兵、运物资,这些洞子里掉的铁屑,都是撑着抗战的 “铁骨头”。

解放后,民生机器厂改成了国营,换了个名字叫 “交通部船厂管理局重庆船舶修造厂”。1957 年在唐家沱建了新车间,越扩越大,到 1960 年全厂都迁了过去,后来变成了重庆长航东风船舶工业公司。(参看《唐家沱:时间都在这里打转》)青草坝的老厂址,就转给了四川省重庆船厂 —— 这家厂也有故事,最早是民国的建业机器制造厂,在溉澜溪那边,1943 年被军政部收了,改名叫船舶修理厂,解放后又和汉阳船厂合并过,兜兜转转最后落在这里。60 到 70 年代,厂里又把防空洞扩了扩,原本 1000 多人的容量,慢慢变成了总计 6000 平方米的 “地下厂房”,机床的轰鸣声在洞里响了一年又一年。

船厂后代记忆中的青草坝,应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北滨路上的江景和繁华扯不上关系。2000 年以前,江北还有 123 路公交,终点站就叫 “青草坝”,过了这里就是城外,海尔路、北滨路都是后来才铺的柏油。老人们说,那时候坐 123 到终点,能看见船厂的烟囱冒黑烟,听见榔头敲钢板的 “当当” 声,还有上下班的汽笛响 “呜 ——” 的一声,山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是工人师傅要回家了。船厂后面的山坡上,一村、二村、三村的宿舍顺着山势排着,青石板路擦得发亮,路边的麦冬趴在地上,万年青长得齐腰高,牵牛花缠在枝头上,红的、白的、紫的,把山路绕成了花廊。

地下都是水磨石的

2005 年修朝天门大桥时,地面的厂房全拆了,只剩下这些藏在地下的洞子。现在维修工人早就撤场了,有的支洞用木板挡着,有的还敞着,积水最深的地方能漫过脚踝。我试着往一个岔洞里走了几步,光柱尽头还是黑,耳边只有水滴 “滴答、滴答” 的声,忽然就想起有人说的 “要是在这里迷路,手机没电了,可能没人发现”—— 倒不是吓人,是这洞子太大了,大得能装下重庆的半部抗战史。

重庆是3D的这一说法又更加深刻了(参看:《除了魔幻8D城市,你还需要了解的重庆》),它的立体从来不止是山上的房子叠着房子,而是地下也藏着一整个世界。二战时当陪都,为了躲轰炸、保生产,山城里凿了数不清的防空洞;后来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又把这些洞子挖得更深、更宽;现在城里的隧道、纳凉点好多都是用老防空洞改的,而青草坝这片老工业遗址,也终于在今年有了新动静 —— 依托老厂址与防空洞历史脉络打造的川江航运文化园,刚在 2025 年 8 月 15 日正式开业。

如今去青草坝,除了能远远望见防空洞的铁门,不远处的文化园里还能看见老机床、旧船模的展示,听见川江号子的回响。园区每天 10:00 到 17:00 开放,下午 16:30 就停止入园,门口还有当年从朝鲜进口的车床,居然还能转动。

往洞外走时,江风又吹了进来,而今的青草坝的名字在地图上只是三个字,没有人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地方。

有人说重庆主城的地下都是空的,重庆的地下怎么会是空的呢?这些洞子像城市的毛细血管,装着老重庆的心跳,而今日之筷子小手,正把这份心跳,讲给更多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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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黄荆沟煤矿,故事比煤层还深

七月的太阳把沥青路晒得滋滋冒白烟时,我们拐进了黄荆沟煤矿的岔路。山风突然就斜着切过来,带着煤渣和老樟树混合的味道,蝉鸣都慢了半拍 —— 这里的夏天,果然藏着另一个时区,脚步不自觉就放缓了,像是被什么轻轻拽住了衣角。路边的野草沿着废弃铁轨的缝隙疯长,铁锈红的轨枕上,还留着几十年前矿车碾出的浅沟,阳光落在上面,像一串被拉长的省略号。

煤层里的年轮

威远煤矿的历史刻在山壁上。1910 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探矿技术来到了黄荆沟,拉开了深山小镇煤矿开采的序幕。威远煤矿的历史,是从 1938 年那个秋天开始的,当时国民政府为支援抗战,在黄荆沟炸开第一炮,黑色的煤层顺着山壁裸露出来,像大地撕开的伤口。

抗战全面爆发,东部沿海地区大片国土沦陷,海盐无法内运,民国政府明令自贡井盐加大产量,致使煮盐燃料需求大幅增加。为解决燃料缺口,紧邻自贡的威远煤炭成为最佳选择。1940 年 7 月 1 日,威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选国民党财政部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为公司董事长,聘请当时的实业家、中国现代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孙越崎先生为总经理。

