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引子

历史的车轮持续转动，而江河的产生、壮大与衰亡也不断交替。来自万古洪流的江河，孕育了人类，孕育了中华文明。

万古的江河一直存在着，江河的味道也从未消失，甚至历久弥新。

江河的味道包含了人类的发展。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黄河、长江两条大江大河附近生存繁衍，在这里他们由打砸石器到有目的地间接敲制石器，由采集植物、猎捕野生动物到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家畜。此时，江河在他们的生活中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的生存需要水，作物的生长也需要水，猎物的冲洗、烹饪更需要水。江河融入了祖先们的生活，融入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江河的味道沉淀着丰厚的文化。唐宋时期诗词发展鼎盛，人们在不同的地区书写着不同的盛世华章。而有关江河湖海的诗句尤为丰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波澜壮阔的诗句留下了文人们的名字，也留存着江河的味道。江河融入了文人的生活，融入了那个繁荣的时代。

江河的味道积累着变革的浪花。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红军长征途中，我党的英勇机智与坚毅果断巧妙地运用在了江河之上。四渡赤水的举措搞得国军晕头转向，血战湘江的冲击硬是为中国的未来杀出了一条血路。中国人民的血洒在了江河之中，江河的味道也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江河融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融入了这个崭新的、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江河的味道无时无刻不在沉淀、积累和发展。江河和每个时代息息相关，伴随着无数时代的兴起与衰落。它能够穿越时空，跟随历史的发展寻找永恒。它是万古以来历史的见证者，它的味道必定是五味杂陈的。

江河的味道，蕴含一切；江河的味道，孕育了过去，孕育着未来。

说来真是惭愧，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却从未到本省的博物院一览。

这次，我来到了安徽博物院。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正在举行特展。那便是共饮一江水——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好奇心驱使我买了一张特展的票，想追随先人的足迹，一览三星堆文明的壮美。

在游览的开始，展出的一种面具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装饰品，面具上有着犀利的双眼、高耸的鼻梁和细长的嘴。浓厚的眉毛和精心刻画的大耳朵都让人感到奇特。这种类人又不是人的面具到底蕴含着什么含义？它背后的历史渊源又是怎样的？

我将目光转移到了旁边的文字介绍，“巴蜀并辉”几个大字闪耀在我的眼前。

“古蜀文化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在商代、西周时期先后绽放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巴文化以川东、渝东峡江地区为中心，与古蜀文化并辉共融。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更加展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至此我才知晓，三星堆的巴蜀文化并不是一种一元的、单一的文化，而是巴和古蜀两种文化融合而成的结果。

此后，展馆展示了古蜀时期的一系列文物，有的来自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有的来自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即中原的战国时期）蜀王的墓葬，还有的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时的文物，那样的文物有巴蜀文化的特征，也已经有了中原文化的痕迹。

器皿、利剑、铜灯、图腾……不难看出，当时巴蜀文化发展得已经非常繁荣，他们有城池、有社会阶级的划分，图腾的精美并不亚于中原的甲骨文。古蜀国甚至是除了中原的商朝以外最强盛的一个帝国。而当它在被战国时期秦王朝吞并以后，则与中原文化完美地融合起来，构成了我们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不知不觉，我看到了结语，可是我却迟迟不能平静。若没有这样一个文明的存在，若没有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很难想象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三星堆文化被永远地留存在了历史之中，可我却觉得它时时刻刻存在于我的眼前，生生不息地活在我们中华文明的文化与精神之中，永不泯灭。

巴蜀人、中原人，我们共饮一江水，齐心协力，在历史的漫漫长路中不断前进，共同繁荣！

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为理解历史进程、共情历史人物，适当的情感是必要的，它能让我们与过去产生连接。但是，这种情感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历史学习绝不能沦为一种情绪煽动的工具，更不该为了迎合某种被塑造的情绪，而去拥护那些片面、断章取义甚至被歪曲的“历史”。这是我多年来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的感悟。

我的这些思考，在最近偶然看到的一个B站视频（BV号：BV1JoCcBLEGJ）中得到了印证。该视频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历史叙事是如何塑造群体情绪的。这对我产生了启发，我结合视频的观点，并加以引申，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视频中用古代文明举例，提到：

历史传统强调辉煌的古代文明，而现代历史中有诸多挫折时期，例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列强侵华等。这种历史的对比容易产生心理落差：一方面是古代辉煌文明的自豪感，另一方面是近代屈辱的挫败感。心理学上，这种对比会强化群体认同与自尊，而一旦情绪化叙事被放大，就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温床。

问题的核心在于历史的“符号化”。我们的古代文明常被塑造成一个辉煌的文化符号，这种叙事刻意忽略了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让我们难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横向对比。我们沉浸在“古代世界第一”的自豪感中，却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而任何试图打破这种信息茧房的尝试，往往会遭遇噤声、排挤甚至网络暴力，少数个体还会遭遇暴力机构的恐吓和威胁。

更可悲的是，这种片面、选择性的叙事，不仅存在于对古代的描绘中，也同样笼罩着我们对近现代史的解读，甚至渗透到我们对当下世界的认知中。

这套叙事体系是如何被构建和加固的呢？视频的分析同样切中要害。

一方面，在教育体系中，历史与爱国主义被深度捆绑。通过统一的教材、体验式的教学和各类集体活动，一种标准化的情感被反复强化，个体的情绪被引导着与集体立场对齐。在这种氛围下，个体思考的空间被不断挤压和扼杀，最终让位于整齐划一的集体立场。

另一方面，在被严格审查的媒体与网络空间里，这种情绪则被进一步放大。算法精准地推送迎合性的、极端情绪化的内容，过滤异见，制造了虚假的认知。异议的声音被消灭，极端的言论被默许甚至鼓励，最终催生了“网络出征”这类不正常的群体行为。

为何会这样？视频中提到，这是因为我们被潜移默化的植入了相当危险的思维模式——

• 二分法思维：将世界简单划分为“朋友与敌人”，将外界批评视为攻击。
• 从众效应：迫使许多人放弃独立判断，为融入集体而跟随激进立场。
• 历史符号：被反复强化的历史符号，早已超越了历史事件和知识本身，成为一触即发的情绪“扳机”，能轻易地动员起庞大的集体行动。

至于这套思维模式的塑造者是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由于抗抑郁药导致我思维僵化，我无法用精炼的语言的总结这种叙事的危害。于是我求助AI帮我总结了这种叙事的危害——

长期沉浸在这种叙事中，会让人的思维变得僵化、偏执，无法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也无法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有效沟通，最终陷入“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中，认知水平下降；另外，一个沉溺于过去辉煌、对外界充满敌意的民族，是无法真正开放和进步的，这种“受害者心态”和“复仇主义”情绪，会让我们错失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学习的机会，最终可能导致自我孤立。

在这样的信息茧房之中，说真话，或者说“说人话”的勇气变得尤为珍贵，这样的人人也愈发稀少。他们或被噤声，或被边缘化，甚至被不明真相的群体污名化。当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剥夺，真知灼见也会被误认为是别有用心。

我们还有出路吗？视频中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每个个体都能做到，终其一生努力践行：

除民族自豪感外，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辨别信息来源，理解算法的放大效应，从而减少情绪化反应。

营造允许不同观点被听到的讨论环境，避免因排斥异见而走向极端。

在尊重民族情感与防止被情绪化叙事绑架之间取得平衡。

这可以让我们更真实的认识过去，也为了更清醒地走向未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这样做。

这篇文章仅仅一千字，我却写了两天，我的大脑之所以变得混沌，全部拜这两种药物所赐——

《上学记》是由一个人口述回忆，另一个人写下来的，主要讲述1921－1950年间学校和社会的事情。因为是口述，这本书的口语化严重，文字稍显啰嗦，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这本书很容易读，像听人说话一样，所以会看得很快。

作者（实际为口述者，以下均称为作者）生于1921年的北京，在北京长大，在那里上了小学和初中。当时北京还是北洋军阀统治，学校里面基本上没有意识形态教育，北伐以后就有了政治学习，不过也不严格要求。在北京生活期间，看得出作者很幸福，逛茶馆，去听戏，在图书馆看书，生活很丰富。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作者的英语底子非常好，后来上大学直接读英语教科书和原著，和外教用英语口语交流。

日本占了北京以后，扶植了傀儡政权，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后来全面抗日，真的打了起来，好多学校都迁往南方。作者的高中上的是中大附中，先是迁到长沙，后又到贵阳。

作者考上了西南联大，他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七年时光。被大师和优秀的同学包围，可以积极地吸取养分。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乐观，都很努力。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讲的就是作者在西南联大生活和学习的事情，回忆了他的老师和同学，每个人都有才有名有个性，当时的中国真的是人才济济啊。

作者1949年回到了北京，又上了「革大」，后来去了研究所，也下过牛棚。1950年作者才29岁，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本书成书于2006年，整整56年的时间却很少提及。