在抗战期间,威远煤矿肩负起支援抗战、发展后方工业的重任。1941 年冬采煤 2000 吨,次年产煤 4.7 万吨,充分解决了自贡盐厂、资中糖厂及周边州县企业的燃煤需求。其生产的优质煤大量运往炼钢厂、军工厂,为制造前方急需的武器提供了保障。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于 1943 年 11 月 14 日携夫人李德全来到威远煤矿进行抗日募捐演讲,矿长郭象豫及矿工们深受感动,当即决定写下每月志愿献金书,演讲当天即收到捐款四十多万元,后来又先后七次为全国节约献金总会捐款一百四十九万多元(当时国币) ,有力地支援了抗日。

1950 年后收归国有,这里成了四川盆地的 “黑金子仓库”,从1950年至1957年,威远煤矿共计生产原煤246.80万吨,上缴利润高达1001.50万元。

在矿区平房家属院偶遇的吕婆婆,她的老伴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通过招工从合川老家来的威远。“现在重庆的收入比四川这边好太多了”,吕婆婆说着,但没有埋怨和不满,仿佛只是在聊别人的事情。

“他不是主要工种,收入没那么高,但也身体不错,现在多活几年最有赚头。”吕婆婆摸着竹椅扶手上磨出的包浆,“无论啥子工种都值得骄傲,他们那时候产的煤能点亮好多大城市哦。”

井下还是太危险了,作为矿山子弟,我听太多人说过井下的故事:下井回来的,除了眼白和牙齿,浑身都是黑的,饭盒里的米饭都染成了灰黑色。

矿上的荣光藏在老物件里,可惜大门紧锁没能看到。但我们看到了陈列馆铁门外扔着的旧矿灯,玻璃罩上的煤渍洗不掉,开关拨片还能滑动;广场上的竖井竟然可以打几百米深,妈妈描述说坐着绳索下井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害怕。灯光球场以近乎悲壮的姿态矗立眼前,条石看台缝里钻出野草,篮筐铁圈孤悬如褪色的句号。当年万人围观球赛的声浪,如今被夏日午后麻将的噼啪声取代。

天空之镜

顺着当地人指路,我们沿着极陡峭的山路蜿蜒上行,风越来愈凉。同行小伙伴笃定说这一定是一个小学,果然一处的校门藏在樟树林里,红砖墙上 “高高兴兴上学” 的标语褪成了淡紫色。

这里就是 “天空之镜”—— 小学铁门前修葺过的平静如镜的小池,在晴天能骗过人的眼睛。我们去时正赶上正午,云在天上走,玻璃里的云也跟着动,站在池子边缘的人,脚像踩着云海,手机镜头往下压,能拍出 “人站在世界尽头” 的错位感。镜头里的人摆好POSE,摄影师举着手机,镜头里的人的裙子在风里掀起来,裙摆和云影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

看旁边的介绍说,刘校长花 10 万修的水池子,抽山泉水循环,池水才总这么亮。热心人捐建的石阶上,还有刘姓的老师花钱修了路和供游人休息的桌椅和棚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曾经在这所小学任教的老师们,也觉得人生的活法很多样,他们这样在老一辈的活法里已是通透。

吕婆婆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混着山风里的樟树叶味道,和几十年前一样。只是这炊烟比当年细多了,像根游丝,一头系着过去的煤渣,一头飘向远处的云。

黄荆沟的夏天依旧凉快,只是风里的故事,比煤层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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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年少道别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寒风裹挟着细雨,如一层灰蒙蒙的纱幔笼罩在川南的乡野。天光暗淡,云层低垂,仿佛连时间都被这阴郁的天气拖慢了脚步。那条从县城蜿蜒至正华场的乡村公路,狭窄而泥泞,碎石与浊水纠缠不清。偶尔有车辆驶过,便溅起泼墨般的泥浆,行人仓惶躲闪,却总难免被命运随意泼染一身污点。

彼时的我,刚满十八,衣衫单薄如纸。背上是一只打满补丁的铺盖卷,手里拎着用篮球网兜装住的搪瓷脸盆,盆中牙具、毛巾与几本卷了边的旧书相互磕碰,发出细微而寂寞的声响。母亲临行前塞入的五块钱和两颗煮鸡蛋,藏在最底下,像是被小心翼翼埋下的希望。这一年最后的时光,我正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奔赴正华公社插队的路上。

阵阵寒风袭来,如冰刀般钻进领口,穿透了单薄的衣衫,我不由得周身打了个冷颤,而思绪却飘回了一年多前那些迷茫与惶惑的日子……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初中毕业。由于早年割草导致右手中指肌腱断裂,未能及时医治,从此这只手便再也无法全力紧握命运。县里体检后,我领到一纸“免予下乡”的证明。那一刻,心中并无喜悦,只有一片悬空的茫然。不到十七岁的年纪,眼前的路却早已模糊不清。