作者说自己的性格是「远离政治」，不参与政治活动，才得以保全自身。他的三姐和妹妹上的是北大和联大，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一个发了疯一个自杀，下场都不好。

这是一本好书，作者的三观很正，适合有一定近代历史基础的人来读，可以让你感受到教科书里的历史和个人经历过的历史的差别。历史是有温度的，正在于它的细微处。

以下为摘录：

上海这一仗打得厉害……几十万军队投入进去，足足打了三个月，不要说全中国，那是全世界都没料想到的。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这一仗却打得很不明智。应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地方那么小，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的炮火，那样硬打牺牲太大，不值得的。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气，“我们也能打，“也能跟他拼”，在政治上、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也许这是必要的，可真要算起细账来，我觉得划不来。后来上海守不住了，一泻千里，整个阵营都乱了。

和现在一样，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也讲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一门功课最能拿分儿、是最吃紧的，其余的课都不重要。像历史、地理，临时背背就完了，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什么了不起的高分。至于更次要的课程，比如你歌唱得好不好，那就更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三门主课，国文、英文、数学，其中国文又是最不重要的。因为第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文。第二，国文最不见分数，一般都给个七十来分，好的给个八十多，差的也不会不及格，所以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文。数学是死的，出五个题目，全答对是满分，答对四个就是八十。英文也是，比如这句话应该怎么讲，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也是后来上大学时最要紧的两门课。学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学文科的，除了中文专业，外语过不了关也看不了教科书。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有的同学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能干四十八小时的活，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恩(1849年起定伦敦)，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

我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想要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人总得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比如我想发点小财，想改善一下生活。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我想，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过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

《上学记》是由一个人口述回忆，另一个人写下来的，主要讲述1921－1950年间学校和社会的事情。因为是口述，这本书的口语化严重，文字稍显啰嗦，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这本书很容易读，像听人说话一样，所以会看得很快。

作者（实际为口述者，以下均称为作者）生于1921年的北京，在北京长大，在那里上了小学和初中。当时北京还是北洋军阀统治，学校里面基本上没有意识形态教育，北伐以后就有了政治学习，不过也不严格要求。在北京生活期间，看得出作者很幸福，逛茶馆，去听戏，在图书馆看书，生活很丰富。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作者的英语底子非常好，后来上大学直接读英语教科书和原著，和外教用英语口语交流。

日本占了北京以后，扶植了傀儡政权，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后来全面抗日，真的打了起来，好多学校都迁往南方。作者的高中上的是中大附中，先是迁到长沙，后又到贵阳。

作者考上了西南联大，他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七年时光。被大师和优秀的同学包围，可以积极地吸取养分。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乐观，都很努力。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讲的就是作者在西南联大生活和学习的事情，回忆了他的老师和同学，每个人都有才有名有个性，当时的中国真的是人才济济啊。

作者1949年回到了北京，又上了「革大」，后来去了研究所，也下过牛棚。1950年作者才29岁，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本书成书于2006年，整整56年的时间却很少提及。

作者说自己的性格是「远离政治」，不参与政治活动，才得以保全自身。他的三姐和妹妹上的是北大和联大，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一个发了疯一个自杀，下场都不好。

这是一本好书，作者的三观很正，适合有一定近代历史基础的人来读，可以让你感受到教科书里的历史和个人经历过的历史的差别。历史是有温度的，正在于它的细微处。

以下为摘录：

上海这一仗打得厉害……几十万军队投入进去，足足打了三个月，不要说全中国，那是全世界都没料想到的。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这一仗却打得很不明智。应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地方那么小，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的炮火，那样硬打牺牲太大，不值得的。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气，“我们也能打，“也能跟他拼”，在政治上、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也许这是必要的，可真要算起细账来，我觉得划不来。后来上海守不住了，一泻千里，整个阵营都乱了。

和现在一样，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也讲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一门功课最能拿分儿、是最吃紧的，其余的课都不重要。像历史、地理，临时背背就完了，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什么了不起的高分。至于更次要的课程，比如你歌唱得好不好，那就更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三门主课，国文、英文、数学，其中国文又是最不重要的。因为第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文。第二，国文最不见分数，一般都给个七十来分，好的给个八十多，差的也不会不及格，所以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文。数学是死的，出五个题目，全答对是满分，答对四个就是八十。英文也是，比如这句话应该怎么讲，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也是后来上大学时最要紧的两门课。学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学文科的，除了中文专业，外语过不了关也看不了教科书。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有的同学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能干四十八小时的活，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恩(1849年起定伦敦)，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

我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想要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人总得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比如我想发点小财，想改善一下生活。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我想，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过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