我家住在县城一条背街的小院,对门就是县中药材公司的仓库。母亲低声下气求邻居胡经理同意,我才得以到仓库做临时工。一天一块一毛六,每周做满六天——116,这数字从此烙进我生命的账本。那是渐凉的九月,仓库中堆积如山的甘草、当归、黄连等药材的味道,混合着消毒水、杀虫剂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工友皆为妇女,终日弓腰曲背,搬药、分装、堆码。汗水浸透的衣衫从未真正干过,但我们仍在苦涩中咀嚼着生存的滋味。

而我却是快乐的。领到第一笔工钱那天,我将那叠褶皱的纸币郑重交到母亲手中。她转身就去肉铺割回好大一块猪肉,煮熟切片,与白萝卜回锅同炒。那个黄昏,狭小的厨房里油香沸腾,那一刻,我仿佛真能触摸到“养家”二字的重量。

好景不长。才做了二十几天,胡经理就在仓库门口喊住了我,面露难色说:“明天……别来了。”他压低嗓音,“有人反映,说你家庭成分复杂……”余下的话,被风吹散。我只记得那天的夕阳格外刺眼,我捏着刚结的二十三块两毛钱,站在巷口,像一棵被遗忘的树,良久未能移动。

接下来的日子跌入了更深的迷茫。我终日流连于俱乐部借小说、看书报,或与街坊少年下象棋虚掷光阴。直到有一天,我与家住对门的同学突发奇想,毅然奔赴六公里外的煤矿矸石山洗煤。那是属于年少才有的莽撞——不问危险,不计后果。两人携竹筛、木桶、箩筐,吃过午饭就匆匆赶去。依样画葫芦般扎下水塘,挑来溪水,将煤矸石搅得浑浊,再借水的浮力筛取煤炭。一整夜,我们赤脚踩在硌人的矸石堆中,弯腰挥臂,与水、与煤、与沉重的夜色搏斗。至破晓时分,竟洗出近两百斤煤,却也累得瘫倒在泥水边,沉沉睡至日上三竿。

醒来时,望见母亲拎着布包自机车道上一步步走来。她解开包裹,里面是仍然温热的红薯饭和一碟咸菜。“吃吧,挑不动我帮你。”她没有多言,只用手帕轻轻擦去我脸上的煤灰。那一刻,我急忙低头扒饭,生怕她看见我眼眶里打转的酸楚。

洗煤的活终究太苦,不仅劳累至极,矸石山更有塌方之险。我们去过那一回后,便再没有去第二次。

我家后院是折扇厂。每当白露时节,山里的桐果成熟,厂里就急需临时工赶季节削桐子。两只水桶、一张长凳、一把尺余长的弯刀,每日削得桐子四百斤,才能挣得一块钱。纵然双手起老茧、满身桐油味,心里却反而踏实许多。只是每至深夜,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倾听着弟妹们均匀的鼾声,我总会睁眼望向夜空:人生难道就只能如此东一日西一日地漂泊下去吗?

转机来得偶然。一位在正华公社工作的远亲来城里开会,见我常倚门发呆,便拉我坐下。“老这样在城里待着也不是办法,下乡去吧,农村虽苦,却也锻炼人,更能养活自己。”那一夜,我辗转难眠。窗外的月光白得晃眼,恍惚间仿佛又看见五年前姐姐下乡时离别的情景——我追逐着知青们乘坐的大卡车奔跑,她回头喊道:“等你长大了,来姐姐这儿插队!”

一年又将尽。第二天,我对母亲说:“妈,我不留城了,我要下乡。”她愣住片刻,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下,又慌忙转身在灶边抹去。“你想清楚了?农村苦呵。”“苦也得走,不是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吗!”

母亲沉默地接受了。次日清晨,她带我一口气走了四十多华里路,到正华公社找到那位亲戚。手续办得意外顺利,我被安排至四大队插队。临行前夜,母亲就着昏黄的灯熬夜为我整理行装。最后她将五块钱塞进我手心,轻声说道:“菜花蛇无脚无手都能活下去,一个男人,怕什么。”

此刻,我独行于泥泞的公路上,雨水顺着发梢流进衣领,冰冷之中,却仿佛有一股热涌在胸腔流动。远处,正华场的轮廓渐次清晰,炊烟从青瓦屋顶袅袅升起。我知道,那里不会有坦途,但这条泥泞的路,是我亲手选择的向前之途。

一九七五年就要彻底过去了。而我那苦涩的年少时光,也随之落幕。新的生活,正在这条泥泞道路的尽头,等待着一个十八岁的下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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